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轴线，是北京最具代表性的城市空间，是承载着这座城市厚重历史文化的脊梁。南起永定门，北迄钟鼓楼，以这条线为基准，宫苑坛庙、胡同民居次第展开，形成了气势恢宏、纲维有序的北京城，串联起数百年来的历史风云和城市变迁。
自元代定都，大都城的中轴线便已见雏形。明代永乐迁都北京后的精心营造，则使中轴对称的都城格局以及沿线建筑得以确立，并在日后的扩建改造中，臻于完善。至今，整条中轴线上的建筑群依旧壮美，它仍是最能代表北京的城市景观，而由北京老影像研究与考证专家刘阳编著的这本《北京中轴百年影像》，则给我们以全景视角，回望中轴线的百年历史风云。
正阳门瓮城拆改前和拆改中
中轴线的观看史
生活在北京城中的普罗大众，意识到中轴线的存在并亲眼见到它，想必是很晚的。这组建筑群所组成的中轴线景观，在明清的北京，仅帝王所独有，只有他们可以登临城内的万岁山，纵览这座帝都最壮美的奇观。秩序、等级、权力，通过这样的排布，在他们脚下汇集，给予帝王们无上的威严。当然，城墙上卫戍的兵卒和钟鼓楼上的职官，也可以在城市的制高点上领略一二，而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城市中轴线最具象的体现，可能只是前门大街，以及地安门内大街这些通衢大道了。整条轴线在百姓的活动范围中，为中间的皇城所阻断。同时，此时呈现中轴线的，多是地图和一些画作，这样的图景同样是普通民众难以接触和想象的。
帝都时代的北京，对于城内的建筑高度有着严格的限定，商业店铺兴建二层小楼，在“庚子之变”以前的时代是不被允许的。民宅中的建筑也被严格限高，尤其在靠近皇城的区域，二层以上的建筑更会被认定有“私窥大内”的企图。即便是在一些达官显贵的私家花园里，稍高于民宅的亭台也只能在很有限的程度内，开阔视野。如著名的半亩园主人麟庆，就曾在《鸿雪因缘图记》中，回忆起宅院内一处可以遥望大内的屋顶，但在今天看来，这里视野的极限，也只是景山万春亭、北海白塔的一角和隐约可见的一线金瓦了。
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帝国的都城门户洞开，中轴线建筑群也被迫通过摄影师的镜头，第一次具体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自此之后，随着技术的完善，摄影成为最有效的视觉记录手段，来自不同国家的摄影师为北京留下了大量的影像资料，而中轴线建筑群无疑是其中最为主要的内容。尽管此时大多数百姓对于中轴线核心区的视觉认知依旧有限，但对于世界而言，这座城市最壮观的面貌，已经不再神秘。
随着一些如教堂、洋房等高层建筑在北京出现，尤其东交民巷使馆区修建后，在靠近中轴线的区域，西方摄影师有了更便利的制高点。而列强对于正阳门至崇文门城墙的控制，使得大量的外国人得以通过较高的视角，观察京师内外城的景象。而前门两座火车站的建成使用，使得这一区域取代广安门内等入城要道，成为外来入京者目睹京师的第一视角。
而对于普通市民来说，中轴线建筑群真正进入公众视野，应该是进入民国之后。中华门至地安门间的皇城区域逐步对市民打开，北海和景山两座皇家御苑以及钟鼓楼的相继开放，使普通市民有了和前朝帝王一样的视角，领略整条中轴线的风采。
同时，航拍照片和空中游览的出现，让人们得以从更高的视角纵览中轴线的景致。这样的视角，是帝王都未曾拥有的。1901年，出于侦察及了解北京街巷地形等目的，法军工兵利用热气球，拍摄了北京乃至全国最早的航空照片，中轴线景观的呈现有了前所未有的视角。而1921年，航空署组织开展了北京上空的“空中游览”，使民众也可以有机会在北京上空，俯瞰这座城市的壮美风貌。
谁在拍摄中轴线
《北京中轴百年影像》中收录的700余张照片，来自百余位摄影师，因此这既是一本中轴线的影像史，也串联起关于北京的近代摄影史。
目前所知最早的北京影像，来自摄影师费里斯·比托。这位战地摄影师跟随英法联军进入北京，用高超的技术记录下这里的层层宫禁、楼宇亭台。比托很准确地把握了这个绝佳的机会，除却单体建筑外，比托在正阳门和北海琼华岛上拍摄了两幅摄影长卷，开启了中轴线的影像记录。在《北京中轴百年影像》中，也用拉页和跨页的形式分别展现了这两幅珍贵的照片。
比托之后，外国摄影师在北京的活动开始频繁。他们或是专业的影像拍摄者，或是作为外交人员、传教士、商人进入北京。最初，大部分外国拍摄者的活动范围与平民相似，皇城是难以涉足的禁区，因此中轴线南端的永定门、中段的正阳门以及北部的钟鼓楼区域，成为摄影师们拍摄最多的中轴线建筑。
