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早期日耳曼人还是罗马人皆拥有历史悠久的多神教信仰体系。随着莱茵边境的建立和双边文化交流，两个社会的多神教体系也逐渐呈现交流、融合态势，从而构成了莱茵边境富有特色的行省万神殿（pantheon）。罗马帝国异常开明的文化、信仰自由政策在该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早在罗马统治之前，日耳曼社会就有独立的神话、信仰体系。日耳曼信仰中最古老的神暨人类的创始者被称为提瓦兹（Tiwaz），塔西佗则以拉丁文称之为忒斯托（Tuisto）。提瓦兹主要担任天神和战神。中世纪学者克吕沃（PhilippusCluverius）认为日耳曼人的起源名称是“条顿人”，而该词就源自提瓦兹之名。托德（MalcolmTodd）认为提瓦兹之名引申自上古印欧语词汇“神”，与之相仿的还有古希腊语的宙斯（Ζεύς）和古拉丁语的戴奥斯（Dyaus）。
特里布斯（ChristopherB.Krebs）根据语言学理论指出，提瓦兹名字中“twi”的词根包含“两个”（two）之意，故暗示该神的双性特征。因此提瓦兹能够独自孕育儿子，名为曼努斯（Mannus），Mannus因包含“man”的词根而代表着人类始祖。曼努斯有三个儿子，分别成为了印格伏南人、赫米奥内斯人和易斯提埃南人的祖先。
依此可见，提瓦兹拥有神格，但他的儿孙们则仅仅是人。因此，日耳曼人最初的宗教信仰非常简陋而更接近神话。他们也缺乏复杂的宗教场所和信仰仪式。早期日耳曼人仅经常将各种祭品投入水域、沼泽等地祭祀神明，还存在用牲畜、战俘作牺牲的血祭传统。在与罗马暨地中海文化接触的过程中，日耳曼人的多神教信仰逐渐有所发展，古希腊最经典的“奥林匹亚12主神”形象逐渐融入日耳曼多神教体系当中，神系的移植和壮大是日耳曼宗教信仰中罗马化程度最深刻的领域，其表现在于：
第一，受到罗马人战神（Mars）崇拜的影响，提瓦兹的身份逐渐发展成战神提乌或提尔（Tiu,Tyr），这主要体现为词根的转变和职能的保留，而提乌也不再是主神。塔西佗直接认为提乌就是玛尔斯，往往仅享受牲祭。而当日耳曼人征服欧洲后，提乌也确实取代了玛尔斯，成为星期二的代名词（Tuesday）。第二，日耳曼多神教中新的主神是武丹或奥丁（Woden,Ordin），通常认为其原型是神使墨丘利（Mercurius），因为武丹神像与墨丘利类似，佩戴翼状装饰的头盔，而翼的形式可能逐渐幻化为乌鸦的意象。塔西佗也认为武丹就是墨丘利，作为主神，祂偶尔能够享受人祭。而后来星期三的代名词（Wednesday）也确实由墨丘利变成了武丹。
第三，雷神多纳尔或托尔（Donar,Thor）的原型应系朱庇特（Iuppiter）——祂们同样操纵雷电，也同样是星期四的代名词（Thursday）。但多纳尔又充分融入了赫丘力士（Hercules）的形象。第四，芙丽嘉或弗丽格（Freyja,Frigg）虽然是古代神明弗雷亚尔（Freyr）的孪生妹妹，但逐渐与美神（Venus）的神格融合，祂们也皆代表着星期五（Friday）。可见，在莱茵边境罗马化过程中，日耳曼人多神教信仰深受罗马文化熏陶和影响，但这种影响并非强制性的，其中也保留了充分的地方传统和创新色彩。尤其在北欧地区，当地人逐渐编纂出独立而复杂的“世界树”式神话和宗教体系。
除神明体系外，早期日耳曼人还有丰富的地祇崇拜，这在莱茵边境行省的日耳曼居民遗迹中表现突出。有趣的是，日耳曼人崇拜的地祇绝大多数表现为女性形象。莱茵边境最突出的地祇是母神们（Motronae）。早期的母神主要有三位：
纳尔萨母（MatronaNersibena,Nerthus）、尤利娅母（MatronaIulineibia）和阿比尼娅母（MatronaAlbiabenum）。其中纳尔萨姆最为悠久，遍及莱茵河右岸很多苏维汇部落，很可能存在相应的东方原型。而尤利娅母根据词根推断，显然与帝国初期的皇室崇拜不乏关联。早期的母神形象与树木、花朵、动物、婴孩等生机意象息息相关，反映了比较常见的生育、慈爱等基本的女神祇职能。时至公元2世纪中叶，3位母神经常结合或同时出现，皆为身穿乌比伊民族服饰的女性形象。
在职能方面，母神们逐渐融入了罗马天后（Iuno）与命运女神（Fortuna）的神格，进而反映了深刻的罗马文化要素。莱茵边境帝国时期出土的母神像、铭文等超过1,300件，足见其影响力之广。除母神们外，莱茵边境也有很多其他传统地祇崇拜的痕迹，祂们主要来自日耳曼或凯尔特文化。例如克桑滕和巴特孟斯特埃菲尔—伊瓦斯海姆（BadMünstereifel-Iversheim）供奉的生育女神卢达娜（Hludana），以及在科隆曾受近卫军士康斯坦斯（T.FlaviusConstans）等人祭拜的战斗女神喀儿卡（Kalkar,Vagdavercustis）。埃菲尔—阿登山区则由阿尔杜娜（Ardunna）担任守护神。
