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东传，在东亚地区有广泛的信众汉文大藏经在东亚的环流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有着特别的意义，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此研究很少大庭修先生是持渡书资料搜集和研究的开拓者，他长期研究日本江户时代中国书籍的输入问题，整理了大量相关资料，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丰硕成果，他编集的《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研究》资料编、《宫内厅书陵部藏舶载书目》都是极好的专题资料，为后继者的相关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即是基于大庭修编著的《宫内厅书陵部藏舶载书目》，对《嘉兴藏》在日本的流播做进一步探讨，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豫章十景真迹图?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豫章十景真迹图
佛教东传，在东亚地区有广泛的信众。汉文大藏经在东亚的环流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有着特别的意义，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此研究很少。大庭修先生是持渡书资料搜集和研究的开拓者，他长期研究日本江户时代中国书籍的输入问题，整理了大量相关资料，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丰硕成果，他编集的《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研究》资料编、《宫内厅书陵部藏舶载书目》都是极好的专题资料，为后继者的相关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即是基于大庭修编著的《宫内厅书陵部藏舶载书目》，对《嘉兴藏》在日本的流播做进一步探讨。
一、《嘉兴藏》的刊刻
《嘉兴藏》是明代继《初刻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3部官版大藏经之后开雕的一部私版大藏经。它谋刻于万历初年，初刻于山西五台山，后移至杭州径山寂照庵等处继续雕刻，直到清代嘉庆年间才终止补刻，历时200余年。因其在浙江嘉兴楞严寺流通发行而称为《嘉兴藏》或《楞严寺藏》，以其雕版存贮于浙江径山寂照庵亦名《径山藏》，由于它的版式呈书本册装又称《方册藏》，以正藏的刊刻年代作《万历藏》，依主其事者称《密藏本》，又该藏传至日本，被日人称作《支那藏》或《明藏》。该藏别名之多，实为诸藏之冠。目前学界一般称作《嘉兴藏》。
明朝万历年间，在中国佛教寺院中保存并流传的大藏经版本虽多，但当时宋元的版刻多已散佚。明代刻藏，虽有两部《南藏》，但到万历年间，人们不仅已不知明初曾有过《初刻南藏》，而且还误认为大报恩寺所存《永乐南藏》经板一副是圣祖朱元璋时刊造的。如万历后期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葛寅亮撰《报恩寺九号藏经并藏殿碑记》记载：“圣祖甫戡世乱，即究性宗，特以藏经授副墨，贮之报恩，用广流布。成祖复刻于燕，厥有南北藏。北藏非请旨不可，而南藏辖之祠部，朝以牒出，夕以楮入。”明进士吴郡俞彦撰《大报恩寺重修藏经殿记》云：“南藏之有镂板，自高帝始也。其庋而置之经堂，则文皇命也……钱塘葛君，昔以仪曹署祠事，补经板之缺，厘经役之蠹，僧众便之。”虽有《南》、《北》二藏，然而《南藏》以梵夹为形式，印价昂贵，且其版因印造过多，岁久腐朽，字迹模糊不清，几乎已不能成读；《北藏》版本虽较为精审，板也完好，字画清白显朗，但存于宫内，请印甚为不易；如果不是朝廷诏赐，即使是著名的丛林，也无力为之。如释道开在《募刻大藏文》中所说：“今宇内所行，惟南北两藏。《北藏》既在法宫，请施非易；《南藏》虽行诸郡，印造犹艰。僻壤幽岩，何以取办？”冯梦祯在《刻大藏缘起》中说得更为具体：“宋元间，除京板外，如平江之碛砂、吴兴之某寺、越之某寺等俱有藏板，不啻七八副。”“迨国朝仅有两京之板，而诸方之板尽废。北板稍精，而藏于禁中，请印甚难。今江南诸刹所有，皆景泰间敕赐物也。南板印造虽易，而讹谬颇多，愈改愈甚，几不成读。然印造装潢，其价亦百金以上。以故山陬海隅、穷乡下邑，有终年不见藏经者。”汪道昆的《刻大藏经序》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经庋尚方，俨若中秘，刀布不易购，舟车不易通，僻壤遐陬，千岁不觌。”存世大藏虽多，但错讹较多，收录不全。释道开《募刻大藏文》说：
