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山征战(英雄的觉醒与裂变)(1)

原题:信仰引导下的叙事穿插、伏击

——徐贵祥《英雄山》系列小说的思想、技术突围

(本文为选摘,有删节)

01 千磨万炼出英雄

徐贵祥是一个真正经受过战争洗礼的作家,他步入文坛的第一部作品报告文学《炮兵英雄王聚华》,写的就是牺牲在自己身边的战斗英雄。但当徐贵祥将对战争的思考定格在自己的故乡皖西,在历史的纵深处思考革命与文学、与人性、与爱情等的关系时,他作品中的英雄形象便与红色经典所表现的高大全的英雄有了明显的不同。

在新出的系列长篇小说《英雄山·穿插》《英雄山·伏击》中,两部书的封面上分别写着:“英雄无名”“英雄莫问来处”,让普通人成为英雄,让英雄身上也带有普遍的人情、人性,这是近年来徐贵祥一系列长篇小说的共同追求。

《穿插》中的主人公凌云峰,和作家笔下《历史的天空》中的梁必达、《八月桂花遍地开》中的沈轩辕、《马上天下》中的陈秋实等,他们身上表现出共同的传统文化血脉。当然,与梁必达以民间说唱文学为标准分辨忠奸不同,凌云峰受到红军首长赵禹的熏陶,是一个信仰坚定的革命者,但他行为处事的方式却仍然带有古代英雄的义气、豪气。

英雄精神久已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之中,对中国人的精神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植根于历史的英雄情结对人的感召力是巨大的,“救中国”就是由这种英雄文化生出的朴实而又崇高的信仰。凌云峰的革命信仰与这个信仰是一致的,他清楚地知道“我们红军是为人民而战,为国家而战,为未来而战……”即使转换身份成为国民党将领楚大楚,他思想上也从未迷茫过。坚定的信仰使他在战场上敢于拼杀、敢于牺牲,最终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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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击》中易水寒身份经过两次转变。从易晓岚转变为易水寒,就像从梁大牙转变为梁必达,作者写的是一个普通人如何在战争中激发出身上潜在的英雄气的过程;而从易水寒转变成凌云峰,作家关注的就是一个人精神上如何觉醒的过程。

从作家的这段自述中可见相对凌云峰,他更渴望写好由易水寒化身的凌云峰这个形象:“为了打造易水寒这个人物,我首先费了很大的力气打造凌云峰,目标是让易水寒在精神上和技术上都接近这个高级敌人,甚至可以说,为了写好易水寒所在的《伏击》,我不惜首先为凌云峰写了一个《穿插》。后来的情况是,《穿插》成了伏击的教材,《伏击》成了穿插的作业,这个意外的收获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作家在易水寒身份转变的过程中,寄寓了“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

成为“凌云峰”的易水寒,也是一个精神觉醒者,他不仅是一个战场上的战斗英雄,更是一个战胜了自我旧思想的英雄。从这一点上来说,《伏击》的思想深度既高于作家以往其它作品,更高于市场上流行的谍战小说。易水寒在国民党“西训团”接受的信仰还是“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在国共两党打内战时,他盲目服从这个信仰,但面临外敌入侵,他被迫独立思考家国大义,必须将自己的信仰和国家、民族的利益结合在一起。

02 打响命运伏击战

“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作者的思想高度,首先是认识论,然后才是方法论。”对《穿插》《伏击》这两部情节互相穿插、事件相互印证、人物身份发生转换的作品来说,思想的高度就是“纲”,纲清晰了,叙述的种种“技”才有实现的可能。《穿插》《伏击》中,这个纲首先是对信仰的认识,然后才是对战争的认识。

打响命运伏击战的根本动因是为了信仰。启明在采访红军特务团团长凌云峰时说:“每个人,做任何事,都是为了信仰。”在徐贵祥的战争文学中,信仰始终是个磁场,有人被它吸附着坚定地战斗;有人因它向死而生;也有人拒绝、背叛它,但没有人能够游离于它。从凌云峰出现在其中坪开始,以凌云峰为代表的红军战士就用自己的言行展示红军的信仰。当西方传教士李海伦问凌云峰穿的草鞋叫什么名字时,凌云峰骄傲地说叫马克思鞋,“我们穿马克思鞋,走革命路,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不再贫穷,让更多的人不穿草鞋。”李海伦若有所悟,“上帝为世界受难,你们为信仰穿草鞋。”但此时的凌云峰并不确定这个说出口的信仰和自己的人生之间的具体联系,他把这些美好语言的流出归功于政委赵禹,“这时候我非常感谢我的政委赵禹,他一直想培养我成为一名政工干部,……”而在将信仰作为一种愿景和成为为信仰而奋斗的英雄之间是一条铺着荆棘的道路。

