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一点，历史上周培公与二月河笔下的小说人物形象不是一回事：二月河的著作有各种传统民间演义那种传承，喜欢夸饰一个运筹帷幄的书生当帝王师，周培公被选上了充当这个角色。
在《康熙王朝》中，周培公消灭了察哈尔叛军，劝降了王辅臣。因朝中满洲亲贵重臣忌惮周培公开始排挤他，康熙帝无奈之下，只好任命周培公为盛京提督。南方人周培公在冰天雪地之地，难以承受恶劣的天气，最终病倒。康熙来到盛京之后，见到了重病已久的周培公，周培公向康熙献上他花费十年之久绘制的大清疆域图。康熙悔不当初，在周培公死后，辍朝一日，为其守灵。
真实的周培公其功勋劳绩差相仿佛，但总体不是这么一回事。
《清圣祖实录》记载：
差去招抚王辅臣之周昌乃七品录用职官，随振武将军吴丹、来在潼关。臣知其人才能、带至平凉军前。臣与参赞军务诸臣会商、欲遣周昌前往招抚，而周昌欣然应命、并无难色，遂给以参议道衔。临行之时、周昌诉伊父亡时，母孙氏剜目破面、触棺尽节而死，未蒙旌表。今情愿为国捐躯、表扬母氏。语毕。遂冒矢石、挺身入城。将皇上浩荡之恩、与招抚之意、尽行宣布。往来数次。实获成功。伏乞皇上俯念周昌为母舍身之孝、为国忘躯之忠，敕谕该部、旌表周昌之母。优加恩恤、以酬周昌之功。则人知鼓励、远近咸服矣。得上谕曰：周昌之母孙氏、著遣官致祭，给银建坊旌表。简单的说，周昌（也就是周培公）本来是所谓“诸生”，等同于普通老百姓，因为“好奇计”，最初是参谋型人才，也只是一个非实职的县处级干部（以七品官录用），后来能够升官，最主要是招降王辅臣成功。
这个功劳固然和智谋筹划有关，但最主要是有胆量豁得出去——周培公正是用“如果前去说服了王辅臣，那是大学士（指图海）的福份；如果遭到不测，自己则死而无怨”这个姿态，得到了图海的赏识，事平论功，为了招降王辅臣给予周培公的道台职务落实，从官场职位升迁角度，最早康熙十三年（1674）42岁的周培公才以七品官录用，康熙十五年（1676）就当到道台——最多3年时间就从老百姓变成地市级干部（四品道台），冒死所立功劳固然大，康熙帝对他也不错。
后来周培公在家守孝三年期满到山东任登莱道，因与总兵官意见不合，难以继续共事，仅在任三年，便辞官回乡——这固然是官场矛盾，但并不说明其根源是满汉矛盾，康熙帝也谈不上打压他。
其次，到盛京当提督某种意义上是他自己设法求来的。
赋闲在家的周培公仍不忘关注时事，希望复起，康熙二十九年（1690），准噶尔首领噶尔丹反清，周培公闻讯后连忙赶写平叛条陈送到京城，被康熙帝采纳之后，周培公被任命为盛京（今沈阳）提督，负责戍边。
康熙四十年（1701），周培公卒于任上。一个湖北人年近古稀在北国病故，也许不无气候寒冷工作劳累等因素的影响，但这绝谈不上是康熙帝打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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