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腊时代，较少肉体痛苦的斩首被认为是贵族专享的刑罚方式。因为刽子手难免会砍偏，受刑者总试图通过行贿来得到“准确”。
“为了达到完善的方法，必须依赖固定的机械手段——因为其力量和效果是能够确定的。”中世纪后期，欧洲发明了断头机，这是一种既准确且极富效率的杀人装备：高高提起的铡刀沿着木质轨道疾速落下，人的头部与躯干即可瞬间分离。
“有了断头机，不再是人在操作，人的思想支配着手，而是机械操作，刽子手成了司法机器的机械师。”将杀人交由一台机器来完成，刽子手只需拉起或放下铡刀即可，这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体现了当时社会对机器的全民印象：机器就是权威的化身，它是公正和不可抗拒的——“断头台以一种神奇的方式，产生了至少在一个世纪前通过理性和哲学无法实现的光辉事业和有利于国家的恐怖。”
苏格兰人曾给断头机取了个可爱的名字，叫做“少女”；法国人则称之为“死亡机器”或“正义木材”。从英国的查理一世到法国的路易十六，断头机送走了专制君主，迎来了共和革命。
“国王的战争结束了，人民的战争开始了。”
在1791年的革命党人眼中，断头机如同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火焚柴垛一样神圣，是用来举行“红色弥撒”的“伟大祭台”，或者说是“胜利的共和国的象征”。
据说发明断头机的是医生，医生虽不精通机械，但无疑更了解人体结构。“用我的机器，我可以用一眨眼的工夫就砍下你们的脑袋，你们都来不及感到一丁点儿痛苦。”一位名叫施米德的钢琴制造商发现这个难得的商机，实现了断头机的大批量生产，但他的专利申请遭到拒绝，“给这种发明授予专利，会让人感到厌恶，我们还没有达到如此野蛮的境地。”
在恶性竞争下，断头机的价格一落千丈，几乎法国的每个省份都安装了断头机；接下来，甚至有人提出要在每个村庄都设一个断头台。人们赞美道：“断头台，人民的保护神；断头台，贵族的恐惧。可爱的机器，可赞的机器，断头台，替我们消灭暴君！”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平民第一次享受到了与贵族老爷一样的平等待遇，其中就包括断头机。早些时候，酷爱机械的路易十六发现断头台的刀是平直的，认为这样效率较低，便改为三角形。他亲自执笔修改了断头机的设计，“国王仔细地审视着图纸……为了说明自己的意思，手拿沾水笔画出了他认为应该如此的器具图形”。最终，路易十六也被推上了断头机，他得以亲身体验自己“改进”过的断头机。
法国1791年法典的第3条规定：“凡被判处死刑者均被处于断头。”用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的说法，断头机体现了最大平等、最少痛苦、最少耻辱的“文明原则”，“死刑被简化为明显可见但瞬间便完成的事情了，法律、执法者与犯人身体的接触也只有一瞬间了，再也没有体力较量了，刽子手只须如同一个细心的钟表工人那样工作就行了。”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要处死的敌人越来越多，断头机的效率已不能满足革命工作的需要，随之，四铡刀、九铡刀的多铡断头机被制造出来，甚至有人发明了三十铡刀的断头机，可以同时处决30人。
效率的改进是极其明显的，21名吉伦特党人处死用了38分钟；15名丹东分子处死耗时30分钟，54名红杉党人处死仅用时28分钟，平均一分钟就有两颗人头落下。1792年9月2日至9月6日短短的几天里，巴黎就有1100多人命丧断头机。
一时之间，断头机成为共和国的中央舞台，这里每天都是革命群众的狂欢节。最后被推上断头机的是罗伯斯庇尔。
革命到了这一天，差不多已吞噬了它所有的孩子。
当法国人民欢呼拿破仑时，这位独裁者说：“假如把我送上断头机的话，人民也会这样跑来看热闹的。”
从中世纪开始，观看公开行刑从来都很受大众欢迎。在当时欧洲，每当行刑之日，成千上万的人千里迢迢赶来观看人被绞死、肢解和折磨至死。为此，看客们甚至愿意付出很高的价钱，来购买位置最好的座位，他们完全把杀人看作是一种纯娱乐活动。
断头机出现以后，并没有改变这种围观死刑的传统，但断头机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从第一个触点到最后，根本没有时间间隔；那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时间点；刀落头落，受刑者不复存在”。
断头机之下，行刑的速度几乎让人群目瞪口呆，看客们怒不可遏，纷纷大呼抗议——
“还我木制绞刑架！还我木制绞刑架！”
（节选自《现代的历程》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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