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润和 出品：民勤县文化馆
油茶油茶，冬季早餐之一。宰了猪、羊，把板油切丁，在铁锅里翻炒。肉丁和油分离，收缩为“油哱罗子”，金黄发亮，香，脆，解馋。捞出肉丁，在一汪猪、羊油里放入炒面、葱末和五香粉，用力搅拌，老家人谓“跐”。此处的“跐”与其本意“用脚踩踏”无关，而是用手拿勺子使劲。猪、羊油和炒面在盆或碗里融为一体，逐渐冷却，凝成块状。食用时切为碎末，熬成糊状，泡馍或饼吃，味醇厚。陕西油茶是在炒面里加动植物油、桃仁、花生、芝麻等，民勤做法大同小异，但没有桃仁一类的辅料——当地不产这些物品，多数人家买不起。兰州也有油茶，加入的辅料比陕西少，比民勤多，味道近似。
诗人韩东在其诗《温柔的部分》里写道:“我有过寂寞的乡村生活/它形成了我生活中温柔的部分/每当厌倦的情绪来临/就会有一阵风为我解脱”。早年读此诗，感觉头顶有炊烟飘起，烟火味随风吹来。烟熏气，是老家的味道之一。
土木结构的老式民居，土炕、锅台、油灯、火盆、炉子，无一不与烟火有关。屋顶的木梁、檩、椽、芨芨草编织的房席，经年为烟火熏染，黝黑如涂了厚厚的油漆，发着幽幽暗光。房席结了吊吊灰，檩椽表层的烟油聚成一绺，高温时掉下点点乌黑的“油滴子”。油烟篡改了墙壁的黄土本色，四壁黑如锅铁。透过中式花格木窗，光线直扑黑墙上色彩斑斓的工农兵宣传画——那些手臂比例超大、面孔紫红如铜、表情喜怒尽显的人物，正以炯炯目光注视着黑屋的一切。
80年代初，一久居台湾的老兵回乡探亲，在黑屋里面壁惊叹：“你们把屋子刷得乌光明亮，得多少油漆？要花几天功夫啊？”
土炕，炕洞或开在屋里，或开在屋外后墙。冬天和初春的黄昏，每家都有人提着筐子，装上秋天储存的麦草和稳子，填塞到炕洞，用耥耙——长约2米的“丁”字形木耙将燃料摊平，点火烧炕。若遇风向逆反或草稳潮湿，屋里浓烟滚滚，呛得烧炕者紧闭双眼，咳喘不止。大风天气时炕火凶猛，炕洞里呼呼作响，炕上的芨芨草席和羊毛毡常被烫出黑洞。各家备有木板或木棍，土炕温度过高时塞进炕皮和草席之间，隔热、防烫。炕洞里的草木灰，隔几天就用铁锨掏出来，倒进露天厕所。老家人惯称厕所为“灰圈”，来历即此。
冬暖夏凉的土炕，烧热过多少人的梦，又消解了多少人的夜？
旱烟、煤烟、柴火，无处不在的烟熏气，流动在人的头发、衣服、呼吸甚至血液里，在树木的摇动、骡马的蹄声、井水的微波里。“这里永远怀有某种真实的悲哀/就像农民痛哭自己的庄稼”(韩东诗)。
青黄不接时的“穷人菜”，陕北、山东青州、甘肃各地皆做。以时令蔬菜等做主料，拌了面粉蒸熟，加植物油、盐和其它调料即可。
老家的“毛馍馍”布拉子，估计已难得一见了。农村用大铁锅和馕坑蒸烤馒头、锅盔、花卷等，一次均在十数斤以上。碰上阴雨不开，通风不畅，这些熟食极易霉变，长出黑、黄、绿色的菌毛，味道甜、苦各异。“毛馍馍”之名由此而来。家长舍不得用来喂猪，更不想扔了，泡软，搅碎，拌面做布拉子。另一种情形是馍馍僵硬，嚼不烂，也做布拉子。
我在老家吃过多种布拉子。春天爬榆树、槐树，摘了花做布拉子尝鲜。南瓜，又名菜葫芦或笨葫芦，盛夏时叶大茎壮，枝蔓铺地或爬上墙头，悬起朵朵黄色的喇叭，蜜蜂嗡嗡，声色诱人。摘了南瓜花做的布拉子，微甜、味鲜。那年代大唱“红米饭南瓜汤”，穷乡僻壤有南瓜汤，哪有红米？革命理想全靠瓜菜滋养。儿童歌曲《井冈山下种南瓜》有唱句：“做餐革命传统饭呀，红米野菜煮南瓜呀，”我想象的南瓜饭，就是布拉子吃完后做的南瓜面条，没有红米野菜。秋天，一伙小学生偷偷摸摸爬在地里，揪下苜蓿花塞进书包或口袋，回家做布拉子。至于土豆、糖菜、胡萝卜做的布拉子，属家常便饭，并无稀奇。
