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让我感到很亲切，胡同伴着的记忆我逐渐长大，那里有街坊的影子，有小溪淌水般的故事，还有胡同的变迁。如今的东花市小区就是我家胡同的上原址，当时我住的胡同叫下下四条，西面是虎背口，东面是白桥，距离城东南的角楼不远。胡同大体为灰色，是一条东西长约300米，平均宽4米左右的枣核型街道，东西头最窄的地方也就3米不到，中间最宽约10米左右。胡同中间地段有个庙，叫俗了“8号庙”。上百户的人们就是天天在“您好”、“吃了吗？”和“回见”的老北京亲切的问候中和谐的生活着……
我的爸爸是1951年考试来到北京当了人民警察，后来东郊建厂调到北京玻璃总厂当保卫科长。妈妈是撇掉涿县的家带着两个姐姐来到北京的。我是在爸妈团聚后于1957年出生在北京的。那时没有什么住房，一家5口就住在下下四条的玻璃厂宿舍里。我记得很清楚胡同是黄土路没有道沿，两边都是住房，灰色的，老房上的房顶上还有一些随风飘动的小草直挺挺的看上去很好玩的。电线杆是黑漆的沙木杆，一盏小灯泡在夜色中泛着黄色的光芒。街的中间有一个公用的自来水，大家在这里打水回家做饭洗衣。一道晚上，排队打水的人挑着水桶耐心的排队，偶尔还听见“您忙，您先来！”和和气气亲如一家。冬天孩子们在这里玩耍，因为有水冻成的冰，孩子们划着小小的冰车开心的玩耍。直到家长喊破嗓子才依依不舍的提着小冰车回家。
我的家在街道的中间老门牌30号，有几个台阶是青色的石板铺的。院里是长方形的四合院。里里外外有我几户人家。大多数是玻璃系统的人。这个院子听老人说原来是私人做玻璃丝的，后来公私合营了变成了玻璃厂的家属院。我家住的是一间半南房，隔壁全是微薄糊的，相邻街坊说话都可以听见，似乎无密可保的。最盛行的就是顶篷里的耗子，害得不好睡一个安稳觉。每天夜里就听见咕噜咕噜的跑动声。我有时问自我开心的说耗子出操了。其实最不方便的是上厕所。那时的院里的厕所是男女通用的，一到早晨就得排队。偶尔因快慢还有些埋怨。每天有掏粪的师傅背着木质的粪桶去清理。后来我才知道负责我们那个胡同的就是可敬的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文革中老人家还受到了冲击喊冤而死。
1963年的5月7日，这个日子让我记忆很深。我的弟弟降生在家里。我那个高兴啊，因为我也有小弟弟了。我和俩个姐姐在院外的墙边早就给他起好了名字。我们一家6口人生活在这条胡同里，虽然生活拮据但还是愉快的迎接每一天灿烂的太阳。
胡同和院子还有家都是和谐的乐园。街坊非常友好，互敬互爱、互相帮助。冬天大家都是烧炉子取暖，最让人担心的就是煤气了。院里的郭姨和郝姨都先后中过煤气，妈妈没有工作在街道尽义务。多次将失去知觉的阿姨给救过来，好像是灌醋。那是院里谁有困难就是二话不说帮着。我妈有胃病的老毛病，一犯就得送医院。街坊也是没得说，蹬上三轮就往医院送。妈妈也是热心人，胆大心细，特爱帮助人。院内的一位爷爷病逝，儿子不敢给剃头，可是我的妈妈用推子给理好，让老人安心离去。
每年一次的道路翻整，胡同里可热闹了。看得人很多尤其是小孩。我也非常好奇，看着大大的拖拉机将原来的地翻掉，然后加上白灰等石沙有汽碾子碾压平整。我们是追着追着一路小跑，那时修路的师傅一个劲叫“别追，危险！”。后来水管子进了院子，厕所修了3个，院内的卫生也就干净多了，生活条件小小的变化让胡同里的住户感到兴奋。1968年我的院子也重建了，变成了整齐的排房，灰色的砖、红红的瓦、高高的院在那条胡同里显得那个气派啊！直到1985年我离开了这里，没几年的功夫全给拆了，如今的下下四条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漂亮的东花市小区。城市的快速发展也就是改革开放的瞬间，仿佛我们从历史的古老一下跨进现代化的横列。那些一下雨就满脚是泥的胡同记忆只是存在回味的细胞中了，柏油马路平整顺畅让我们感触到了新生活的无限美好和憧憬。
胡同伴我长大，胡同的故事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段美好记忆。它也是新中国60年百姓生活与时代变迁的缩影。我们的胡同有的已经在视觉上消失了，但是胡同里的和谐与美好还会在鳞次栉比的高楼中展现的。爱是永恒的。
（画：周永隆）
阅读往期内容请点击“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