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31岁高校女教师(26岁上海高校女教师)(1)

口述人:上海外国语大学波兰语教师 赵祯

今天是我成为全上外最孤独的人整一个月。上月2日起,我当起了学生药品“闪送员”。因为按规定,学生一旦离校,返校后要隔离7天才能重回宿舍。人出不去,药又不能停,于是就需要志愿者代劳。从那天开始,我一个人搬进松江校区的隔离区,过着与医院间两点一线的生活,直到今天。

南京31岁高校女教师(26岁上海高校女教师)(2)

“那个时候,我感觉自己得了强迫症”

这份工作说起来特别简单,老师先把收集好的学生就诊卡给我,我拿着去医院配药,回到学校后把药和卡还给老师,我则继续在隔离区待命。

4月2日第一次上岗,我搭车1分多钟来到学校对面的第一人民医院松江分院。没错,为了减少离校后与外界的接触风险,即便这一路之隔的距离也必须要坐车。那天是我从3月11日成为住校老师后的第一次离校,眼前场景让我惊呆了——原本热闹的松江大学城文翔路,竟然连一辆车、一个人都没有,开始有一些新奇,之后很不是滋味。

那天,我被拦在了门诊大楼之外。工作人员让我脱去“大白”的隔离服,我猜想是怕把病菌带进医院。从那次后,我去医院只戴N95口罩与塑料面罩。

南京31岁高校女教师(26岁上海高校女教师)(3)

由于学生事先都在网上挂好号,我只要排队就诊拿处方单就行。去窗口取药是我最紧张的时候。由于我一次要为六七位同学配药,手脚麻利的药房工作人员会“啪啪啪”地把所有药都堆在我面前。

为了不影响后面的病人,我要把一堆药一股脑儿装进包里,然后到别处再细分。出来一次不容易,这些药很珍贵,我不能弄错,更不能少拿。那个时候,我总感觉自己得了强迫症,非要对着处方反反复复核对三四遍,才敢离开医院。

刚开始的时候,医院病人很少。我半个小时就能结束,但后来人越来越多,一次前面有100多个人取药,我在医院里待了3个小时。这个时候我蛮开心的,一方面,当上药品闪送员后,我在校园里几乎见不到人,现在看到这么多人,感觉在变相与人接触。另一方面,这说明疫情防控形势在好转,越来越多人可以出来了。不久前,医院专门开了代配药窗口,让我方便很多。

离开医院上车前,老师会对我进行全身消杀,特别是我的手套、裤腿、背包、鞋子。那些装药的袋子,也会进行消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特殊时期,这些事情都马虎不得。

当然,也有过遗憾的时候。一次我去配某个药,医生说这里没有,建议我去其他医院。对于别人来说或许可以,但我的路线就只是这家医院与学校之间,绝不允许去其他地方。回来后,我没去打听这个学生该怎么办,但总有种没完成任务的无力感。疫情的大环境下,每个人的力量实在有限,即便感觉自己已经尽力了,但总会有份愧疚在心中。

南京31岁高校女教师(26岁上海高校女教师)(4)

“我要保护学生的隐私”

每次回学校后,就要隔离7天,且每天都要测核酸。如果这7天内再出去配药,隔离期就再从头算起。实际上,因为我经常去校外配药,这个月就没能离开过隔离区。

隔离区是在三教一楼的教室里,地上铺的是气垫床,一晚上睡得我直腰疼。可能是这栋楼缺少人气,感觉里面特别阴冷。随着夏季到来,飞虫也多了起来,如果不及时关窗那就完蛋啦!打蚊子是首要任务,白天偶尔也会飞进一只蜜蜂,弄得我手忙脚乱。没办法,教室没有装纱窗。

除了配药“放风”,隔离区的日子很单调。最开心的是每天核酸检测和洗澡时能出来走走,呼吸下新鲜空气。这里的三餐都由食堂专人配送。我非常感谢送饭大叔,每扇门都要敲一遍,一天重复三次,重复到现在。

南京31岁高校女教师(26岁上海高校女教师)(5)

其实,大部分学生是很隐忍的。他们一定要配的这种药,肯定非常非常重要。出于保护学生隐私的原因,我不能告诉你是哪些学生去看病,更不能说他们看什么病、配什么药。在配药过程中,除了必要的核对姓名外,我不会看学生就诊卡,更不会去注意就诊记录。作为老师,我要让他们放心。

同样道理,我只是把配好的药给其他老师,不会和看病学生面对面。我觉得这样很好,至少我和他们间不会有太多的尴尬。对我而言,药能顺利送到学生手上,我的任务完成了,我的学生被保护到了,我就很满足了。我今年26岁,教的学生只比我小六七岁,大家平时都是朋友。有的同学知道我的工作后,还会为我点赞。

虽然长期隔离有点无聊,但我不推荐其他老师来当配药志愿者。这个任务怎么说都有一点风险,有我一个人就够了。更重要的,驻校老师是紧缺资源,配一次药要隔离7天,损耗太大了。其他老师天天忙得像陀螺,我“关”在这里帮不上忙,已经很不好意思了。

我的名字是姥爷起的,当时也没注意到和宋仁宗同名(笑),他只是查到“祯”有美好的意思。我想,这或许是这份工作的意义,正如那首歌所唱,愿世间美好与你我环环相扣,同样,也愿我这份配药员的工作不会干得太久太久。

南京31岁高校女教师(26岁上海高校女教师)(6)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