尝以宋刻校兹二藏，鲁鱼之讹互有，潦鹤之舛递彰。因思法云以遍覆为功，宝筏以毕渡为德。教有多门，道惟致时，虽异代圣无两心。观文皇再刻大藏之心，即如来悉度众生之愿也。今我圣天子，凡大藏未收疏论，皆收梓于藏中，印施于海内，岂不欲家握摩尼之珠，人入栴檀之林，群生归善，四海蒙休哉。顾武林之刻，既以久而毁，则更梓之谋，逮于今为急，请以三藏并校，参之英贤，正其讹谬。
就是说，重修大藏是为了要刻出一部校勘更为精良、收录更为齐全的新版大藏。
“易梵帙以从方册，所费既约，其行必普。”雕造《方册藏》的主要动机，除了《南藏》版面不佳、《北藏》收“在禁中，印造苟非奏请，不敢擅便”之外，主要就是鉴于梵夹“大藏卷帙重多，致遐方僻陬有终不闻法名字者。欲刻方册，易为流通”。就是要借着方册本藏经使佛法广为流传。因为线装的方册本比折帖式的梵夹本在阅读时更轻便，价格上也更低廉，释真可《刻藏缘起》云：“易梵夹为方册，则印造之者价不高而书不重。价不高则易印造，书不重则易广布。纵经世乱，必焚毁不尽，使法宝常存，慧命坚固。”刻方册藏可节省百分之七八十的部帙，造价低廉，较易流通，读者阅读保存也较为方便。
自宋代以来，大藏经的装订方式有卷轴式、折装式和书册式3种。宋太祖时敕修的《开宝藏》是卷轴式。卷轴式是用一根较细的小圆棍为轴，粘在若干张接成长幅的写好的经卷末端，用这根小棍为轴，可以把经卷卷起来，而且长度不限，视经卷的文字多少而定，便于收藏。只是有的长达10米左右，诵读起来非常不便。其后，《崇宁》、《毗卢》、《思溪》、《碛砂》、《普宁》，包括明代的《南》、《北》等藏都是折装式梵夹本。清代雍正敕刻的《龙藏》用的也是梵夹方式。因此，在现存的中国古代的大藏经中，只有《嘉兴藏》是线装的方册本，“缩梵夹而就简编，约片章遂减什七”，这对于扩大佛教大藏经传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将流传了几个世纪的传统的梵夹装大藏改为书册装“类俗谛”，一些比较保守的僧人认为是对藏经的“不尊重”、“不敬”。刻藏之举虽然得到慈圣太后的赞许，但刻方册藏这一点小改革却为守旧派所不容，甚至遭到有司的弹劾，经翰林院编修南京国子监祭酒冯梦祯为之辩白才算无事。道开在与真实居士(钱谦益)函中谈及此事：“刻藏因缘，科臣有言，幸宗伯题覆无恙，此以世眼观之，仅属魔娆，以道眼观之，实所以增法海之润，助天鼓之音也。”“易梵帙以从方册”在当时的佛教界是思想解放的大举措。
明万历年间，僧俗佛教界的名流们有着强烈的振兴佛教的愿望，作为这次刻藏事业的实际主持者释道开在《刻大藏愿文》中曾十分真切地指出：
万历壬午(十年，1582年)，从补怛、天台诣武林，于绍兴道中忽见古寺残碑，载胜国时会稽郡大藏版凡七副。因感泣思惟，板刻之在一郡者且尔，其卷轴流通在天下者当何如哉？乃我明仅南北两板，法道陵夷莫此为甚。遂愿毕此生身命，募刻方册板，广作流通。
在释道开看来，明代万历年间的中国佛教，与盛传时代相比已是十分衰落了，所以“法道陵夷莫此为甚”，其所举的实例就是佛藏的流通已大不如前。故发愿毕其一生募刻方册藏。释德清更是指明了此次募刻方册藏对复兴佛教的重大意义，在释德清看来，当时的中国佛教已是“外患内忧，犹楚入郢”，处于危急存亡的边缘。释道开等募刻方册藏，“斯刻之举，不啻秦庭之哭，真有夺军拔帜之意。其恢复法界之图，远且大矣。”“斯刻之功，将浩劫而不穷。”
释真可在《刻藏缘起》中说：
嘉隆间(1522—1572年)，袁汾湖以大法垂秋，僧曹无远虑，不思唐宋之世，大藏经板海内不下二十余副；自元迄明，南都藏板印造者多，已模糊不甚清白矣，且岁久腐朽；燕京板虽完壮，字画清白显朗，以在禁中，印造苟非奏请，不敢擅便。又世故无常，治乱岂可逆定，不若易梵夹为方册，则印造者价不高而书不重。价不高，则易印造；书不重，则易广布。纵经世乱，必焚毁不尽，使法宝常存，慧命坚固。譬夫广种薄收，虽遭饥馑，不至饿死。时法本禅人，实闻此言。
但本公自顾力弱，不能图之。
袁氏亲撰的《刻藏发愿文》中也说：
万历癸酉(元年，1573年)，余偕幻余禅师习静于武塘塔院……因与幻余私议，谓释迦虽往，法藏犹存，特以梵夹重大，流传未广，诚得易以书板，梓而行之，使处处流通，人人诵习。孰邪孰正，人自能辩(辨)之，而正法将大振矣。逾十季，癸未(1583年)，达观大师寄迹于汾湖之敝庐，余复与商確，谓利益甚大。又明季甲申，遇密藏师兄于嘉禾之楞严，相与筹画，颇有次第，即命余草《募缘文》，而请益于吾师五台先生。厥后具区、洞观、健参、宇泰诸兄弟相竭力谋之，事遂大集。
此文题下有“袁了凡居士亲书手卷真迹现存古梅庵，比丘契颖摹梓”注文。法本在《发愿文》中也说：