老家人饮茶，数百年多为茯砖，出自湖南安化和益阳。健胃、利尿、去腻解酒，是边地紧俏物品。明清至民国，民勤茶商马合盛号将湖南等地茶叶运至陕西泾阳加工，成品贩往西北各地，赚成甘肃巨富。民勤人喝的茶，多赖马氏供给。李玉寿先生《天下民勤》一书等有详细记述。
1934年，马合盛号渐趋没落。腊月，63岁的大掌柜CEO桑培荣“被居停主人迫而外出，由镇而凉、而兰、而陕、而泾”，收拾残局。他在泾阳的孤馆寒窗里写下了马氏茶号衰败的因由和惨状：
“余忝膺主人之聘，于宣统三年曾来泾邑经理茶业。适逢国变、兵燹之余，军人驻扎，几虑不保。未几而清廷逊位，革命告成，余遂西上。民国十九年九月初六日，因某防军分驻此宅，士卒等收拾火药、炸弹、煤油之类，一时失慎，炸药暴发。可怜正宅两大院一炬成灰，寸木无存，只剩后院及西偏院一宅而已。二十三年冬，余适因事务乘飞机前来陕省，晋谒马彤卿主人，遂复逾渭渡泾，重莅斯地，栖居西偏院之西厢。阴霾黑暗，惨无天日，不胜城郭今昔之感。”（桑培荣《萍水日记》）
民勤茶商消失，老家人喝茶大概不如从前方便了。1949年后的30年间，茯砖摆在国营商店，公职人员还能喝得起，普通百姓未必经常喝。后来有了花茶，更是稀罕物。80年代，经济好转，茯砖大行其道，老家人的茶杯盛满黑酽的汁液，加了白糖、红枣、枸杞等，一直喝到茶色发白无味方休。绿茶、红茶的普及，似在近二三十年。
民勤有大小两种茴香。大茴香成片种植出售，作香料药用，碾成粉末炒菜，有肉味，俗称假荤腥。小茴香野生野长，秋后收集取籽，秆剁碎，炒，泡水喝。小茴香籽泡水微浊，秆子泡水清亮。老家人所说的“茴香茶”，实无“茶”的成分，不过是一种饮品，是替代茶叶的不二之选。《唐本草》载“为温中散寒、立行渚气之要品。”茴香茶色金黄，味辛甜，酷暑高温时隔夜不馊。老家的骆驼客远走绥远、张家口和外蒙等地，随身带着泡了茴香的水皮囊。一说茴香茶最少7天不变味，另说暖胃驱寒，利于适应水土变换。
我离开老家多年，在河西、在兰州，时常用老家亲友赠与的茴香泡水，清爽，开胃，有乡愁的滋味。犹记得上学时，装满茴香水的玻璃瓶，沉甸甸地坠在书包一角；也记得老家旧屋，茴香秆和籽沉在瓷盆底部，放学回家总要大喝几口。
茄莲，学名苤蓝，又称球茎甘蓝，橄榄球等。16世纪到自欧洲舶来中国大陆，南北皆种植，品种不同而已。《本草求原》谓其甘辛，冷，无毒；宽胸，解酒。《滇南本草》称：“治脾虚火盛，中膈存痰，腹内冷疼，小便淋浊；又治大麻风疥癞之疾；生食止渴化痰，煎服治大肠下血；烧灰为末，治脑漏；吹鼻治中风不语。皮能止渴淋。”我对上述药用几无所知，搬来权当初学。现代人分析的各种营养，在当时并不在治病之列，充饥而已。
老家的茄莲似属笨苤蓝一类，大叶、绿皮、白肉；秋种，百十天成熟。扁圆型球体，大的30公分，重两三公斤。城郊的生产队多有种植，秋后在市场、马路边卖。那些种菜的农民，秋末冬初推着架子车走向城里，帽子和胡须上挂着寒霜凝成的白水珠。茄莲被揪掉了厚大的叶片，像一个个不规则的绿皮球，层层摞摞挤进架子车箱，交易后被搬上厨房的桌案，等待刀具的处置。
民勤之外的地区，茄莲的吃法五花八门，腌炸泡炒各有手段。
民勤食用方法有二。一腌咸菜，佐以芹菜、辣椒，红白绿三色俱全。90年代后期至今在民勤坝区盛行。二切丝，煮熟，拌红辣椒即成 “红菜”。在面条为主食的年代，红菜是逢婚丧嫁娶的标配。简陋的伙房乌烟瘴气，风匣哐嘡作响，炉火一明一暗，黑铁大锅沸水翻腾。锅台上一人操柳条笊篱，将火候足够的茄莲丝频频捞出，扣入2米见方的篰篮。热度降低后再分入面盆，撒上辣椒面和麻籽油，拌匀，装满菜盘上桌。青壮年变成饕餮，老人们扭动面颊，拼凑出令人心酸的盛宴。
