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童年
夏目家曾经是名门望族，日语中称“名主”，是江户时代由乡绅担任的地方行政官。在普通百姓眼里，名主收入不菲，家境富裕，还掌握一定的权力。不过，名主级别也有大小高低之分，夏目漱石的祖父小兵卫直基负责管辖的是牛込马场下横町（今天的东京都新宿喜久井町）等十几个町，漱石的父亲子承父业，在当时算是有相当地位的。
庆应三年正月初五，庚申之日，即公历1867年2月9日，出生于江户牛込马场下横町的夏目家小孩被起名为金之助。因为按照迷信的说法，庚申之日出生的小孩将来会成为江洋大盗，必须在名字里加入“金”字才行（金之助这个名字有点俗气，以至于后来夏目漱石担任东京帝国大学的讲师时，曾因此受到学生的嘲笑）。
金之助的父亲小兵卫直克先后娶过两位妻子，金之助的生母千枝是直克的第二任妻子，生有五男一女，金之助是最小的孩子，本来孩子就多，加之是高龄生产（42岁），千枝对生下金之助这个孩子倍感耻辱。没想到国民作家夏目漱石一来到这个世上，就成为家里不受欢迎的人。
金之助出生的这一年，江户幕府与天皇之间的争斗日益激烈。1868年1月，幕府的军队与倒幕派在鸟羽、伏见激战四天后大败。4月21日，天皇的军队进入江户城。7月17日，天皇下令改江户为东京。8月27日，天皇即位。9月8日，定年号为明治。10月13日，明治天皇进入东京。从此，日本历史开启了新的篇章，这就是举世瞩目的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使身为名主的金之助父亲不免遭受冲击，家道中落。出生后不久，金之助被送给一户卖杂货的人家做养子，姐姐看见他被放在杂货摊后面的筐里无人照看，觉得可怜，才把金之助带回家。之后，金之助又被送给曾是父亲书童的盐原昌之助做养子，养父母关系不睦，后来离婚。1875年12月，金之助又回到了夏目家。这时金之助8岁，父亲已经58岁，母亲也已50岁，回到家时，他还以为亲生父母是自己的祖父母。生父与养父之间一直不睦，直到21岁那年，金之助才正式与养父母解除收养关系，恢复原来的户籍。后来，夏目漱石在小说《道草》中详细描写了自己与养父母之间的故事。夏目漱石的童年经历如此复杂，在他幼小的心灵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入学生涯
1871年，明治新政府设立文部省，着手制定新的学制，设立学校。当时日本仿效法国的学区制，将全国分为8大学区，每区设立1所大学；每个大学区下设32个中学区，每区设立1所中学；每个中学区又分为210个小学区，每区设1所小学。也就是说，日本全国计划共设立8所大学、256所中学和53760所小学。当时最先设立的是小学。少年金之助1874年（7岁）进入第一大学区第五中学区第八公立小学，就是位于浅草寿町的户田学校。1876年5月，离开养父母家回到自己家之后，金之助转学到第一大学区第三中学区第四公立小学，即位于市谷柳町的市谷学校。在小学就读期间，1878年2月17日，金之助的《正成论》一文刊登在学生们自办的传阅杂志上，这是作家夏目漱石最早发表的文章。1878年4月，金之助又转入第一大学区第四中学区第二公立小学——锦华学校。1879年3月，金之助免试进入东京府立第一中学，这是当时东京唯一的一所中学。
虽然漱石后来曾担任英语教师，研究英国文学，但14岁时，因为不喜欢学习英语，他进入了私立二松学舍学习汉学。漱石一生喜爱汉诗文，22岁时，在创作的汉诗中首次使用“漱石”这一笔名。该笔名取自《晋书·孙楚传》中“漱石枕流”的故事，说的是晋代有个叫孙楚的人，年轻时看不惯世俗的凡庸无聊，欲隐退山水之间，就打了个比方，对他的好朋友王济说自己将“枕石漱流”，却口误说成“漱石枕流”。王济听后，问：“水流可以枕着，石头能用来漱口吗？”孙楚知道自己口误，幸亏他机敏，顺水推舟地解释说：“我之所以要枕流，是想洗耳；之所以漱石，是想磨砺牙齿。”孙楚的回答非常巧妙而有学问，虽然出于口误，但用“漱石枕流”却更好地表达了自己不随流俗的意志。由这个笔名可以看出，漱石承继了江户时代知识分子的深...