万历癸酉(元年，1573年)，自金陵参云谷和尚，归锡武塘，遂构禅室于本所，受业兰若中，朝夕禅诵。时项东源、袁了凡两居士日过我，为法喜游……一日，了凡居士与本矢言，欲将梵典翻为方册，俾家传人诵……弘愿虽发，而实行不加，法本竟滞寂山林，居士亦羁迷世网，光阴驹过，良可惜哉。岁丙戌，豫章密藏开兄，迺持是愿，乞檀燕都……时达观和尚挂锡燕都，遂嘱同事以谢初心。
由此可知，刻方册大藏的首倡者是袁了凡居士，他与之最早议论的是武塘塔院的幻余法本。袁了凡提出此倡议的时间，应该是袁氏自述的万历癸酉(元年，1573年)，而不是真可所说的“嘉隆间”。关于袁氏的首倡之功，真可大师一直未能忘怀，并认为“法本、道开、不才老汉，及现前一切刻藏施主，皆袁汾湖之化身也”。
袁了凡，初名表，后改名黄，字庆远，又字坤仪、仪甫，初号学海，后改了凡。袁黄善属文，“好奇尚博，凡河洛、象纬、律吕、水利、河渠、韬铃、赋役、屯田、马政以及太乙、奇门、六壬、岐黄、勾股、堪舆、星命之学，莫不洞悉原委，撰有成编。”他融会禅学与理学，劝人积善改过，强调从治心入手的自我修养，提倡记功过格(一种把每日所做之事，按其善恶增减记数的修养方法)，在社会上流行一时，袁黄是当时社会里巷皆知的人物，名噪一时，其思想在明末清初的影响相当广泛。《吴江县志》说：“万历以来，李贽、袁黄之说盛行于世。”浙江桐乡人张履祥(1611—1674年)指陈当时的社会风气，说“袁黄《功过格》，竟为近世士人之圣书”。长洲彭绍升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编成《居士传》，在《袁了凡传》后按语曰：“了凡既殁百有余年，而功过格盛传于世。世之欲善者，虑无不知效法了凡。”袁了凡是晚明时期影响非常大的一个人物，作为“功过格”的提倡者和身体力行者，其言行经历对善书思想的兴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晚明整个道德思想、伦理思想的变迁影响非常大。因为有袁了凡的发愿、倡导，才有以后方册藏的募刻。
《嘉兴藏》最早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在山西五台山妙德庵正式开板。由于山上气候严寒、交通不便等原因，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刻场南迁至浙江余杭径山。此后随着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释道开的隐去，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释真可的去世，刻藏事业遭受挫折。于是改变刻场集中于一寺而为分散于各地的做法，各寺先到径山按目领取未刻经本，后将刻好的经板送回径山。此外将已刻就的经卷，先行刷印流通，利用回收资金继续刻板，从而使《嘉兴藏》刊成全藏。在此过程中，嘉兴楞严寺一直担负流通发行的任务，《嘉兴藏》因此而得名。《嘉兴藏》大约在康熙年间就已刊刻完成，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卷首有雍正元年(1723年)浙江巡抚李馥撰《补刻嘉兴楞严寺藏经序》。
《嘉兴藏》在我国历代所修大藏经中收经卷数之多堪为第一。《嘉兴藏》的“正藏”是《北藏》的覆刻，内容大体与《北藏》相同。《嘉兴藏》作为民间雕造的大藏经，改梵夹为方册，成本减低，售价较廉，而且传播的是以经律论三藏为核心的基本佛法，因而也是对基本佛法的推广。《嘉兴藏》“续藏”、“又续藏”所收诸书中，未被《嘉兴藏》之前的各版大藏经所收的有500多部。
二、《嘉兴藏》渡日的途径
日本在江户时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只开放长崎一口通商，因而《嘉兴藏》渡日，只有通过中国商船带佛经到日本和中国僧人到日本传经送法带去佛经两种途径。
(一)中国商船带佛经到日本
明末清初，日本开长崎作为唯一的对外贸易港，中国商船经官府批准到日本长崎港进行贸易的络绎不绝。明后期至南明时期，中国商船赴日本从事贸易的有600多只，随清廷对海禁的逐渐放松，中国商船驶往长崎出售货物日益频繁，其中就包括书籍和书画。《宫内厅书陵部藏舶载书目》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公元1694—1754年期间(清康熙三十三年至乾隆十九年，日本元禄七年至宝历四年)中日佛教书籍交流的盛况。大庭修著《江户时代中国文化受容研究》对此已稍有揭示，本研究进一步深入，重点考察《舶载书目》记载中的《嘉兴藏》，及《嘉兴藏》在中日佛教典籍交流中的地位。
(二)隐元渡日弘法带去佛经
