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从我熟悉的藤本一家说起吧。
在《日本风雅二三事》（点击标题阅读全文）一文里，我曾经讲过藤本夫人对我的帮助，其中只说了一句她儿子是一位音乐家。其实，他叫藤本和则，现在已经是一位很有成就的音乐制作人、作曲家和编曲家了。
我和和则只见过几次面，是在节假日他从东京回松江市看望父母时见面的，因为藤本夫人一直教我日语，我又经常去她家，藤本夫人常提起儿子和则。
藤本夫人曾经随藤本先生留学美国，家里布置完全是西式的，我去他们家时，作为生物学教授的藤本先生，常常会拿一些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给我看，吃饭主要是西餐。
在藤本夫人教我日语时，会谈到音乐，她说最喜欢听马友友的大提琴演奏，还送给过我一张马友友的CD。偶尔，她也会谈到对儿子的担心，和则在大学是历史专业的，却偏偏喜欢音乐，要成为一名作曲家。有一次，藤本夫人当着我的面还落泪了。
直到2001年的一天，藤本夫人兴高采烈地送给我一张CD，是日本人气组合CHEMISTRY（化学超男子）的专辑，其中有一首歌是和则作曲，叫Point of No Return。
之后，我在松江市的旧书店和超市便不断听到播放这首歌。当时，我还以为是藤本夫人免费赠送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其实不是，在那一年，这首歌在日本流行歌曲年度排行榜排名第三。因为这首歌，和则奠定了他作为职业音乐人的地位。
那年，有一次我去藤本家，他们夫妇非常高兴地向我介绍，客厅里放着的黑皮大按摩椅是儿子为他们买的。其实，他们也不用，但这把按摩椅，意味深长。
那年，和则二十八岁。
日本近现代音乐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是通过向西方学习而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的。
就拿现在的日本国歌《君之代》来说，最初是在明治维新第二年的1869年，由在横滨工作的英国军乐团教师约翰•威廉•芬顿建议日本要有国歌，并担任谱曲的。1880年，对这首歌的乐曲修改，也请德国乐团教师弗朗兹•埃克特参与。
听日本朋友讲，现在去日本学音乐的留学生在不断增加，主要来自中国和韩国。而日本人出国学音乐，首选是欧美国家。当然，来日本做音乐的欧美人也有。久石让说，自己曾经的助理录音师赛门•罗兹，后来自己闯出名气，也参与了电影《哈利·波特》的配乐。
我一直喜欢流行歌曲，碰上什么好听的就喜欢，有些音乐无国界。我去日本留学前就听朋友说，日语歌曲特别容易唱，日本人唱的都挺好。后来我在日本卡拉OK时，居然很少听到日本人唱歌跑调儿。
我想，这可能与日语的特点有关。日语主要是多音字，是黏着语，通过在词根的前中后粘贴不同的词尾来实现语法功能，于是很贴近歌曲的旋律。
邓丽君
长期以来，港台歌星喜欢翻唱日本歌曲，就是把日本歌曲的曲子稍作修改并重新填词。这种翻唱歌曲一般有一个特点：把伤感的日本曲调变得欢快些，填出的中文歌词也更欢快。
在邓丽君既是日文原唱又是中文原唱的歌曲里，其伤感度也是唱日文就高，唱中文则低，分寸拿捏得非常到位。而蒋大为能把一首充满乡愁的日本歌曲《北国之春》，唱成了欢快的中国民歌，也有这个特点。
不过，李叔同打破了这个惯例。他翻唱的日本歌曲，准确的说是他翻唱日本人翻唱的美国歌曲——《送别》居然比日本人更伤感，这着实叫人困惑。我一直觉得，与日本文化的主旋律是伤感相比，中国文化的主旋律应该偏好喜感。
《送别》的创作过程我们都知道。十九世纪美国音乐家J·P·奥德威（John Pond Ordway）作有一首歌曲《梦见家和母亲》（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这首歌传到日本后，日本音乐家犬童球溪参考原歌编曲，填上日文新词，作成《旅愁》这首日文歌。1907年《旅愁》发表后，在日本广为流传。
犬童球溪
1905年至1910年，李叔同留学日本，接触到《旅愁》，并被这首歌曲打动，产生了创作灵感，后于1915年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他便参考这首歌的曲调填写上中文歌词，作成了传唱至今的歌曲《送别》。
李叔同（居中）
《旅愁》是写乡愁的，非常契合日本现代化的主旋律。日本人的离乡离土是在近代化浪潮中发生的，并且充满了“望乡”之惆怅。在日本的演歌也就是我们说的民歌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就是“故乡”。
