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纵观大明十六帝,我们不难发现自宣德之后,各代帝王大多荒淫无道、怠持朝政。其中有顽劣公子朱厚照,有好道纵欲皇帝朱厚熜,也有昏庸荒诞帝王朱翊钧,还有木匠天子朱由校……除此之外,明朝中后期面临的还有外戚、宦官、权臣、宦寺以及藩镇的重重威胁。但是在这样的严峻背景之下,明朝还能延续上百年,这究竟为何?
以至于清代史学家赵翼在《陔余从考》中说道:"不知主德如此,何以尚能延此百六七十年之天下而不遽失,诚不可解也。"
换句话说,明朝君主德行如此,为何还能苟延百六七十年,实在是想不通。
不过我们若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不难窥到其中的原由。从表面上来看,在明朝中后期,君主大都荒诞怠政,并且同时还存在着种种威胁,但换个角度仔细看,便能发现其各朝的皇权都不曾坠地不收。
这才是"不知主德如此,何以尚能延此百六七十年之天下而不遽失"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种原因的形成却与明朝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故本文将从明朝废除丞相制度着手,介绍君主专制强化后的产物(内阁的诞生和发展),然后分析宰相与内阁首辅的差异以及废除宰相制度和内阁产生的历史意义,最后加以总结和反思,以此来见证明朝君主专制的强化之路。
君主专制强化:废除丞相
明太祖朱元璋画像
朱元璋作为一个由草根出生的皇帝,深知权力的来之不易,故对皇权表示出极大的欲望,同时对皇权的安危也显得十分看重,生怕他人指染其皇权。再者,朱元璋从草民一步步走向皇宫大殿,在这长期的实践中,使他形成了直接指挥以及决断政务的习惯,所以其必然不会甘于皇权的旁落。因此在朱元璋看来,皇权的强化势在必行,这也就出现了下面将要讲的加强君主专制的种种措施。
朱元璋借鉴前朝的经验,认为宰相才是专权乱政的根源所在。因此,他的心中逐渐萌发出一个大胆的念头——废除丞相。
顺时而举易为力,背时而动难为功,朱元璋一直在等待着一个机会,准备将他心中的这把"大斧头"抡出去,直接砍翻所谓的宰相制度。
胡惟庸剧照
而正在朱元璋等待良机之时,丞相胡惟庸骄横跋扈,擅权专姿,这无疑给了朱元璋提供了一个趁热打铁的机会。刚想睡觉,就有人送枕头,此时不动,更待何时?因此朱元璋雷厉风行,开始以一种强横的手段,一步步加强对皇权的掌控。
十三年正月,诛丞相胡惟庸,遂罢中书省。其官属尽革,惟存中书舍人。(参考《明史·卷72》)
杀鸡儆群猴之后,朱元璋仍然感到不安,认为丞相制度在以后仍然会死灰复燃,故在洪武二十八年再度踏出一步。
《明太祖实录》中记载:"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事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
为了使丞相制度达到彻底的废除,朱元璋规定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同时各个机构相互制约,并且子孙后代也不能设立丞相,若是有官员建议设立丞相,则将受到重刑的责罚。
宰相制度的废除,使得千百年来的相权与皇权合二为一,同时各大中央机构并列于皇权之下。如此一来,任何派别和集团都无法游离于皇权严格的管控之外,从而强化了君主专制,树立了皇权的绝对权威。
在废除丞相达到强化君主专制的同时,厂卫也应运而生,其作为特务机构对官员进行严格的监视,也使得明朝君主专制进一步强化。
君主专制强化后的产物:内阁的诞生和发展在丞相制度被废除之后,统治者需要处理的政务自然也多了,"星存而出,日入而休"便成为了朱元璋的日常标配,这让极为勤政的朱元璋也显得力不从心,以至于最终发出"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五丈犹拥被"、"密勿论思不可无人"的深深感慨。
朱元璋剧照
据相关学者统计,自洪武17年9月14日到9月21日的这8天里,朱元璋共收到奏章1660份,共计大小事件3391件。也就是说朱元璋平均每天需要处理207份奏章、411件事。
如此繁重的政务压力把朱元璋压的喘不过气来,最终不得不寻求他人的协助。因此,在丞相废除半年后,朱元璋便设立了四辅官来辅佐自己处理政务。四辅官多为"高年笃厚"者,他们饱读诗书,年龄大都在七十岁以上,而且毫无政治经验。这样的一群"高龄"官员不管在经验阅历上还是在工作精力上都显得不尽人意,甚至有时候,还会因为其思想的迂腐酿出大错。故四辅官的存在还不到两年,就被朱元璋下令撤销。
在四辅官制度的失败之后,朱元璋仿宋制,设殿阁大学士,选择将这繁重的工作分摊到殿阁大学士身上。而这时的殿阁就相当于一个皇帝的私人咨询机构,其中的殿阁大学士没有任何实权,任何重大政务的决策权都在朱元璋手中。
就如《明史·职官志》所记载的那样:"殿阁大学士只备顾问,帝方自操威柄,学士鲜所参决。"
然而到了明成祖朱棣执政时期,开始挑选官员进入文渊阁,官衔为入阁办事。直到这时,才正式开始拥有内阁之名。(参见《明史》:避宰之名,又名内阁)虽然明成祖朱棣的做法与朱元璋一样,但是在成祖一朝,内阁可以参与军政大事的商讨,地位也逐渐上升,甚至有着专门的衙署和属官。
明朝“三杨”
到了仁、宣二人执政时,内阁的权力进一步壮大,杨漙、杨士奇、杨荣作为皇帝老师,同时又兼任内阁大学士,故内阁的地位高涨,并且开始逐渐拥有实权,最终形成了著名的"三杨辅政"的局面。
到英、武二宗时期,内阁的权力再一步壮大,并且有了首辅专权的趋势。首辅作为内阁大学士之首,拥有着对朝政大事以及奏疏处理的"票拟权",其权力也开始逐渐超过六部之权。