隐元禅师(1592—1673年)为明末清初僧人，俗姓林，名隆琦，福建福清人。明末清初临济宗高僧，出家于福建黄檗山万福寺，并主持该寺17年。63岁时应日本长崎兴福寺之请赴日弘法，1654年(清顺治十一年，日本承应三年)五月十日，他率领弟子独言性闻、慧林性机等38人从黄檗山出发，六月初三至中左(厦门)，寓仙岩，“藩主送斋金为供”，而后“藩主备舟护送”。隐元的另一位弟子南源性派所编的年谱也记载说，“国姓公备斋金送仙岩”，而后“拨舟相送”。“藩主”、“国姓公”均指郑成功。六月二十一日，自厦门起航，七月五日抵达长崎，翌日进入兴福寺。现在学界对隐元渡日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讨论焦点集中在郑成功为什么要拨船护送隐元赴日，隐元为什么要东渡日本，隐元赴日是否负有郑成功向日本借兵、求援的特殊使命，隐元是不是郑成功的“亲善使者”，因这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不再赘述。这里要明确的是隐元渡日带去了《嘉兴藏》。
三、《舶载书目》中的《嘉兴藏》
我们先对《宫内厅书陵部藏舶载书目》所载佛教书目作个分析。为简洁文字，便于叙述，文中采用了类似2-54、5-17的数字标注，系《宫内厅书陵部藏舶载书目》影印书目的册、页号，“-”前面的黑体数字为册数，册数在《宫内厅书陵部藏舶载书目》中见每册书目影印页的右侧，“-”后面的宋体数字为页数。《宫内厅书陵部藏舶载书目·索引》中的标注也是前面的黑体数字为册数、后面的宋体数字为页数，只是没有“-”符号，黑体数字与宋体数字之间使用空格。
《宫内厅书陵部藏舶载书目》是一部极好的专题资料，但《索引》只收录了佛教书籍条目60条，仅占索引条目数(已剔除汇集在一起的“内阁文库藏分类舶载书目”)的3.5%，因而很不显眼，容易为研究者所忽略。而且《索引》收录佛教书目采用的标准不统一，有的采一级条目而不收子目，如2-54只收“又续藏”条目，而不收下列诸子目“语录”；有的不收一级条目而仅采子目，如5-17的“又续藏”没有收入，而将下列5条“语录”直接收录，且漏一条“起宗真禅师语录”；11-34“藏经”条中，将说明文字“又续内新加三部”中的“无异禅师唐(“广”之误)录”、“栗如澣禅师语类”作为条目收入索引；15-4“观音经”《索引》漏收。特别是32-29“续藏经”，实际为元文五年兴福寺寄进藏经之内续藏目录的一个总称，细目从第29—44页，34-1“藏经”，实际包括了宽保元年持渡藏经全部，其细目从第2—74页，这近90页的细目都没有单收，就由“续藏经”、“藏经”两个条目涵盖了。还有如“稼山证南和尚语录”和“证南禅师语录”在《索引》第13页重出，《索引》有些标注的页码有误。这些无疑会降低《索引》的功用。
尽管《舶载书目》中没有出现《嘉兴藏》、《方册藏》之类的名称，但其所载佛教书目，绝大部分是《嘉兴藏》。下面所列就是笔者考证出来的《嘉兴藏》，佛经右边标示的是该经在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函册中的位置。
2-54：
“又续藏”第三十九函。
大庭修编《索引》时可能以为下列诸“语录”都是“又续藏”的子目，因而没有收录：
卓峰玨禅师语录。一本一卷。 又续藏39函
玉眉亮禅师语录。一本一卷。 又续藏39函
大笑崇禅师语录。一本三卷。 又续藏39函
高峰三山来禅师语录。一本三卷。 又续藏39函
卧云童真禅师宗统颂。二本六卷。 又续藏39函
高峰乔松亿禅师语录。一册二卷。 又续藏39函
衡山炳禅师语录。一本一卷。 又续藏39函
普陀别庵和尚同门录。一本三卷。 又续藏39函
“又续藏”第四十函。
东山梅溪度禅师语录。二本十卷。 又续藏40函
白云象林真禅师语录。一本一卷。 又续藏42函
正觉润光泽禅师澡雪集。一本一卷。 又续藏42函
性空臻禅师语录。一本六卷。 又续藏42函
香岩洗心水禅师语录。一本二卷。 又续藏42函
何一自禅师语录。一本二卷。 又续藏42函
3-18：
弘明集(正广)。共十六本四十四卷。
正弘明集。一部四本四卷。 正藏147函
广弘明集。一部十二本共三十卷。 正藏148函
“又续藏”第四十三函。
大庭修编《索引》时没有收入“又续藏”，而是将下列诸5条“语录”直接收录，漏一条“起宗真禅师语录”：
大沩(《索引》误为“伪”)古梅禅师语录又续藏42函
子雍如禅师语录。一本四卷。 又续藏43函
起宗真禅师语录。一本二卷。 又续藏43函
善一纯禅师语录。一本三卷。 又续藏43函
山西柏山揩禅师语录。一本五卷。 又续藏43函
黔(《索引》误为“点”)南会灯录。共二本八卷。 又续藏43函
8-4：
藏经
10-29：
佛法金汤。八本十卷。 续藏50函
10-51：
从文字编排位置来看，以下6种应是《事文类聚》的子目，在第10册51页(《索引》误为10-52、10-54)。《事文类聚》没有看过，而相同的这6种经在10-88页又重出一次，且最后记：“右律经一套七部十本三十五卷。藏经之残帙也。”因此颇疑此处这6种经也相同。这里列出，但不标故宫藏本位置，以示异同。
