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地”常指因历史原因，资源分布与开发，城市经济发展与人口疏散等需要，在行政区以外，但属行政区管辖并与之有经济等方面密切联系的土地。
上海与盐城，相距不到300公里，相互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早在大革命时期，出生盐城阜宁（今属滨海县）的顾正红，以自己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的壮举，成为上海和盐城人民共同的荣光与骄傲。抗战时期，盐城成为新四军重建军部所在地和华中抗战的指挥中心，无数上海的热血青年和仁人志士，来到盐城，投身滚滚抗战洪流，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抗战故事。
上海解放后，大批盐城籍随军南下的干部留了下来，投身于新上海的建设。而作为老解放区的盐城，满目疮痍，许多人选择了去上海逃难和谋生，上世纪末改造前的闸北，住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苏北盐城人。
然而，上海和盐城，真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在新中国诞生后的1950年，位于江苏盐城市大丰区的307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了上海在盐城的“飞地”，人称“北上海”。正是缘于这一历史渊源和沧桑变迁，上海盐城两地之间才更加有了人缘地缘、文化经济的相联相通。
陈毅市长为什么选择这块土地
解放初期的上海总人口500万， 有300万人失业，60万人无家可归。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军事管制委员会着手进行“游民改造运动”。 担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大量棘手问题亟待处理。繁忙而具体的事务中，陈毅常常两手插腰或抱在胸前，眼睛始终盯着挂在墙上的地图，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根据改造规划，新政府需要将游民遣送，进行异地安置。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陈毅和他的队伍浴火重生，得到了发展和壮大。所以，选择开垦安置之地，他的目光会不由自主地在这个地方停留，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促使他下定决心，举起手掌重重的拍向这片土地。
1950年12月，上海市市长陈毅（中）、副市长潘汉年（右二）听取上海垦管局局长黄序周（右一）汇报垦区建设计划。
今天看来，促使陈毅下定决心，选择苏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淮海战役结束后，上海和南京就成为解放军锋芒所指的下一个目标。留给陈毅的一个重任，是上海解放后，如何向世界展示共产党治理大城市的能力。当时国际上也不少言论，认为共产党没有能力和经验管理大城市。
陈毅市长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而＂飞地＂所在地，恰恰就在华东局所辖范围，这里有他许多老战友、老部下，沟通协调联络促成，易如反掌。
苏北安置前期工作，推进异常顺利。1950年2月，上海市民政局派出福利处长范玉琳为首的18人先遣工作组，奔赴苏北协商创办垦区事宜，苏北行署主任肖望东，亲自接待来自上海的客人。经过协商，将苏北行署盐城分区台北县（今盐城大丰区）所属以四岔河为中心的20万亩荒地划出，设立上海市苏北垦区，作为改造上海游民的场所。这里曾经是南通张謇于民国初年开始经营的新棉区，后因经营不善，重新荒芜。而同样是在1950年2月，国民党出动4批17架次飞机对上海进行狂轰滥炸，给上海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3月初，人民政府即刻启动遣送游民工作，由于垦区处于刚刚开始启动筹建，先行遣送的游民，如黄序周事后在开垦工作报告中所写“暂住在兴化、车室、刘庄一带，临时布置劳动生产，种菜种瓜，并进行劳动教育。”同时将青壮年劳动力调入垦区建筑房屋当杂工。
战争难民的安置是世界性难题。刚刚解放的上海，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安置比难民还难的游民，今天看来不仅有着人文关怀，而且具有前瞻性和战略眼光。建立垦区，不是简单的流放发配去服劳役。设立全新的“垦区管理局”，户口等性质没有根本改变。只是通过一定的强制劳动，在改造游民的同时，荒地得到开发利用，建设“新人村”的目的就在于此。这些人依然手握上海静安区或宝山区的户口，孩子可以参加上海高考，这和国内其它地方有所不同。
黄序周的垦荒故事
1950年6月，上海市政府在苏北成立“上海市人民政府垦区劳动生产管理局”，正式任命市民政局副局长黄序周为局长。