老家俗话骂女人丑，喻为“猪不啃的茄莲”；骂人愚笨，常用“头吃的像茄莲”，嘲笑他人，戏谑自己——在极端环境生长、被清洗过的脑袋，再聪明也是茄莲。
茄莲，像“球状闪电”，但不能飞，也不会在空中爆裂。
挂面，实在是太普通了。从北到南，品牌繁多，工艺由手工进化为机制，没有太多的地域差异。有资料说挂面最早出现在元代，兰州财经大学高启安博士的研究结论是：从敦煌文献发现，挂面在唐代就出现了，当时叫做“须面”。大概类似火锅配用的龙须面、牛肉面的细面或毛细。
老家手工挂面，搭起和屋檐齐高的木架，约3米。挂面上架，千丝万缕如瀑布定格，有画意。面挂好下架，主体切段，分捆包扎，剩余挂杆处的面头，形扁圆，拇指大小，长、宽两三公分，在面柱上似一微型瓦，下架干了就不像瓦了。老家叫“挂面碗碗”，但“挂面瓦瓦”更贴切。上薄、盐轻；下厚、盐重，咸。这些面疙瘩长短参差，厚薄不匀，厚的要煮很久才变熟变软，薄的已成烂糊糊了。拌了油泼辣椒、蒜泥或醋，入胃后反攻倒算，咸、硬，难消化。偶尔吃一顿尚可，吃多了就成了折磨。胃扎，口渴，整天喝水；加上老家水咸，越喝越渴，肚子鼓胀，听得到水在里面咣当。
挂面匠一般要反复利用挂面碗碗，泡成面团，等下一家挂面时掺入新面充重量，是其赚钱的技巧之一。近年机器挂面机大行其道，挂面碗碗多被回机再造成面条。请挂面匠做手工挂面的人家，留下一些挂面碗碗自己吃，多余的拿出去卖，满足了喜好者，也免了反胃之虞。
糖萝卜浮沉糖萝卜，也是西域或欧洲的外来物。这个又名糖菜的植物，饱含甜蜜，暗藏苦涩。70年代，民勤大量种植，供给武威南部的黄羊镇糖厂；未达到收购标准的残余，变为包子或布拉子的原料。秋末，挖糖菜的男女老少挥动铁锨䦆头，仿佛愤怒的复仇者，要在大地皮肤上刻下疤痕。挖出的糖菜用架子车拉回家，堆在屋檐下。一场持久战开始，有动手能力者全部深陷其中。剁叶子、刮根须，用小铁勺挖掉皱褶里的泥土。入夜，电灯垂在屋檐下，灯蛾飞绕，像一团空悬的黄雾。若逢停电，油灯如豆，劳动者睁大眼睛，吃力地和糖萝卜上的泥土较劲。秋寒冰凉，渗进被贫穷劫持的乡村。
糖萝卜收购点在城南，送货的长队罗列四周，全无“扬鞭催马送公粮”的喜庆。老乡带着干粮和开水瓶，半夜起来赶路、排队，驴拉手推着捯饬干净的糖萝卜，等待验货、取款，一个流程下来就是一两天，难避天时、人为的凌虐。
数年后，县城东郊修起了糖厂。要喂饱糖厂的机器，各乡镇按计划给农民分派种植任务，糖萝卜大批量涌上了地面和道路，在糖厂里被榨干后，渣滓堆积如枯骨，腐烂、刺目。收货方无现金支付，遂讨得权威指令，开白条收据，或以新出产的白糖抵顶欠款。农民用汗水换来的白条，迟迟兑换不了现金，便以货币的面目入市流通，买卖、易货、歌厅消费、餐厅饮酒……传闻外地驻民勤的性工作者，拿着白条找有司讨债。糖萝卜换来的白糖瘟疫一样在家乡流转，有玩笑说：那几年白糖多如沙子，尿出来的尿含糖量极高，粘稠如胶。
经此大劫，糖厂销声匿迹，糖萝卜一蹶不振，换不了金银，也无昔日熙熙攘攘的庞大阵容了。
记得一本关于东南亚历史的著作称：19世纪30至70年代，印尼殖民政府在爪哇把土地租给农民，强迫种植甘蔗、烟草等出口农作物，按官价向政府缴纳，代替地租。我由此想到过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经典作品《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其中旧殖民主义掠夺拉丁美洲金银、农作物和其他矿产的历史，犹在轮回。