对于日本人，故乡就是祖先和父母待着的地方，是魂之所在，而现代化割裂了他们的魂。日本人是通过“故乡”来寻找和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的，并且以此建立把传统和现代有机地结合起来的艺术途径。
中国人自古讲究叶落归根，以求得安心感。这个“根”，也是故乡。对于中国人，回到故乡，魂就安稳了。
现代化同样也割裂了我们中国人与故乡的天然联系，甚至有时“故人”的精神价值大过“故乡”，于是，“送别”取代了“乡愁”。这大概就是李叔同的《送别》比犬童球溪的《旅愁》更伤感的缘由之一？
李叔同的《送别》是为送别挚友许幻园而写的歌曲。许幻园曾经是社会改革潮流中的一个积极分子，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称帝以及走马灯似的社会巨变，导致许幻园的家业荡然无存。在许幻园赴京找袁世凯讨公道的离别之时，李叔同写下此歌为之送别。
从歌词的情调上看，“长亭外，古道边”“天之涯，地之角”等全是伤感词语，非常“李后主”。据说，李叔同年轻时非常喜欢读李后主的诗词，身边常带有《李后主集》。
在当时的留日学人中，还有一个人有如此情怀，他就是王国维。并且，王国维对李后主的推崇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国学大师王国维
他在《人间词话》里甚至写道：
“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感，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就我的阅读范围来看，留学欧美的学人很少有这种情怀，更少有像王国维寻死和李叔同出家的。
这与其说是西方文化影响了这两个留日学人，不如说是经由日本“这只手”的西方文化唤醒和巩固了他们的传统意识。
日本诗人金子光晴在《梅雨》一文中写道：“《古事记》和万叶时代的日本人，毋宁说和放纵的明朗乐观的希腊民族颇为相似。他们这种快活而富有建设性的性格随着佛教思想的传入，变得退缩而悲观，对于这一点我不加议论。”
我想，在东亚文化里，佛教对生命的解释是最深刻、最系统、最有滋味的。佛教也容易使人对现世“伤感”，从而在艺术上产生“知伤感之心”。但佛教绝不是仅仅止于伤感，佛教是通过否定来实现肯定的，最终是否定之否定。
我听过的许多日本流行歌曲的逻辑都是如此：先是感叹人生无常，最后唱出解脱的办法。也就是，在无常中感受真爱，即使遇到各种不测，也要释怀。
日本人在遇到困境时，有回归原点的思考习惯，于是，思念故乡，甚至构建自己的精神故乡就成为一个文化主题。
电影《小偷家族》剧照
今年夏天，日本电影《小偷家族》在中国上映，这部电影之前刚刚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请李健演唱的推广歌曲，选的是日本歌曲《故乡》，由雷光夏填写中文歌词。这首日本歌曲最初发行于1914年，由冈野贞一作曲，高野辰之作词。在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日文歌词译文：
追兔子玩的那座山
钓鱼玩的那条溪
现在还是频频梦见
难忘的故乡
父亲母亲日子过得如何
竹马之友是否不变
现在过的好吗？
狂风暴雨每每令我起故乡的记忆
希望有日衣锦还乡
何时才能回到
我那青山绿水的故乡
中文歌词：
阳光照 云雾飘 那一座山
波光耀 鱼儿游 弯弯小溪
我的故乡 在远方 又在我梦里
回忆起朋友们 今在何方
每当狂风暴雨 总会想起
故乡的山林 悠悠气息
父亲母亲在远方 又在我梦里
何时能再见到 想念的你
每当狂风暴雨 总会想起
故乡的山林 悠悠气息
父亲母亲在远方 又在我梦里
何时能再见到 深爱的你
每当狂风暴雨 总会想起
故乡的山林 悠悠气息
父亲母亲在远方 又在我梦里
何时能再见到 深爱的你
何时能再见到 深爱的你
阳光照 云雾飘 那一座山
可见，日文歌词更生活化，中文歌词更有缥缈的意境。其实，在翻唱歌曲中，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从翻唱歌曲《旅愁》到原创歌曲《故乡》，甚至那个时代传唱至今的许多日本歌曲，在曲调的风格上是有相似之处的，就是在激荡的时代浪潮中回归精神家园，获得一份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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