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同恶相党，同爱相求。”
“党”，是由相关利害关系人结成的团体，在中国古时也曾作为一种户籍制度而存在，以五百家为一党，即“五族为党”（《周礼·大司徒》）。
而近代出现的“政党”则是以执政为目标的政治组织。
但在中国历史上，““党”是一个贬义词，古人对“党”的解释是“暗”。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读“党”是“不鲜也”。例如成语“结党营私”“党豺为虐”的意思都是图谋不轨、为非作歹的坏人互相勾结，组成团伙，狼狈为奸，为害一方。所以孔子倡导“群而不党”“君子不党”。
例如，东汉末年的汉灵帝时，以张让、赵忠为首的“十常侍”宦官集团就是中国历史上“同恶相党”、党豺为虐的典型。
张让，颍州（今河南禹州）人，初始时只是宫中一名杂役宦官，后因与汉桓帝年纪相当，巴结上生性放荡的桓帝，成为“断袖之交”。梁太后得知后，利用张让暗中监视桓帝，并取得信任。
灵帝即位后，张让被任命为“常侍”。为了擅权专政，他一面怂恿灵帝设“西园卖官所”，公开卖官敛财，又在汉宫西苑设“裸游馆”，专供灵帝淫乐，哄得无道昏君汉灵帝兴高采烈，喜笑颜开，尊称张让为“阿父”。
在取得灵帝的信任之后，他又与宦官中的赵忠、孙璋、段王圭、毕岚、栗嵩、高望、张恭、夏恽、郭胜等“常侍”相勾结，组成了以张让为首的宦官集团，号称“十常侍”。
“十常侍”权倾朝野、朋比为奸、欺君罔上、卖官害民，义父兄子弟遍布天下，横行乡里、祸害百姓，以致朝政日非，天下人心思乱，成为大汉王朝覆灭的助推器。
与此同时，“十常侍”还颠倒黑白除异己，捏造罪名杀朝臣，最终在皇位继承上，与外戚集团爆发了冲突。张让等先下手为强，诱杀了大将军何进，引发京师卫军变乱，杀尽宫中数千宦官，张让等也走上绝路，投身黄河而死。
“十常侍”的历史教训说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心怀叵测、居心不良、为害作乱的人并非是孤立的，他们臭味相投、结帮拉派、互相利用，小则为害一方，大则祸害国家。对此，后世的国君是应该十分警惕和引以为戒的。
爱：亲爱、喜爱。“同爱”的“爱”是信仰的意思。例句有：“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 ）“求”与“逑”相通，在这里不能将“求”理解为请求、追求、谋求，而是“聚合”的意思。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逑，敛聚也。”例句有：“惠此中国，以为民逑。”（《诗·大雅·民劳》）（中国：指京城）意思是，爱护京城百姓，可使人民聚合在一起 。“同爱相求”的“求”虽然是“聚”的意思，但也不能绝对理解为“聚集在一起”，信息沟通也是“聚”。在这里所要表述的是思想一致、志同道合 。
“同爱相求”的意思是：具有共同信仰的人，由于他们之间有着共同语言、共同目标、共同追求，所以，他们的“聚合”是多样的，并不受时间和空间、内容和形式的限制而地久天长、长相厮守。
例如，王安石青年时期曾在扬州任淮南判官。在此期间，他交了两个朋友：一个是江西人曾巩（字子固）；一个是浙江人孙侔（字正之）。他们人分三地，互不相识，怎么会成为朋友呢？王安石说：“江之南有贤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贤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王安石《同学一首别子固》）意思是，长江以南有位贤人，字子固，他不是现在一般人所说的贤人，我景仰他并和他结为朋友；淮河以南有位贤人，字正之，他不是现在一般人所说的贤人，我景仰他也和他结为朋友。按照王安石的说法，他们之间结成好友是因为相互景仰。那么，他们为什么会互相景仰呢？王安石说，他们互相景仰是因为都是学习圣人的言行，相互之间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很少很少。我曾在淮南称道子固，正之毫不怀疑；回到江南对子固称道正之，子固也以为我说得对。现在，我又知道“所谓贤人者，是既相似又相互信任不疑。”王安石、曾巩、孙侔虽然是志同道合、惺惺相惜的好朋友，但他们却难得相聚在一起。为此，王安石深感遗憾：“噫！官有守，私有系，会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学》一首别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王安石《同学一首别子固》）意思是，哎！
官身不自由，私人家事也有牵扯，我们的聚会是不可能经常的啊！因此作《同学一首别子固》一篇给子固，作为临别赠言，借以互相警示，互相劝慰吧！
王安石与曾巩、孙侔成为好友，是因为“同爱”，即崇尚儒术、效法圣贤。
他们虽然难得相聚，但他们书信往来、诗词唱合非常频繁，同样达到了“相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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