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
佛说梵网经
不思议境界经
佛说如来兴头(愿)经
金光明最胜王经
佛说目连问戒律中五百轻重事经
10-88：
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 正藏77函
以下6种低“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两格排，最后记：“右律经一套七部十本三十五卷。藏经之残帙也。”
佛说菩萨念佛三昧经。二本六卷。 正藏26函
佛说梵网经。一本二卷。 正藏83函
佛华严人(入)如来德智不思议境界经。一本一卷。 正藏33函
佛说如来兴愿(显)纪(记)。一本四卷。 正藏33函
金光明最胜王经。二本十卷。 正藏36函
佛说目连问戒律中五百轻重事经。一本二卷。 正藏99函
11-34：
藏经
法华经 正藏37函
首楞严经 又续藏1、2函
金刚经注释 续藏33函
藏经(“正藏”、“续藏”、“又续藏”)
《索引》将以下“又续内新加三部”中的“无异禅师唐(“广”之误)录”、“栗如澣禅师语类”作为条目收入索引；第一条“五家宗旨纂要”没收。
14-74：
藏经。二部。右丘[五]番船。九番船。
14-75：
藏经。一部。
14-89：
密云禅师语录。一部一套四册。 正藏207函
成唯识论。一部一套十册。 正藏110函
14-90：
百痴元和尚语录。一部一套八本。 续藏80函
14-93：
楚石禅师语录。一部一套八本。 续藏62函
20-12：
嬾斋别集。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嘉兴藏》有此书，著录号为09033.1742
20-50：
法华文句记。一部三套。 正藏170函
31-9：
华严经31-9。一部二套十六本八十卷。 正藏28、29函
32-29：
续藏经32-29
33-5：
藏经。二百七十九套。
法华经。一部一套。 正藏37函
33-6：
华严经。一部四套三十二本。 正藏28、29函
33-29：
藏经
法华经。 正藏37函
33-6：
华严经。一部四套。 正藏28、29函
34-1：
藏经
四、《舶载书目》中的单册佛经
《舶载书目》中的佛教书目，有些在已知的《嘉兴藏》藏本中没有出现过，这会有两种情况，有些可能也属于《嘉兴藏》方册本，但由于见不到实物，无法辨认，如《天岳禅师语录》、《独湛禅师语录》等，很有可能是方册藏体系的，这里只好暂时不将这些佛经认作《嘉兴藏》。还有如33-29《华严经》就标出“折本”，以视与方册本不同。只要没有标出“折本”的，就应该是方册本。15-4《般若心经》(二帖)、15-4《观音经》(二帖)、15-4《法华经》(七帖)这样标注“帖”数的，当也是经折本，不是方册本。《法华经》就既有经折本，又有方册本。无疑地，标有折本、几帖字样的佛经肯定不是《嘉兴藏》，也一并收录于此。
2-6：
妙法莲华经知音。一部七本七卷。
法戒录。一部六本六卷。
2-15：
天岳禅师语录。一部二本共八卷。
2-30：
当麻寺化佛织造耦丝西方圣境图说。一本一卷，初有图六。
2-34：
楞严讲录(义)。一部五本十卷。
2-43：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义趣广演。一部四本。
5-26：
最胜金光明经。一本卅一品。
5-53：
妙法莲华经科拾。共八本八卷。
妙法莲华经(科)拾悬谈卷首。一卷。此卷一部首卷也。
妙法莲华经弘法(传)序略义。一卷，共一本。
妙法莲华经科拾文。一卷。已上一部共十本十一卷。
5-54：
药师经疏。共三本六卷。
华严别行品。共六帖。
5-63：
慈悲道场忏法。折本，十卷。
6-16：
五叶弘传。六本廿三卷。
6-17：
成唯识论合响。
洞宗汇选。
云栖法会。
6-19：
独湛禅师语录。二本共九卷。
7-15：
楞严经正观疏。一套，十本十卷。7-45：
楞严正观。十本共十卷。
11-28：
木庵语录。(只有此名，从文中位置安排看应是丛书《重较唐诗类苑选》子目)。11-30(《索引》误为11-28)：
木庵禅师语录。六本十八卷。
14-76：
月心和尚笑岩集。一部一套四册四卷。
14-89：
宗镜录钞。一部一套四册。
这部《宗镜录钞》应该是方册本且是《嘉兴藏》的一部，但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嘉兴藏》都没有这部经，日本《称名寺万历版一切经调查报告书》和《丰山长谷寺拾遗·第四辑之二·明版一切经》也都没有著录这部经。或许这是现存《嘉兴藏》佚失的内容，《丰山长谷寺拾遗·第四辑之二·明版一切经》著录有一部《宗镜录引百法论钞略节》，也是各处藏《嘉兴藏》本所不见的，该经的“刊记”：“上海县优婆夷唐氏性敏施赀刻此/因明入正理论解并宗镜录引百法论钞略节/吴江沙弥本宏书溧水毛有伦刻/万历庚寅夏五台山妙德庵识”。由此可知《嘉兴藏》研究的难度。
