“我的写作永远都不会背离我所熟悉的那一片土地”，迟子建在《为生命的感受去写作》的访谈中曾说到。迟子建出生于黑龙江省漠河县北极村，大兴安岭脚下，中国最北的地方。在她所熟悉的那片土地上，“春天时会因解冻而变得泥泞、夏天时绿树成荫、秋天时堆积着缤纷落叶、冬天时白雪茫茫”，少年时的迟子建进山拉柴见过鄂伦春人雕刻在粗壮大树上的白那查山神的形象，鄂伦春人是游猎于莽莽林海中的少数民族，在少年迟子建的心中他们是神秘而遥远的。后来随着大兴安岭的开发和利用，这些少数民族开始下山定居，报纸也经常报道他们的消息。当旁人带着猎奇的心理关注这一事件时，迟子建的心中却感受到这些弱小民族在走向现代文明道路中的焦虑与失落。
来自于贝加尔湖畔，生活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鄂温克人几百年来过着原始的游猎生活，他们信奉萨满，常年在大兴安岭莽莽林海里迁徙，放牧驯鹿，依靠打猎生存，通过商人与外界交换获得生活物资。小说给我们呈现了鄂温克人的生活方式、习俗、观念等，在“清晨”的这个部分里他们的生活世界还是自足封闭的，仿佛天长地久亘古不变。但这个世界绝不是风平浪静的田园生活，也不是没有残酷的生存环境。他们必须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寻找生存的道路，一方面他们与自然中的猛兽相搏斗以获得生存机会，另一方面他们从自然中获取食物，对自然充满了敬畏。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自然神，他们会为动物举行葬仪，人与动物之间或许存在个人恩怨（老达西与狼），但这与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恩怨并没有什么差别。人与人之间也并不都是牧歌式的情感，他们有恩怨情仇，也许在一生中都逃脱不了这种羁绊，只不过在大自然粗粝的熏陶中，他们的情感也都是浓墨重彩的，挥毫泼墨般的。他们与自然融为一体，他们就是自然。
但这种生活是有尽头的，小说第一部分结尾告诉我们日本人来了，历史开始了，一个原始游猎家族在历史大潮中兴衰转变的画面便在我们眼前铺展开来。如果把林克与达玛拉作为第一代人，“我”和鲁尼是第二代人，维克特、安道尔与达吉雅娜是第三代人，九月、安草儿、伊莲娜与索玛是第四代人，六月、帕日格与沙合力是第五代人。这几代人在差不多一个世纪里经历了时代的沧桑巨变，抗日战争、饥饿年代、“文革”、大兴安岭林区开发以及迎来改革开放新时期。第一代人还能代表着不被侵扰的原始游猎生活，从第二代人开始他们的生活被山外的战争所扰乱。日本人来了，生活无疑受到影响，一些人的人生轨迹也因此发生改变，如小达西、伊万、拉吉米、娜杰什卡还有“我”。新中国成立，随着对大兴安岭林区的开发，他们生活的自然环境开始受到影响；在“文革”中，一些人的个人命运也受到政治形势的波及，如小达西被造反派打断一条腿后自杀，杰芙琳娜也跟着殉情，而伊万在被造反派抓走放回来后也气急攻心吐血而亡。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在政府的政策鼓励下，一些人陆续下山定居，如第四代第五代人，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山中的自然环境被破坏，他们的游猎生活很难再维持下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下一代能够跟上时代社会的发展，他们必须要接受现代文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但从一种生存方式向另一种生存方式的转变并不是那么容易，这种定居生活呈现出不适应性和反复性。“我”作为第二代人是始终不下山的，连下山的驯鹿都不适应定居生活，更何况习惯在山中游猎的人。如果说这种生活上的不适应性还属其次的话，那么在精神和情感上的不适应性则是致命的，最典型的表现便是伊莲娜。伊莲娜是第四代人，是“我”的孙女，喜欢画画，氏族中的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在呼和浩特做美术编辑，离婚后与记者刘博文结婚，2000年投河而死。伊莲娜在大山中出生，童年成长在山中，后来去激流乡读书，寒暑假依旧会回到山中，她喜欢画画，并靠着优秀的成绩一步步走向更广阔的世界。然而她是矛盾的，无所归依的，她喜欢原始自然，但又无法忍受长时间的寂寞，她向往城市，但又不能与城市和谐相处。焦虑茫然，一颗心无处安放，她既不属于自然，也不属于城市，精神无地彷徨，最终走向河流。
