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对封建后世的思想体系变迁影响深远，桃李满天下的一代大儒“孔子”驾鹤西归，因病逝世。
那么接下来孔子那诸多弟子所需要面对的头等大事，必然就是孔子的丧葬事宜了。
按照儒家礼法，这些弟子必须在孔子坟前为孔子结庐守墓三年，也就是在孔子坟前建一个“茅草屋”，停止一切娱乐社交活动，专门为孔子披麻戴孝三年。
后世封建政权官僚体系中的“丁忧”制度便因此而来，即无论官职多高，离家多远，只要得知父母或至亲去世的消息，就必须得辞官回乡为亲人守孝。
诸如明朝著名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其就有过回乡“丁忧”的经历，期满后才再次回朝为官。
相信大家不难发现，封建时期对于“孝道”十分看重。且古代历来就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
那么将孔子看成他这些弟子的父亲也不为过，所以，其弟子为孔子守墓三年更是理所应当，可问题是在这些弟子中，有一个叫“端木子贡”的弟子。
在其他弟子守墓三年期满纷纷离去的时候，他却没有离去，而且还要独自一人再守三年，前前后后总计为孔子守墓六年。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就像《史记》所记载的，“孔子殁后，其弟子皆结庐守墓，服丧三年，唯子贡思慕情深，三年之后复独居三年始归。”
虽然这句记载明确点名了是子贡“思慕情深”，那么什么是“思慕”，什么又是“情深”？仰慕之情以及师徒情谊深厚？明显太过于单薄笼统。
毕竟封建时期想要为至亲守墓的话，那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可着实不小。
因为在这三年期间，守墓的人是不能从事任何娱乐社交活动的，而且每天孝衣素食，就得守在坟前祭奠，可以说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坐吃山空。
如果没有一定家底的话，那可绝对不是一般人所能承担得起的，尤其是对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国、鲁国两国之间，富致千金的端木子贡了。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正是因为家底厚，能够支撑得起端木子贡守墓之时的消耗？毕竟端木子贡可是孔子弟子当中最有钱的一个了。
可即便是这样，如果只是为了表达仰慕之情以及纪念“师徒情谊”的话，守墓三年也就足够了，也足以称得上是仁至义尽，好好送了孔子一程。
那为何子贡还要再独自守墓三年呢？否则其他弟子为何不守墓六年。
这也就意味着端木子贡之所以会为孔子守墓六年，其定然除了“思慕情深”这点以外，还有着其他的原因。
或者可以说是孔子一手造就了端木子贡，对端木子贡的影响已经达到了一个没有孔子就没有端木子贡当时成就的地步。显然已经超出了“思慕情深”所能描述的范畴。
正如孔子曾经说过的，“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这就足以表明端木子贡的发迹，其实是在拜孔子为师以后。
当然，端木子贡自身的能力肯定也是不低的，不过如果没有孔子的因材施教、指导引路的话，端木子贡能有后来的富甲一方的成就吗。
再者，《史记》还曾记载“子贡利口巧辩，孔子常黜其辩”，也就是说，端木子贡在出师之前，经常会与孔子对一些事物产生争辩，然后孔子会点明其中的不足之处。
然后紧接着又记载了“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也就是在端木子贡出师之后，凭借着他卓越的演说才能。
以一人之力，在十年的时间里影响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五国的政治局势，也就是端木子贡所主张的“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之说。
要知道，这五国在当时可绝对不是什么名不转经传的小国、弱国，都是响当当的诸侯大国。
那么这项在政治上的卓越成就会跟孔子没有关系吗？毕竟子贡在演说期间所发表的诸多言论，几乎都有着极为浓厚的儒家思想特色，这是不争的事实。
很显然，即便端木子贡小时候再聪明，如果没有孔子对他的“再造之恩”的话，端木子贡想要成就后面的一系列成就还真就不一定那么容易。
否则又为何在很多人都说“子贡贤于仲尼”的情况下，端木子贡依旧恪守本心，并未因此而骄傲自满呢？诸如著名的军事家“孙武”，子贡超越孔子的这句话就是出自于他之口。
属实正是因为端木子贡心里清晰的知道，对于孔子的这份再造恩情，他根本无以为报，那么为孔子守墓六年又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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