14-92(《索引》误为14-90)：
天童远和尚语录。
玄素体禅师语录。
[以上两种“各一部二本一套(入合)”。]
14-93：
稼山证南和尚语录。一部一套四本。
(《索引》第13页重出“证南禅师语录14-93”)。
20-12：
灵岩明白庵集。一部一套四册八卷。
33-6：
华严经。(折本)一部十六套。
33-29：
华严经。(折本)一部十六套。
五、输入日本的《嘉兴藏》
在中日文化交流中，书籍交流起了重要作用，有学者称之为“书籍之路”。大藏经在佛教典籍中有重要的地位，如果我们能够搞清楚有哪些、有多少大藏经，在何时、通过什么途径传入日本，其意义就不仅在书籍交流史上，对于中日佛教交流，对于日本佛教发展史来说，都不容忽视。
日本编印的汉文大藏经，最早相传是镰仓时代所刻的《弘安藏》，据说有少量印本传世，也有学者认为并不存在《弘安藏》。江户时代宽永十四年(1637年)至庆安元年(1648年)雕刻的《天海藏》(又名《宽永寺藏》)，是以中国宋代《思溪藏》为底本，兼补以元代《普宁藏》的木活字本。印藏所用的木活字现藏乾王寺，经板藏于武藏以越喜多院、相摸慈恩寺等。
江户时代中期以后，方册藏经已经传入日本，遂出现了以方册藏经为中心的藏经开板，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很明显的。江户时代中期以后还有《南藏》传入日本，从时间的序列来看，应该是《南藏》先入日本。关于《南藏》传入日本，有待继续探讨。
铁眼发愿开版大藏经，宽文八年(1668年)，渡日弘法的隐元禅师将带来的一部方册本《嘉兴藏》赠给铁眼，鼓励铁眼的刻藏事业。延宝六年(1678年)七月十七日，铁眼在黄檗山宝藏禅院撰《进新刻大藏经表》，《铁眼藏》即将告成。天和辛酉(元年，1681年)，铁眼又在摄津州慈云山瑞龙禅寺撰《上大藏经疏》：“普募檀信，力镂金文……功既竣矣，幸莫大焉。敢乘盛时，特斋上献。”说明了全藏至此刊竣。学界一般认为，方册藏经是隐元来日时带来的，铁眼借助了隐元带来的方册藏(嘉兴藏)而刊行了黄檗藏(铁眼版)，《铁眼藏》是明万历版大藏经正藏的覆刻，但松永知海在搜集《铁眼藏》全藏卷数变化的有关资料后，对学界普遍认同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大庭修也指出：“但铁眼道光的黄檗版一切经却依据其师隐元禅师携来的《万历藏经》。隐元禅师渡来是在承应三年(1654年)，但他携来的方册本《万历藏经》决非初始之传，可能在此之前就有输入。”只是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因为有关方册藏的记录，在隐元来日之前没有发现。
日本访华僧人，在明代达110余人，7清初访华僧人情况不详，他们回国时带去从中国市面购买的有关佛经、禅宗等典籍，当不在少数。受天海版使用元藏的刺激，促使了方册藏在隐元时期被传入，应该是很明确的。
享保(1716—1735年)以后，被带到日本的中国藏经，是方册藏经《嘉兴藏》，此事为“赍来书目”、“持渡藏经目录”所论述。大庭修在《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第3章第7节“江户时代《大藏经》的输入”中指出：
所谓嘉兴楞严寺板，表明《藏经》开板地转移到嘉兴，它表明此地已有能力挤(跻)身于江南印刷业兴盛之地的行列。由于这一地域的口船将其与日本联系到一起，所以嘉兴成为日中文化交流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在嘉兴楞严寺印行方册本《藏经》，它才有可能比较容易地传来我国。
在元禄十二年(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十月由一色时栋纂辑出版的《二酉洞》这一当时的类书目录中，已经加有《又续藏》的内容目录，这亦是康熙《又续藏》开板后二十三年内传来日本的证据。当然，《二酉洞》中的《又续藏》以第三十函《知空蕴禅师语录》为终结，表明《又续藏》并未全部被一色时栋所经眼，所以足本是否传来尚难以断言。
大庭修据现藏长崎市立博物馆《圣堂文书》的“享保四亥年书物改簿”，明确当年唐船携来的《大藏经》共有3部；据享保十一年至明和三年间任书物改役的向井元仲写于享保二十年六月一日至九月四日的部分残存日记，享保二十年输入《大藏经》2部；据宫内厅书陵部的《船载书目》的记载，在元文五年、宽保元年各输入《大藏经》1部。这些“享保以降传来的《藏经》无疑只是万历板方册本《藏经》”，而且“当为康熙三年以后的刻本”。