伊莲娜在这里的形象有相当的寓意性，她选择艺术以画画为生，而艺术中总是存在着对人的追问与思索，它是面向内在灵魂的。当我们开始追问自我与人生时，可以说“不幸”和“痛苦”就开始了。伊莲娜不是唯一一个生活在原始自然与现代文明相碰撞时代中的人，此外还有九月、帕日格、沙合力，索玛等。九月成为了一个邮递员，与商店售货员林金橘结婚后过上了定居的生活。而帕日格和沙合力不喜欢学校的教育，同时又不能回到山中，他们渐渐就成了社会上的不安定分子，沙合力后来因偷盗山中木材被送进监狱。生于78年的索玛长大后叛逆放荡，这个随改革开放新时期一起成长起来的鄂温克族姑娘并没有迎来一个美好的未来。他们大多挣扎于自然原始到现代文明的或成功或失败的转换中，成功的只是少数，如九月，而大部分人失败了，他们不是堕落了，就是崩溃了，如沙合力、索玛与伊莲娜。
迟子建在《从山恋到海洋》中写到有人问她这篇小说写的就是鄂温克人吗，她回答说“是，也不是。”随后她做出解释说小说里还有许多虚构的故事和她所了解的鄂伦春人的故事。诚然她在这里不只是写到鄂温克人，还有鄂伦春人，写“大自然向他们敞开了美好而和谐的一面，也给了他们严酷而凄清的一面”。我想除此之外，这个“是，也不是”还包含了更深的含义。通过对鄂温克人这一百年来历史的讲述，小说给我们展开了一幅少数民族艰难生活的画卷，不仅表现了他们对自然与生命的敬畏，也揭露了在现代社会的文明发展中，人类对大自然肆无忌惮的开发与掠夺对自然环境造成的毁坏，以及在面对这种现代文明时，少数民族在生活方式与精神文化上的不适应。在这种不适应中，我们看到现代文明对人心灵与情感带来的伤害。这也许不单是鄂温克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在全球有多少过着他们原始生活方式的“鄂温克人”遭到现代性的冲击，不仅失去了原有的生活方式，而且也融不进现代文明的生活之中，在往哪里去，他们也不知所措。
如果“鄂温克人”也是“我们”，这个小说就像是一个寓言，一个关于自然原始与现代文明的寓言，一个关于我们情感与心灵的寓言。在科学与理性已取得胜利的现代社会中，人们相信掌握规律就能改造自然，就能改变环境，甚至“人定胜天”。在对人类自我的无限幻想与膨胀中，人们已失去对自然的敬畏，把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人与自然的关系扭曲了，人与人的关系也扭曲了，自然不再是敬畏的对象，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而人也变成了手段，虚伪、狡诈、欺骗、虚荣、金钱等充斥于现代人的生活之中，而简单质朴真诚温暖的人际关系是那么缺乏。这不仅是从山中走出来的“鄂温克人”所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个现代人所面对的问题。虽然我们不曾过着原始的生活方式，也无需适应现代的生活节奏，但我们作为人不是原子化的单位，需要与他人建立联系，这种联系不是一种冷冰冰的事务上的联系，而是一种具有温度的真诚的情感联结。而现代的生活方式是不是正在摧毁着人们的这种情感联结，使每个人在迅速变化的时代里迷失方向孤身奋战焦灼不安。每个人都像在没有月光的黑夜中触不到彼此，尽管人们是那么地需要彼此。
原始自然，就像是人类的童年，人类是不是经常会回忆或者想念自己的童年，会不会对现代社会与文明产生厌恶并想逃回到童年。在“黄昏”中我们明显感到小说的节奏加快，一方面是由于很多人的死去让我们感觉到时间的流逝，另一方面较之其他部分作者用了更多公元纪年的数字，而不再用鄂温克人自己纪年的传统，两个世界逐渐统一，终于现代文明淹没了原始生活。节奏的加快暗示了原始生活方式以更快的速度走向崩溃，随着这种生活方式而去的是依附于之上的人际关系与情感模式，生活在其中的人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一切生存的难题就来到了他们的眼前。但在尾声中它又恢复了和谐与安适，最后的结尾让人满怀憧憬，在路的尽头白色驯鹿回来了，去了布苏的“木库莲”又回来了。作者还是温情的，不忍的，还是给了我们希望。而我们似乎都知道这是一条艰难的回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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