二松学舍是以教授汉学为主的私塾性质的旧式学校。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文明开化之路，开始接受西方输入的价值观，欧化主义盛行。西学以不可阻挡之势涌来，如果不学习西方科学和外语，就不能升入高中和大学。当时，日本唯一一所大学——东京帝国大学的教师几乎全部都是日本政府雇佣的外教。这迫使金之助不得不舍弃汉学，改学西学。1883年7月，金之助离开二松学舍，转入成立学舍，过起在外寄宿自炊的生活，拼命学习英语。1884年9月，金之助17岁，升入东京帝国大学预备校，在这里与日本近代俳句的创始人正冈子规相识，两人成为终生挚友，彼此尊敬，相互切磋，诗文赠答不绝，书信往复不断，堪称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金之助19岁时因患阑尾炎，升级考试落第，这段经历促使他发奋学习。1887年1月，金之助的成绩年级排名第一，并一直保持到毕业。1890年，金之助因英语成绩优秀，考取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院英文科。进入大学后，金之助一边学习，一边在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兼课。
1892年4月，为了躲避征兵，漱石提出分家申请，形式上将户籍更改为北海道后志国岩内郡吹上町。因为当时规定，户主户籍在北海道的可以免除兵役，从这时起直到1913年为止，漱石的户籍一直都在北海道，其实他从来没有去过那里。
松山、熊本时代与赴英留学
1893年7月，漱石26岁，从大学毕业后，随即继续攻读研究生，同时担任东京专门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英语教师。据说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柔道大家嘉纳治五郎非常喜欢漱石，盛情邀请他前去讲学。这一时期，漱石曾去镰仓圆觉寺的分寺——归源院参禅十余天，但最终未能有所参悟，不过此次参禅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长篇小说《门》中就有主人公宗助因自己在恋爱问题上所犯过错，内心不得安宁，前往镰仓寺院参禅的描写。
1895年4月，漱石28岁时，决定辞去东京高等师范等学校的教职，前往四国爱媛县的松山中学任教。松山是正冈子规的故乡，而且松山中学给予漱石每月80日元的高薪（与前任美国教师相同，比校长还高20日元）。同年8月，子规回松山养病（肺结核），也不回自己家，而是与漱石住在一起，极大激发了漱石进行俳句创作的热情。后来，漱石根据在松山一年的生活经历，创作了小说《哥儿》。29岁时，漱石又转到熊本的第五高等学校，与贵族议院书记长中根重一的长女镜子（当时19岁）结婚。
从1900年起，日本政府决定派遣高中教师出国留学，同年5月，漱石入选第一批留学生，被派往英国留学，学习英语教学法与英国文学。留英期间，漱石学习刻苦，同时对学习英国文学的意义产生怀疑，加之日本与西方之间巨大的落差给他带来沉重的心理打击，孤独感越发强烈，以致陷入极度的神经衰弱，消息传到日本，甚至有传言说漱石精神失常。此次留学英国，漱石最大的收获就是之后出版的《文学论》一书。在这本理论专著中，漱石试图解答“文学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回国后，漱石以《文学论》的初稿在东京帝国大学讲授文学理论课程，书于1907年正式出版。
1903年，36岁时，漱石回到日本，担任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讲师，同时作为小泉八云的后任，兼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讲授英语和英国文学。
大器晚成的作家
1904年11月，漱石应高浜虚子之约，动笔写作《我是猫》，自1905年1月开始在杂志《子规》上连载。原本漱石只是打算创作一篇“写生文”而已，因受到好评，又写了续篇，《我是猫》最终成为漱石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我是猫》的写作间隙，漱石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短篇作品。1905年在《帝国文学》1月刊上发表《伦敦塔》，《学灯》1月刊上发表《克莱伊尔博物馆》，《子规》4月刊上发表《幻影之盾》，《七人》5月刊上发表《琴之空音》，《中央公论》9月刊上发表《一夜》、11月刊上发表《薤露行》。1906年在《帝国文学》1月刊上发表《趣味的遗传》，这七篇作品结集成为《漾虚集》（漱石的书房名为“漾虚碧堂”，语出释云岫诗句“春水漾虚碧”），于1906年出版单行本。