黄序周，又名黄英。1904年生于湖北黄冈。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抗战时期加入新四军成为陈毅部下，上海解放后担任市民政局副局长。身经百战的黄序周，到了大上海，未曾享受战争结束后的片刻宁静，便接到了筹建垦区的命令。
了解黄序周，是从他亲自用毛笔书写的垦区工作报告开始的。报告共8页，字迹工整，书写洒脱，几乎少有修改。共分有垦区概况、土质及出产、干部及游犯思想情况、我到兴化的工作、垦区建造房及垦植情况、决定游犯移送苏北、复补采购木料、竹筏、石灰等情况、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武装问题、干部情况、游犯供给情况、疾病与卫生情况、工作检讨、逃跑情形、法院人犯刑期问题、经费收支情况和今后的工作方向等等，字里行间，透出的是垦区工作的艰辛和任务的繁重。
垦区地处淤泥潮滩形成的滩涂，这里荒无人烟，自然环境恶劣，能够在盐碱地上生存的仅有盐蒿。抗战时期，盐城作为新四军重建军部所在地，又倍受战争催残。从上海到大丰垦区，由于战争的破坏，简易公路、桥梁被毁，大部分人只能是乘火车到镇江，然后坐船多次接驳。为工作方便，市政府为黄序周配了一辆美式吉普，可是当时的四岔河只有水路，陆路中断，斗龙桥在抗战中遭破坏尚未修复，车进不来，只好停放在大丰县城。
20万亩荒地，1200名干部，仅有14辆自行车保证勘测队员使用。而黄序周又不会骑自行车，出门实地察看，联络工作，只能由通讯员骑自行车，自己坐在后坐架子上。一望无际的芦苇地，甚至是尚未完全成陆的滩涂，许多地方根本没有路，处处隐藏着危险。一位最早到农场的老人回忆说：“我们开始过来的时候，这里到处是水、芦苇、滩涂，根本看不到边；地面上甚至没有路，有时候一不小心踏进一个芦苇掩盖的水坑，人就往下沉，有的人就这么沉下去了。”因此，自行车只能是断断续续，黄序周坐车比骑车更累，不时摔倒，爬起来拎干满身的泥水，跳上自行车继续前行。海边的天气如孩子脸般的，没有征兆地说变就变，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一路泥泞，自行车轮胎和挡板之间塞满了泥巴，根本就骑不动，只能是人扛着走。
1950年3月，苏北沿海春寒料峭，风凛冽地刮着，吹在脸上如刀割般疼痛，遣送工作仓促启动。13日，第一劳动教养所设立东台生产总队（因为当时垦区尚未建设完成，因此游民暂时开赴邻县东台县），下辖支队、大队、中队及小队，全所收容人员2958人，作为第一批上海移垦的游民开赴东台。18日，第二批妇女、儿童、残疾三所收容人员2272人开赴东台。3月21日，提篮桥监狱2514名轻罪犯人作为游民处理，开赴东台垦荒。10天内共有近8000人被先行遣送至垦区周边的县乡暂作安置。
同时，垦区建设加快进度。黄序周提出“造房第一”，首先解决游民和犯人的住房问题。干部和参与建设的游民们，都住在因陋就简、就地取材搭建起来的草房子里，大家一起住草棚，喝咸水。1950年6月份，垦区房屋建筑大部分完成，才将这批游民移往离垦区约20余里的大中集新丰镇进行调整和分配各村人员，7月份正式大规模进驻垦区。
截止1951年10月份，上海共遣送12043人到苏北垦区。至此，遣送游民至苏北告一段落。究其原因，正如黄序周在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的：“改造上海的游犯，必须根据不同对象，予以不同的改造，和予以不同的出路，单独使用一种方式方法会失败的，弄得政府吃力不讨好。”
1952年的元旦，黄序周的动员报告，让垦民们刻骨铭心。之所以选择这一天，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是新年伊始，代表着从头开始，也许是垦区从无到有，生产、生活的基本设施得以初步建立。
这一天，一万多名垦民在四岔河场部广场上席地而坐，身为垦区管理局局长黄序周，站在桌子上作报告。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身上总有着过人的本领， 这个以“看、想、做”为主题的报告长达数小时，黄序周局长畅舒胸怀、言辞恳切，谆谆教导垦民们该怎样看新中国、看垦区、看自己；该怎样想过去、想现在、想未来；今天和明天该怎样做一个新人。他把一条希望的道路，指给这些曾经迷途的人们。他们，从这一刻起，走向了新生，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通过改造成为了场员。
1966年，农场劳教劳改工作结束，成为就业人员安置和劳动生产的场所。1958年垦区作为劳动教养基地，为了解决富余人员的吃饭等问题，新建了棉楷造纸车间、汽轮发电车间，新建总投资额1167.93万元、年产量达43.2万吨的盐场。
垦区改造，还有个重要群体，那就是管教干部，他们和职工以及流放改造人员，不同的命运，共同的归宿，即自从来到垦区，就再也难以离开农场回到上海，苏北成了他们生活一辈子的地方，而上海则成了他们心中永远的梦和痛。
垦区建设初具规模，黄序周感慨万千，挥笔写下了“人地二易”，如今写有这四个字的景石依然静静立着，成为历史的见证。“人地二易”，不仅“易地”，更是“易人”。“易地”是从上海迁到苏北，将盐碱地变成沃土、将农村变成城市 。“易人”，则是将大量的城市游民，以“易地”苏北垦区的方式把游民“易”（移）出城市疏散人口，虽然谈不上温良，但仍是“自食其力”的劝业，并非“重新做人”强迫改造。黄序周等一大批垦区开拓者有知识有情怀。在短时间内，开渠挖河、垫基造屋、垦荒植棉、白手起家，共开垦荒地6.8万亩，建立时丰、庆丰、元华3个地区20多个新村，使1万多人在荒滩上立稳脚跟，绝大多数通过改造成为了场员，不仅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上海“走出城市办劳改” 积累了经验，赢得了国际上的肯定和赞誉，彰显了共产党人的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