凌云峰、楚大楚、易水寒,这三个命运穿插、身份互换的人物,都是“负重前行者”。尤其是凌云峰,虽然他善于穿插打漂亮仗,但却不像梁大牙那么幸运,不仅没有遇到赏识他的司令员杨庭辉,还成为路线斗争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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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峰几乎经历了这支部队遭遇的所有苦难。在领导层的路线斗争中,他被作为“右倾”分子关进了管教队,挨饿挨冻;西路军过黄河,遇到马家军剿杀,为了配合大部队转移,凌云峰率领他的穿山甲部队组成敢死队,以必死的决心在敌人的腹部反复穿插,打乱了敌人的军事部署,自己也抱着敌人军官一起滚下悬崖后差点牺牲。以后,凌云峰和战友们又走上了寻找组织的道路。国民党“西训团”长官陈达也想到了利用西路军归队的机会实施“借尸还魂”计划。由此,共产党人凌云峰和国民党人易水寒带着各自的信仰进入自己的敌人队伍中,他们都在新的身份下开始了找“魂”——寻找信仰、并为之战斗的曲折历程。

凌云峰在抗日战场上终于从民族大义的角度更高地领会了共产党人的信仰。他能留在谢谷的部队成为楚大楚,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兄弟奋勇杀敌的英姿,敬佩他,要为他完成未竟的事业。凌云峰对着楚大楚的坟茔表示:“让我成为你,承担你的义务,赡养你的母亲,保卫你的——你和我的,我们的国家。”用楚大楚的身份抗战,让凌云峰参悟了其中坪的老同盟会员安南先生送给他和谢谷同样的桃木匣子的含义,使他对战争和信仰有了更高境界的理解。

进入了另一阵营,凌云峰不得不和谢谷称兄道弟,和他同桌喝酒,甚至假装恋爱……直至凌云峰在战场上抗命解救八路军,读者才看到了凌云峰隐忍后的更大图谋。凌云峰承受着自己同志的误会同谢谷周旋,还是为了完成安南先生的心愿,用自己的信仰改变谢谷,和他团结起来救中国。凌云峰和谢谷的战斗,不只是战场上的战斗,也是精神上的战斗,谢谷最终在解放战争中率部起义,走到了人民中间。历史事实也证明,共产党取得革命的胜利,不单纯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信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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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山·穿插》《英雄山·伏击》

易水寒成为凌云峰的路途显然要艰险得多。凌云峰光明磊落地替代楚大楚,受到的只是自己同志单方面的质疑。而易水寒身带任务潜伏进红军队伍,“借尸”难,“还魂”更难。为了逼真地写出易水寒成功“借尸”,并且“换魂”,作家运用了多侧面、多角度、反复穿插描写等多种叙事手段,步步深入、层层推进、合情合理,表现出对人情人性极强的洞悉和揣摩能力。

易水寒“换魂”的过程和他精神上逐步的觉醒是一致的。接受任务后,易水寒身上更多表现出成为“特殊人才”之前胆小的易晓岚的特性,凌云峰“敢”的他都“不敢”,他被这个任务压得茶饭不思。等他日夜研究凌云峰、了解了凌云峰以后,又暗自庆幸,发现自己可能“成为一个比易晓岚和易水寒要出息得多的人。”

在决定自己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在两种信仰在头脑中激烈斗争的时刻,作家写出了人物的心理和行为的分裂。作为一名“特殊人才”,易水寒一心要报效国军,在心中多次抓住机会刺杀红军首长文中戈。最危急的一次,在皇岗篮球赛上,易水寒接到指令暗杀6号球员文中戈,已经提着驳壳枪冲向目标,突然一声枪响让他醒悟,转身由刺杀者变为保护者。

当谢谷问易水寒有没有考虑自己将来的时候,这位“假凌云峰”回答,“如果我能为抗战捐躯,那就是我最好的将来。”真凌云峰用几乎同样的回答告诉张有田,“我们现在不要考虑个人的事情,现在是国家利益为重,只要是抗日,死在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死在抗日战场上。”至此凌云峰、楚大楚、易水寒,在全民抗战的旗帜下,本质上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紧握的拳头,“其实他们早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抗战英雄。”在假凌云峰身上,抗战之魂、信仰之魂帮助凌云峰一面真正完成了命运的伏击,彻底抛开易水寒一面的思想包袱,成为抗日战场上的一员猛将,“重新找回一个八路军指挥员的魂,找回一个战术专家的魂。”