大庭修确认，宫内厅书陵部的《船载书目》有两则关于《大藏经》的资料，其一是卷46(第32册)元文五年条中的“兴福寺寄进《藏经》之内《续藏》目录”，记述了第1函至第8函《华严经会本大钞》至第90函《请益录》的经卷目录；其二是卷48(第34册)中的“宽保元年持渡《藏经》目录”，在全部74页的这一册中，记写了《藏经》目录及《又续藏》目录。其实，大庭修的这个认识太过保守，第三节我们已经将《舶载书目》所载藏经的记录都已抽出，可知有全套《藏经》的就有：8-4、11-34(二部)、14-74(二部，右丘番船、九番船各一部)、14-75、33-5、33-29、34-1，一共有9部之多。明确记载的，33-5这一套有279套，我的理解应该是279函。因为《嘉兴藏》刊刻时日迁延，藏经随刊随流通，《嘉兴藏》在刊印过程中收录经卷的情况也有变化，现存的《嘉兴藏》没有一部是全藏，它们的刊刻、续修起讫年代和情况很难说明是否一致；刻经目录也多有变化，迄今找不到一个完整的《嘉兴藏目录》，而且不仅目录互有差异，目录与现存《嘉兴藏》的实际之间也有明显的不同，依据各种目录统计很难完全反映《嘉兴藏》的实际情况；再加上依据不同，统计方法各异，就使得这部大藏的函、种、卷数扑朔迷离。虽然今天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雍正年刷印的《嘉兴藏》有345函，但也不是全藏。因此，对于279函这样的巨帙，我们可以视其为“整藏”。11-34这一藏，从记载来看，有些混乱，但无疑是整藏：
藏经。
续八十七函《铁壁禅师语录》一部，又续二十七函《药师直辨》一部，同卅函《子肃禅师语录》一部，同函《三坛传戒缁门世谱》一部，同四十四函《美亭义》一部，已上五种脱。
正藏。旧板同。
续藏。旧板九十函。去戊戌板九十一函。当己亥岁，九十三函。去戌岁《毗尼止持会集》一部，为又续四十三函；《毗尼作持续释》为又续四十四函。当亥岁改加续藏故也。
又续藏。旧板四十三函。去戊戌岁板四十七函。当己亥岁板四十六函。旧板从《右梅州禅师语录》以下至《天一悦禅师语录》八部，为四十三函。戊戌版《毗尼止持会集》为四十三函，《毗尼止持续释》为四十四函。以旧板四十三函为四十五函。又，《空谷道澄禅师》以下九部为四十六函，《吹万禅师一贯别传》以下九部为四十七函。其四十三函、四十四函、四十六函、四十七函四套，戊戌板之新增也。当己亥板以戊戌板四十三函四十四函加续藏以成四十五函，如旧板为四十三函，以四十六函为四十四函，四十七函为四十五、为四十四函。新增《博山无异禅师广录》一部六本、《博山栗如禅师语录》一部一本六卷，为四十六函。
又续内新加三部：(以下应为说明文字，只录书名——引者注)《五家宗旨纂要》(11-36)。
《无异禅师广(误为‚唐‛)录》(11-37)。《栗如澣禅师语类》(11-39)。
正藏、续藏、又续藏，三大部分齐全，只是缺脱《铁壁禅师语录》等5种。而且这段文字还表明传入日本的《嘉兴藏》，这部“己亥岁板”至少是第3部，之前传入的有“旧板”、“戊戌岁板”。
《舶载书目》记载的这些藏经大都没有给我们留下具体的细目，非常庆幸的是，34-1为我们提供了宽保元年持渡的整部藏经目录。前有冯梦祯序。这部《藏经目录》对于我们了解当时渡日《嘉兴藏》的结构有重要的意义。其他如《舶载书目》的32-29，虽然不是全藏，只是续藏经，但作为元文五年兴福寺寄进藏经之内的“续藏目录”，也足资用来比对。将《舶载书目》记载的这些细目与当时的《经值划一》及现存各种《嘉兴藏》目录作比对，无疑会有重大发现。限于篇幅，只能留待另文探讨了。
六、《嘉兴藏》的单经
2-54的三十九函、四十函，5-17的四十三函，都是“又续藏”的零星单函。为什么出现零星单函，以及第三节已经标示为属于《嘉兴藏》而没有加以讨论的那些单经，数量也是可观的，有待我们继续关注。
《舶载书目》20-12的《嬾斋别集》有点特殊，试稍作讨论：
嬾斋别集：壹部一套六册十四卷。东吴毛晋子晋编阅。鄂州记室智时较订。序，槜李王庭吉远题。又，欠庵居士朱一是法名恒悔撰。(文部七卷)卷一，论、序、记、铭；卷二，说、题跋、杂著、疏、榜；卷三，传、志铭、祭文；卷四，书启上；卷五，书启下；卷六，杂牍；卷七，颂、像赞；卷八，偈；(诗部六卷)卷九，铜井时、古南时上；卷十，古南时下；卷十一，古南时之余、秋行、折芦、云在、唐峰、梅溪；卷十二，棲真时之一、棲真时之二、海滨春咏(？)、棲真时之三、长夏吟、棲真时之四；卷十三，兴福时、鹤林时、兴化寺；卷十四，天童时、天童时之余。