一年又一年，时间在静静地流淌，迎来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1968年2月，根据中央通知，劳改单位实行军事管制。
8万知青在大丰
1968年10月，上海农场迎来了第一批上海知青。 由于上海农场带有劳动改造性质，不宜将众多知青置于此地， 1973年初，海丰农场从上海农场划出，独立建制，隶属上海市农业局领导。其间有5228名上海老知青在这里生活。此后几年，陆续又有5万上海知青来到海丰。为了更好的安置知青，根据上海市委负责人指示，先后将上海农场所属的下明东部和安丰东部土地共41021亩、下明分场土和上述地区的部分不动产无偿划归海丰农场。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从新疆又转来大批上海知青和管理人员，1983年1月，原属上海农场的川东分场划出，建立川东农场，占地5万余亩。40年中，先后有8万上海知青在这里从事生产劳动。
海丰农场23万亩被开垦的土地上，每一寸土地上都留下了知青们深深的足迹。著名配音演员丁建华，曾经是海丰农场放映员。2011年重回海丰农场，她动情地说，农场的艰苦生活造就了她爽朗与细腻的性格特质，这片土地滋养了她的艺术细胞。今年60岁的程永新，复旦大学毕业，长期在《收获》杂志社工作，从小编辑到大主编。他第一次看到《收获》，正是在海丰农场务农之时，虽然被传阅得破烂不堪，但刊有冯骥才和从维煕等著名作家的文章，引发他对文学的浓厚兴趣。比程永新大7岁的洪雨露，同样是上海人在大丰“插队”，担任大队长帮助和转变后进青年，写下了数万字经验介绍文章，他终身从事教育工作，并成为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中小学德育工作标兵，上海市特级校长、特级教师和劳动模范。
知青时期的艰苦生活和成长历程，无疑是人生经历中重要和宝贵的财富。 他们在特有的政治背景下，以无悔的青春，战严寒，斗酷暑，春天播种希望，夏天抢收劳作，秋天收获硕果，冬天兴修水利，经过半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奋斗，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发展奇迹，不仅留下了“北上海”独特的人文风貌，更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飞地”的故事在延续
时过境迁，光阴荏苒。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了大幕，曾经的“沧海桑田”，变成了经济热土，当年“飞地”走出来的，有党政干部，有各路精英，更多的是普通劳动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这片热土的眷恋与日俱增，成为盐城接轨上海最好的“粘合剂”。
从2007年起，盐城全面启动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工作，加强与上海及长三角各城市间的合作，逐步实现了从小到大、由浅入深的跨越，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合作关系日益密切。政府之间、政策层面的对接及实质性的合作，正在加快步伐。
2015年11月，上海、江苏积极贯彻“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战略，在新的起点上推进长三角地区协同发展，依托上海域外面积最大的“飞地”，合作共建沪苏大丰产业联动集聚区，成为盐城大丰接轨上海、承接上海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
随着盐城至南通铁路、苏南沿江城际铁路的开工，长三角1小时城市圈范围将扩大，为此，盐城积极谋划未来发展，提出通过学习上海、服务上海、联通上海，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进而融入全球产业链，提升城市能级，打造上海“飞地经济”。今天的沪苏集聚区，上海市和江苏省政府层面的合作，远远超过了单纯经济范畴，而是体制机制、社会经济、文化旅游跨区域、跨行业全面融合。
作为“城市里的农村，农村里的城市”和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国家样板，“飞地”的故事在延续，精彩在继续……
作者为江苏省盐城市政协教文卫体委主任、新四军纪念馆原馆长
主编：王多
栏目主编：王多 题图来源：新华社 图片编辑：笪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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