庚子之变后，这种禁区被打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数量更多的摄影师开始进行拍摄活动，尤其是对于紫禁城内及北海、景山等处的建筑，在这一期间拍摄了大量照片，知名者如日本摄影师小川一真、德国公使穆默、丹麦摄影师瓦德马尔·蒂格森，以及众多暂不可考的拍摄者。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上，他们有着更大的活动自由度，客观上为中轴建筑群留下了角度多元的影像记录。
进入民国，中轴线建筑群的开放程度加大，新的建筑开始出现，摄影技术和器材也有了更广泛的使用，越来越多的拍摄者用自己的相机，记录下数百年间普通民众都未能一窥的中轴线全貌。一些专业的商业摄影师开始出现，
如詹布鲁恩、佩克哈默，他们拍摄了大量的北京城市影像，并制作成影集、明信片进行售卖，使这些影像得到了广泛传播。与此同时，一些飞行员也借助职业的便利，在空中为北京中轴线留下影像记录。如著有《中国飞行》的德国汉莎航空飞行员格拉夫·楚·卡斯特等。此时，中轴线影像也不再完全依赖于外国摄影师的镜头，国内的学者、记者、建筑师，以及大量的普通市民、游客，开始成为拍摄中轴线影像的新力量。拍摄者的丰富使影像留存的概率和覆盖范围都得到提升，位于中轴线区域上一直为早期摄影师所忽略和较少涉足的其他建筑，也开始进入拍摄者的视野。
至今，我们依然在不断发现新的拍摄者，既有摄影师的信息也在逐步丰富，而《北京中轴百年影像》，可以视作这些北京近代摄影师的一次大集合。
中轴线的影像重构
东交民巷使馆区的东南门及前广场
老照片是我们回到历史现场的一种直观手段，而影像越高清，其所包含的历史信息也就越丰富。殊为难得的是，《北京中轴百年影像》中所选择的照片，基本都为读者提供了同类型影像中的高清版本。刘阳积数年之功，收集整理700余张由中外摄影师拍摄的高清历史影像，搭建起一座“中轴线的纸上博物馆”。在对建筑本身进行多角度呈现之外，影像中的种种细节更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在这本《北京中轴百年影像》中，非常系统地呈现了百余年间这种观察视角的变化。书中照片的编排，以地点为轴，自中轴线最南端的永定门起，至北端的钟鼓楼，每一处建筑的影像，都可以看到摄影师在各自的年代，选取不同角度拍下的照片，而其中一些角度无论是时间点还是拍摄视角，都并不常见，使我们认知这些建筑的变化和时代变迁，有了更丰富的视角。如正阳门、天安门前不同时期的对比，太和殿前的受降仪式，乃至庚子时期短暂消失的地安门等。许多视角和照片内容存在的时期很短，但一张珍贵的照片，就使整座建筑的历史更为完整。
这样大跨度、高质量的影像收集是并不容易的。一座建筑是否拥有相应的历史影像，与这座建筑在今天的文化意义并不完全匹配，昔日摄影师的活动范围，才是最关键的决定因素。因此，苦寻不获的经历，贯穿着作者收集整理老照片的过程。同时，因为缺少相关的既有材料，对一张新出现的老照片进行甄别、判读以及细节阐释，则是更有挑战性的过程。而拍摄者的拍摄水平及当时的技术条件，也使选择出一张优质的照片变得并不轻松。
如在今天被视作中轴线上重要一环的天桥，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没有一张清晰准确的标准照，这座桥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无法拿出最准确的例证。这一块区域，向来不是外国摄影师的主要活动范围，因此留下影像记录的机会并不太多。而在书中，不仅呈现了数张天桥的影像，还将更为少见的周围建筑如天桥车站、四面钟、新世界游艺场等收录其中，曾经模糊的天桥地区，变得清晰可感。
同时，书中许多地点的选用，也在拓展我们对于中轴线的认识边界。如果说狭义上的“中轴线”只是位于轴线上的相关建筑，那么在本书的构成中，中轴线两侧的坛庙、宫苑、衙署，以及使馆区、公园等，都被纳入其中，如天坛、先农坛、东交民巷、太庙、中山公园等等。其中许多地点和影像都是首次进入公众视野。如天神坛，地祇坛，履中、蹈和牌坊，堂子等这些可能逐渐为人所遗忘的建筑，都借助一张张照片，重新为我们所认知。这些建筑都是构成中轴线建筑群的微观部分，而在这些照片的支撑下，中轴线的视觉形象也更为立体。
在读图时代，一张照片往往能更为强烈地传递信息，更何况这是一份由高清影像汇聚起的中轴线史书。无论是领略昔日城市风貌的壮美，还是解决具体的历史问题，进行微观史考据，《北京中轴百年影像》都为读者提供了更多元的视角，更充分的史料。翻开本书，透过一张张照片，我们得以进入历史时空，穿行在昔日的街巷之中，回望北京中轴线的百年变迁。
（原标题：回到历史现场观看北京在影像里寻找中轴线）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高一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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