由此，漱石的文学创作欲望被大大激发，一边担任教师，一边从事小说创作。1906年4月发表中篇小说《哥儿》，9月发表《草枕》。大阪《朝日新闻》主编鸟居素川阅读《草枕》之后深受感动，由此萌发了聘请漱石到报社任职的念头。随着漱石的名声大振，不少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开始频繁出入他的门下，向他请教。这些青年有的是漱石在熊本高中教过的学生，有的是在第一高中教过的学生，有的是现在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还有的是自己登门求教的。漱石非常欢迎这些青年们来访，但每天接待来客影响了漱石的工作，于是由铃木三重吉提议，经漱石同意，商定自1906年11月起，每星期四下午三点以后为共同会面时间，这就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星期四聚会”。内田白间、野上弥生子等小说家，安倍能成、和辻哲郎等学者，包括当时还是学生,后来成为著名小说家的芥川龙之介、久米正雄等都曾参加“星期四聚会”。
夏目漱石自画像
1906年3月，为了专心文学创作，夏目漱石辞去教职，受聘进入朝日新闻社，成为专属作家。离开大学，加入报社，成为职业作家，这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一场轰动。入社之后，漱石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是长篇小说《虞美人草》，报上刚刚刊登预告，就已经满城皆知，发表后更是受到好评。这个时期漱石最重要的创作成果是在《朝日新闻》上陆续连载的以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恋爱问题为主题的小说《三四郎》《其后》《门》，后被称为漱石文学的前期三部曲。
《其后》写完不久，漱石应老同学中村是公（时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副总裁）的邀请，前往中国东北和朝鲜。9月2日启程，10月17日回到东京，共计46天的旅程。回国之后，漱石开始创作《满韩漫游》，自10月21日至12月30日分别在《东京朝日新闻》和《大阪朝日新闻》上连载，不过这个游记只写到抚顺为止就搁笔了。
漱石一直患有胃病，1909年秋天一度发作严重胃炎，只能喝水，不能进食。1910年，漱石43岁，完成小说《门》的创作之后，胃溃疡再次发作，漱石听从医生劝告，前往修善寺温泉疗养，不料在疗养地突发胃出血，一度陷入危笃状态，此次经历对漱石的人生观产生很大影响。
1911年2月间，日本文部省决定授予五六位知名人士博士称号。就在授予仪式举行的前晚，漱石的家人收到文部省书面通知，当时漱石还在医院，第二天一早家人向文部省说明漱石本人因病不能参加。漱石知道此事后，立即给文部省写信，表示希望放弃博士称号。从2月到4月，漱石与文部省之间来回交涉多次，最终此事不了了之。4月15日，漱石发表《博士问题的演变》一文，写道：“无论文部省如何，社会如何，我应该有忠实于自己想法的自由。”由这件事，可以看出漱石尊重个人意志、不肯屈从权势的态度。
漱石后期的主要创作是被称为后期三部曲的《春分之后》《行人》《心》。《春分之后》完成后不久，明治天皇于1912年7月30日驾崩，这对漱石这一代明治知识分子来说是不小的震动。在接下来创作的小说《心》中，漱石把主人公设定为在明治天皇驾崩的刺激下自杀。
写就《心》之后，漱石又因为胃溃疡发作，卧床月余。自修善寺大病以来，漱石几乎每年都要病倒，与此同时，从他的文学创作中可以看出其思想日益深化。漱石抱病在各地演讲，1914年11月，应学习院之邀，他做了题为《我的个人主义》的演讲，面对着出身高贵、家境优越的学习院的学生，漱石主张学生们既要尊重自己，也要尊重他人的存在；使用手中的权力，要懂得伴随而来的义务；显示自己的财力，必须履行随之而来的义务。
1915年6月至9月，漱石在《朝日新闻》连载自传体小说《路边草》（即《道草》）。1916年5月开始准备长篇小说《明暗》，这部作品一直写到当年11月21日，第二天漱石就卧床不起。12月9日，漱石因胃溃疡恶化去世，享年49岁。由此《明暗》成为一部未完成的作品，《明暗》既是漱石文学创作的终点，同时又是其在文学创作上的另一巅峰之作。
写作《明暗》期间，夏目漱石共创作了75首汉诗，11月12日漱石写就了生命中的最后一首汉诗《无题》。从临终前一个月创作的这首汉诗中可以看出，漱石感觉自己已经达到无私无我、大彻大悟的境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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