到了明世、神二宗时期,内阁首辅的权力达到顶峰,已经凌驾于六部之上。此时的内阁首辅已经与原来的宰相只差一个称号而已,虽无宰相之名,但有宰相之权。
正如《明史》中所记载的那样:"(内阁)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
当权力达到顶峰时,其面临的必然是下坡路。明神宗晚期时,不理朝政,宦官得以参政,随着宦官权力的扩张,内阁首辅的权力便有所缩减。君主专制的强化产生出内阁这一历史产物,内阁的壮大,反过来又维护了君主专制的统治,可谓是一个良性循环。但是在明朝后期,这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最终却被宦官打破,进而步入了前朝宦官专权的后尘。
宰相与内阁首辅的各方面差异先谈宰相,其权力可以说是宰相制度所赋予的,其职务的任免要经过统治者和众官僚的共同商讨。他们作为国政大事的决策者,与皇权相互抗衡。在皇权和相权两者之间,一方权力的崛起必然对应着另一方权力的衰落,所以各朝各代的统治者都在想办法制约或分化相权,从而达到强化皇权的目的。如汉武帝施行"内外朝"制度来抑制相权、唐朝设置"三省六部"将相权一分为三、宋朝施行"二府三司制"分割相权。
而反观内阁首辅,其一切权力都归于皇帝一人的宠信,一旦遭到统治者的不满,其权力和地位的光环将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变得暗淡无光。他们作为皇帝"秘书"或者"顾问"的形式存在,由皇帝一人直接委任或罢免。与宰相最大的不同便是其不能制约皇权,只能看作是一种君主专制强化后的历史产物。
宰相制度的废除和内阁诞生的意义
宰相制度废除的意义:
①因为朱元璋加强皇权的需要,宰相制度遭到废除。这样一来,便解决了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在根本上改变了君主通过丞相管理国家政务的局面,使得君主专制进一步得到强化。不仅如此,带来的还有多民族国家统治的进一步巩固。
②没有了相权的抗衡,皇权更显得至高无上,因此统治者的行为也更不受约束,而国家的兴盛衰危均与统治者的个人素质息息相关。这正是在明朝中后期各代皇帝都荒诞怠政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为明朝灭亡的添了一把火。
③丞相制度废除后,国家大事均由统治者一人裁决,即使统治者品行端正,但长此以往难免会有偏颇和草率,这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对国家的统治是极为不利的。
④废除丞相后,必将加重统治者的负担,这也成为了推动"四辅官"和"内阁"的出现的重要推手。同时原本效力于宰相的六部改为直接对统治者负责,使得六部的权力也有所扩张。
内阁制度诞生的意义:
①内阁作为君主专制强化下的历史产物,加强了君主的绝对权力。内阁的权利由君所授,其处理任何政务时,都要按照皇帝的旨意来做。因此,其对皇权的制约效果并不大,最终沦为了明朝君主专制维持下去的有效工具。
②内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统治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同时也存在不可忽略的消极影响。因为内阁官员一般都是翰林院出身,并没有多少处理政务的经验,以至于很多人一辈子都平庸,在治理国家上并没有太大的作为。对明朝后期来说,此时宦官窃权,而内阁官员大多对宦官唯尔是从,只懂得讨好统治者,最终滋生出一股因循腐化的政风,这种情况在张居正死后更甚。
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
③阁臣表面上被皇帝控制,实则暗地里受到宦官的操纵,并且为了争夺"首辅"之位,常常结交宦官和倾轧同僚,最终形成朋党倾轧的混乱局面。
结语朱元璋为了防止他人指染其皇权,拿胡惟庸开刷,并且通过废除丞相的措施来强化君主专制。当君主专制强化之后,其要面临的是那无穷无尽的繁琐政务。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朱元璋便开始探索一条既能够帮助自己处理政务却又不会制约皇权的新道路,只有这样君主专制才能一直强化和维持下去。
因此,在"四辅官"的失败后,内阁制度应运而生。内阁的出现,有效地解决了繁杂的政务,同时也保证了至高无上的皇权不受到相权的制约。不仅如此,内阁作为君主专制强化后的历史产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君主专制的强化,也巩固了对明王朝的统治。当然,内阁的出现也使得明朝中后期朋党各立、因循腐化,又给明王朝的统治增加了难度。
总的来看,丞相是一个民主的象征,且具有强大的行政能力,可以制约皇权。而内阁是一个君主专制的产物,当作维持君主专政的工具而存在,并不能制约皇权。丞相的废除,为明朝宦官专权提供了条件,但是也阻碍了民主的发展。而内阁的出现不仅巩固了皇权的地位,也与后期的宦权相互牵制,最终达到微妙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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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泽放史,图源于网络,侵删。
参考资料:《明史·食货志》、《明史·职官志》、《明太祖实录》、《明实录》、《明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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