03 解密历史的亡灵视角

亡灵不仅可以突破叙事视角的限制,还可以自由地穿越时空,突破叙事视野的限制,同时成为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追忆者。虽然同为亡灵叙事,“我”在作品中的身份却很有讲究。如果把《穿插》《伏击》当作一个整体,更可以看到作家在叙事策略上的用心谋划。

《穿插》采用了亡灵叙事惯常的结构方式,“我”——凌云峰是作品的主人公,他从其中坪出发,带领军队打了一场场漂亮仗,这些战争连接成作品清晰的主线。《伏击》“我”——楚大楚却是作品的次要人物。他像《白鲸》中的“我”,既是作家,又是起线索作用的牵线人。

《伏击》从国民党的“西训团”开始写,亡灵楚大楚曾是其中一名普通的学员。从这里出发的人相比从其中坪出发的凌云峰,人生经历要坎坷得多。教官陈达领导的“特殊人才”:易水寒、蔺紫雨、蓝旗,他们都是地下组织的成员,信奉的是“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不成功,便成仁。”在真相被蓄意掩盖、或者被谎言替代的地方,作家冷静地揭秘显然不如亡灵楚大楚带有情感地解密更具“亲切感”。亡灵楚大楚将死后对事件的透视与生时参与事件发展的过程结合起来,在现场陈述中进行辨析、补述,不断接近被掩埋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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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伪装者易水寒来说,亡灵楚大楚就是“上帝之眼”。楚大楚生前在“西训团”看见易水寒是如何从胆小的易晓岚被训练成“特殊人才”的,死后则看清了整个“借尸还魂”计划;生前他只是从杜鹃、蓝旗口中零星听到这个绝密计划,死后却能深入易水寒内心,“看见”他在红军队伍中受到凌云峰英雄气的感染,爱上了这个扮演的角色,最终告别了过去,成为一名抗日战场上的猛将。

亡灵楚大楚还有一双重返历史现场、解密历史的“历史之眼”。这双“历史之眼”同时看见了正面战场、敌后斗争的英勇,也看见了存于其中的阴谋;看见了为国捐躯的壮烈,也看见了被谎言构陷的痛苦;看见了人们被崇高的信仰所唤醒,勇敢伏击自己的命运,也看见认识信仰的过程充满了艰辛、曲折……这双眼睛看清了那一代人心存的希望和经受的苦难,看清他们为了“救中国”所做的卓绝努力。

刺杀汉奸孙长顺事件彻底改变了蓝旗等“特殊人才”的命运。蓝旗他们刺杀虽然成功了,参与行动的三个人蔺紫雨、蓝旗、杜鹃却都落入敌手。按照小组的规定,他们应该“不成功,便成仁”,以自杀保守组织秘密。蓝旗因和共产党人胡琴在一起,机智地掩藏了身份。杜鹃却在酷刑下出卖了长官陈达,最终导致陈达的牺牲。杜鹃、蔺紫雨被用日军将领交换出来后,为了洗白自己,把背叛的罪名推到了蓝旗身上。制造谎言的两个人杜鹃后来战死了,蔺紫雨疯了,只有亡灵楚大楚看见蓝旗背负着叛徒的罪名遭受着不公待遇。“幸亏有我这个死了的人,能够从充满谎言的阳间看见真相。”“作为一个鬼魂,我虽然可以知道一些事情,却不能改变任何事情。”亡灵楚大楚为爱人发出喟叹,这也是历史面对复杂的世情发出的无奈叹息。

从亡灵楚大楚的这双历史之眼中可以看到,《伏击》谱写的不是易水寒一个人的英雄之歌,而是由一群猛士合唱的英雄之歌、团结之歌。《英雄山》谱写的是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战斗诗篇。

04 叙事方式:穿插、再穿插

在徐贵祥作品中,战争就是一座熔炼人性的火炉,在烈火的燃烧下,人性的至柔至刚、至暗至纯都纤毫毕现、暴露无遗。而实现这样揭橥人性的方式就是穿插叙述,多线索、多角度地穿插叙述。

《穿插》中凌云峰投入的每一场战斗,都是为信仰打出的正面强攻的战斗。通过鹰嘴岩、山涧峰、松林高地等一系列战斗,凌云峰打出了威名,打出了英雄气。这股英雄气上承历史,直插《伏击》,奠定了《伏击》的情感基调。但如果没有下部《伏击》,单从叙事技巧来说,《穿插》只是一部延续了作家之前创作风格的作品。有了《伏击》的呼应,凌云峰这个在《穿插》中毫无瑕疵的形象,也多了不少人性的立体感。