千百年来，家乡被切开的血管，流淌的还是黄沙。
猪粪臭猪场设在一座废弃的大院里。大院主人1960年捱不住饥荒，变卖了家产，撇下几间堂屋作为以后回乡的退路，流亡新疆。1974年，与养猪有关的最高指示再次传达到老家，“养猪是关系肥料、肉食和出口换取外汇的大问题”。队里办猪场，家里要养猪，目标为一人一猪、一亩一猪。村头的批林批孔标语被刷新，变作“反修防修，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猪浑身是宝，革命人民不能少”等等。
社员们在大院里砌起了猪圈，从市场里买来猪崽，养猪事业就算开展起来了。猪粪味在空气里扎住了根。几十头猪张开嘴巴，意味着要有食物填饱肚子。于是大面积种玉米、蔓菁等猪饲料。有了饲料，却没人自愿为集体养猪，生产队只好每周指定一户人家负责猪的饮食起居。
忙乱从秋天开始。小学生被组了队，拿了小铁铲，提着芨芨草筐子，到生产队挖蔓菁。绿色、白色、淡黄的蔓菁，在一双双小手的拉扯撕揪中脱离土地，划着抛物线，飞入架子车箱运往猪场。猪场硕大的灶膛烟熏火燎，铁锅塞满蔓菁，冒着若有若无的白气。大人和小孩轮换烧火，等蔓菁煮熟后挑甜的吃。煮烂的蔓菁，拌了糠和麸子喂猪。猪们也挑食，挤着同伙找可口的吃。一张张长嘴在水泥槽里拱来拱去，发出低沉有力的吞噬声。
分属乌克兰和约克夏系列的白猪、黑猪、花色猪，或在墙根边沉睡，或在仰望天空，或在追逐嬉戏，一副无忧无虑的幸福相。猪圈堆满猪粪，有的粪堆高到了半截圈墙。一头褐色的公猪站在粪堆最高处，摇头晃脑哼哼唧唧，甩动的小尾巴下流出菜糠色粪便。猪圈的矮墙上，爬着几个小孩，看兽医给母猪接生。在围观者交头接耳的啧啧中，一头头小猪降生了。它们在麦秸堆里睁开眼睛，天真地打量着凶险的世界。
冬末，猪粪冻成冰坨，臭气不像夏秋浓重。猪场大墙下摞着的玉米棒子、玉米秆和麦草派上了用场。一台柴油机带动着一台绿色粉碎机早晚轰鸣，灰尘冲天，吞下各种植物干尸，化为齑粉。粉碎机旁，操作员戴着帽子、口罩、护袖和手套，仅留出的眼睛已与灰土融为一体。一名送料的助手全副武装，抱着草料来回运动，像复活的兵马俑。
猪吃不到新鲜蔬菜，精神越来越差，抗病能力急剧下降。猪得病不治的噩耗，经常从猪场里传出。隔年春天，一场猪瘟不期而至，防不胜防的猪们大部分死于大梦之中。
生产队的猪场破产了，猪圈废弃，如同一口口掘开的坟墓。
农家自养的猪命运稍好，很少遭遇瘟疫袭击。在相对宽松的圈棚里长到膘肥体壮，无可避免地走向屠刀。有的农户逢年或婚丧大事杀猪，拔下猪鬃和猪毛卖给供销社，小肠卖给农副加工厂，换来几角人民币。更多的农户把猪卖给食品厂，换的百元左右的收入。深秋或初冬的早晨，猪吃过了一顿丰盛的菜糠，晕晕乎乎中被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揪住大耳和四肢，五花大绑后卡进架子车箱。猪预感到末日来临，尖声嚎叫，死命挣扎，将粪便一路洒向收购站。
猪粪的臭气，又似解不开的魔咒，悬在城乡上空。（2018.5.22）
,作者简介：刘润和，男，1966年10月生，民勤县苏武镇西湖村人。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文化学者。现在中华保险集团公司（北京）工作。
责任编辑：邸士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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