《嬾斋别集》，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中没有收录。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嘉兴藏》中有《牧云和尚嬾斋别集十四卷》，著录云：明释牧云撰，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阁刊本。首卷首行顶格题“牧云和尚嬾斋别集卷之一”，第二、三行则分别低约八格题“东吴毛晋子晋编阅/鄂州记室智时较订”。文中“校”改字作“较”，盖避明熹宗讳。书衣上有长方书签，上题有“嬾斋别集”，以及该册卷第。卷前有序文二篇，一为槜李王庭言远撰，另一则署“欠庵居士朱一是法名恒悔拜撰”。序后有总目，总目后又有各卷详目。是书系牧云禅师所作诗文，而毛晋为之纂集编次。计分成文部七卷、偈部一卷，以及诗部六卷，共三部十四卷。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230.8/2010著录明毛氏汲古阁刻本，《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著录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刊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10931著录为清顺治十四年毛氏汲古阁刻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征求意见稿)792著录行款：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双边。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著录《牧云和尚嬾斋别集十四卷》：六册。(北大)。汲古阁刻本[十行二十字(20.1×13.6)]。原题：“东吴毛晋子晋编阅，鄂州记室智时较订。”王庭言序。朱一是序。《中国善本书提要》同页又著录《牧云和尚嬾斋别集十四卷病游初草一卷病游后草一卷病游游刃一卷宗本投机颂一卷》：十六册。(北图)。清顺治间汲古阁刻本[十行二十字(20.4×13.8)]。清释通门撰。通门号牧云，俗姓张，常熟人。卒于康熙十年，年七十三。卷内题：“东吴毛晋子晋编阅，鄂州记室智时较订”，诗文载至顺治十二年冬，则当刻成于顺治十三四年间矣。成未久而毛晋下世[十六年]，故印本流传极稀。卷内有：“邓尉徐氏藏书”、“徐坚藏本”、“褱新馆藏书记”、“真州吴氏有福读书堂藏书”等印记。王庭言序。朱一是序。
《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无《牧云和尚嬾斋别集》，只有《牧云禅师语录》一卷，在《嘉兴藏》续藏第73函。故宫藏本只有《牧云和尚语录》，王庭言《牧云和尚语录序》：“……兹复芟繁订存十六卷，流通于楞严之经坊。”
《牧云和尚嬾斋别集十四卷》的版式行款，版匡高20.7公分，宽14.7公分。四周双边。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版心上方偏右题“嬾斋别集”，中间记“汲古阁”，下方记叶次。与《嘉兴藏》径山化城寺、楞严寺版不同，更与毛晋校对之华严阁版不同，当为汲古阁单独为其刊行。其编入《嘉兴藏》的因由还需再加寻找。
我们将《舶载书目》这则《嬾斋别集》的记载与台北“国家图书馆”《明人文集联合目录与篇名索引》的卷次内容比较，还是能够看到《舶载书目》文字有一些差错，但基本上只是文字差错。由此也可证《舶载书目》对审读书籍内容把握的可靠性。
这里只以《宫内厅书陵部藏舶载书目》为分析对象，大庭修另一部著作《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研究》所汇资料需另加统计分析。虽然分析工作做得还很不到位，但《舶载书目》的史料价值已凸显无余。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从中国输入日本的《嘉兴藏》成套的就有9部之多，还有好多《嘉兴藏》的另本，甚至《续藏》、《又续藏》，其所反映的输入日本的佛教典籍的盛况，一定是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高峰。《舶载书目》不仅对于探寻清日书籍交流状况有益，就是反观当时中国的书籍出版与书籍市场，都是极为难得的第一手史料。《嘉兴藏》现在日本还有多部成套的遗存，《称名寺万历版一切经调查报告书》和《丰山长谷寺拾遗·第四辑之二·明版一切经》只是已经汇编成册的调查书目，相信随着日本藏佛教典籍和汉籍善本清理工作的不断开展，《嘉兴藏》在日本流播的情况必将愈加清晰，《嘉兴藏》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的意义必将愈加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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