如果说《穿插》是一部结构清晰的大树,《伏击》则是一个解构的迷宫。亡灵楚大楚是故事的线索人物,却并不为事件发展提供清晰的线索。他的任务是解密,解开“西训团”每个人物的秘密:谢谷、陈达、易水寒、蓝旗、蔺紫雨……为了解密,他追踪事件中的每一个人,多条线索并进,互相穿插、彼此呼应,形成百川入海的叙事结构。“借尸还魂”计划的主要执行人是易水寒,指挥者是陈达,配合者是蔺紫雨、蓝旗,还有其他特务。他们三路人马都来到红军所在的灵峰镇,分住于三个地方,形成了叙述的三条主要线索。“借尸还魂”大计划中又分拆出小计划,皇岗事件是其中之一。化身为凌云峰潜伏进红军队伍的易水寒,又与真正的红军指挥员乔东山成为互相提防的战友,发展出新的线索。他们一个甄别,一个隐藏,从白天的学习班到晚上同处一室,发生了无数次可见、不可见的交锋。为了促成“借尸还魂”计划的成功,陈达亲自坐镇灵峰镇指挥,与红军展开了侦察、反侦察的较量,随着计划的改变不断改变身份、启动新的联络站。蔺紫雨、蓝旗一潜伏进灵峰镇就进入了红军特别公安局的视线。她们似在暗处,实在明处;似在钓鱼,实为鱼饵。她们是陈达、易水寒之间的联系人,也是红军抓捕敌特的引路人。这些主次、敌我、明暗交错的线索最后都汇集到抗日战场上,在正面、敌后战场重新相遇,共同投身到为救中国而战的时代洪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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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击》中改变易水寒命运的皇岗事件被分成三次叙述,前后跨越了整部作品。第四章从假凌云峰的角度叙述。皇岗事件前,假凌云峰已经在心里执行了一次陈达交给的任务,用心里的枪杀了一次红军首长文中戈。在皇岗篮球赛上,假凌云峰还没忘记自己的真实身份。他正冲向目标时,被一声枪响惊醒,转身替文中戈挡了子弹。第六章完整地叙述了整个皇岗事件的过程。了解了真相的陈达派蔺紫雨去刺杀叛徒易水寒,易水寒才向蔺紫雨说出了刺杀事件中自己的真实心理。最后一章用易水寒和乔东山对话的方式补述了让易水寒猛然惊醒的那一枪。乔东山击毙敌特后,第二枪正对着易水寒的眉心。这补述的未打响的一枪真是整个事件的神来之笔,伏击之后还有伏击,对易水寒的心理、对整个事件都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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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击》似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在多视点、多方式反复穿插叙述中看似不断接近真相,实则不断出现疑点,具有悬疑小说解局中布局、局外还设局的叙事特点。《伏击》对事件多次穿插叙述后的结局却不是开放的,易水寒、谢谷都真诚地改变了信仰,实现了命运的伏击。从这点上来说,《伏击》是一部用悬疑小说的叙事方式写的主题鲜明的作品。

结语

《伏击》中提到孙中山先生亲手书写、亲自贴在广州黄埔军校大门口的一幅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革命者来”;作家在《军事文学的英雄理想》一文中提到80年代老山前线的一幅对联:“图私利前线铺满黄金龟儿才去,为祖国战场遍布地雷老子我来,信仰无价”。这两幅对联虽然所写时间不同、面对的战争不同,但表达的精神境界却是共同的:为祖国而战,死有何惧!在抵御外辱的正义战争中,中国人从不畏战,一代代民族英雄前赴后继、死而后已。

徐贵祥在多部作品中表达了这种“写战争的终极目的是追求和平”的思想,他认为应该“理智和审慎地对待战争,用智慧和人格化解战争,也许就是最好的战争。”用这种思想重新审视作家对易水寒命运的安排,可以看到作家对于中国人攻心胜于攻城的古老的战争智慧的推崇。攻心——用信仰的力量征服对手,令其心悦诚服才是真胜利。

在信仰的旗帜下,作家对传统英雄文化进行了悄然改写。固然“英雄莫问来处”,但战士并不是战争的炮灰,他们成为英雄靠的不是血染沙场,而是必须知道为谁扛枪,为谁打仗。只有心存家国情怀,选择为国家、民族而战,才是值得人民铭记的真英雄。

插图为《亮剑》《马上天下》《集结号》等影视作品剧照,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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