二．罗马多神教与帝权崇拜较之日耳曼人的神祇崇拜体系，帝国时期的罗马信仰（religio）更加发达且系统化。首先，罗马的多神教基本上是部落泛灵论（numina）、伊特鲁里亚多神教和希腊神话宗教融合的产物，这种融合在共和国末期已趋于成熟。自奥古斯都时代起，为强化帝国凝聚力，罗马多神教信仰逐渐受到推崇。其次，元首家族和帝权崇拜现象也逐渐在帝国范围内推广。随着政策推广以及军队、移民的引进，这些罗马信仰在莱茵边境的罗马化过程中得以突出体现。
希腊神话中的所有12位奥林匹亚主神在罗马宗教中皆有对应神格。至高天神朱庇特（IupiterOptimusMaximus）在罗马多神教中长期处于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通常需要强制帝国全民崇拜。天后朱诺、智慧女神密涅瓦（Minerva）和战神玛尔斯等也是非常显赫的主神。而在莱茵边境，由于日耳曼人的偏好原因，墨丘利和赫丘力士的信仰地位也特别突出。帝国时期在罗马卡皮托林山（Capitolin）上，往往将朱庇特、朱诺、密涅瓦作为大神敬奉，各行省殖民地遂也须有与之对应的“三神大殿”（TriadeCapitolina）供奉三位神明。
因此在特里尔、奥格斯特、科隆、克桑滕和阿旺什都建有标准的罗马式三神大殿。但在上日耳曼尼亚发端了非常特殊的朱庇特崇拜方式，即凯尔特式“朱庇特大纪念柱”（thegreatJupitercolumn）。虽然沿袭了传统的地中海柱式，但这种纪念柱的雕塑通常出自凯尔特工匠之手，从而融入了德鲁伊教等民族文化元素。纪念柱最典型的特征是柱顶骑马作战的朱庇特形象，这在崇尚步兵的地中海社会中几乎前所未闻。柱身还绘有朱诺、密涅瓦、墨丘利等神像。
这种特殊宗教建筑一方面反映了罗马帝国一以贯之的文化开明政策，另一方面也充分体现了原住民文化在罗马化过程中发挥的影响神庙建筑和文书线索显示，各种罗马主神崇拜在帝国前期的莱茵边境城镇得以广泛推广，且逐渐占据主流地位，这与帝国其他西部行省中的局面非常接近，其表现形式为：第一，作为尤利亚家族尊奉的“祖先”，维纳斯的神庙在尤利亚·克劳狄王朝时得以广泛兴建，在克雷福德—盖雷泊（Krefeld-Gellep）的坟墓中还发现了维纳斯神像。
第二，墨丘利在罗马行省并不以武丹或奥丁，而以其本尊形式受崇拜。科隆的墨丘利神庙可能曾遭火灾，但在公元71—80年间得以捐资重建。克桑滕的墨丘利神庙则位于港口附近。第三，作为重要的军事边境，对战神玛尔斯和胜利女神（Victoria）崇拜也很显著。两神神庙、祭坛在军营、城镇中都很普遍，其中科隆的玛尔斯神庙据称保存有凯撒本人的佩剑。第四，罗马军队还广泛崇拜赫丘力士。在军团中，赫丘力士主要以Saxsanus的神格被崇拜。
而日耳曼辅军主要崇拜祂Magusanus神格——在巴塔维亚地区甚至形成了体系化的赫丘力士教团。第五，日神阿波罗（Apollo）和月神狄安娜也在莱茵边境社会得以崇拜，前者主要体现在治愈能力，后者主要体现在狩猎和斗兽。而医者们还会崇拜阿波罗之子医神夫妇（AesculapiusetHygieia），圆形剧场中常祭祀复仇女神内美西斯。第六，罗马人以家庭为单位的神祇崇拜也被传往莱茵边境，家内主神为灶神维斯塔（Vesta），时而也供奉朱诺，此外则有格尼乌斯（Genii）、佩纳特（Penates）和拉鲁斯（Lares）等地祇或灵，旨在保佑家宅平安。
三．东方宗教相对于日耳曼、凯尔特和罗马的本土信仰，很多来自东方的宗教拥有更严密的教派组织、更复杂的仪式活动和更成熟的神话、经典，因此逐渐于帝国前期传播到了莱茵边境。最初的东方教派通常由来自当地的奴隶、商人和军人传至帝国西部，继而凭借自身文化优势广泛传播开来。这种跨地域交流的东方化、希腊化现象也是莱茵边境文化罗马化的特殊体现。
第一位受崇拜的东方神祇是来自小亚细亚（AsiaMinor）的大母神（MagnaMater）凯蓓勒（Cybele）。凯蓓勒约从公元前205年起就已成为罗马万神殿的一员，并于公元前191年在帕拉丁山上拥有了神庙。相对于希腊罗马神话，凯蓓勒神话主要围绕祂复活爱侣阿提斯（Attis）并与之神圣地融合为主旨展开。
整体上，帝国前期莱茵边境宗教信仰的罗马化过程体现了非常复杂的多文化融合态势，罗马文明在这方面更多发挥了启迪、媒介而非开创、引领的作用。一方面，莱茵边境各行省的万神殿是罗马帝国万神殿的投射。来自地中海地区、东方和本土文化中的神祇皆有受到敬奉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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