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对于一个人，一个家族的意义非凡，古话说“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历史也曾留给我们关于捍卫姓氏与改变姓氏的实例。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古人会痛痛快快地改姓，“身段”也比我们想象得柔软许多。
北齐天保末年，太史令奏“今年当除旧布新”，消息传到皇帝高洋耳中，他惴惴不安，想到邺下尚有诸多前朝的元氏之人，故而招来自己的姐夫，前朝宗室元韶试探地问：“汉光武何故中兴？”元韶因言“为诛诸刘不尽。”正撞在了高洋的枪口上，也因此给自己的家族引来了灭门之祸。据《北齐书·元韶传》中所录：“前后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尸漳水”。一时间，因鱼食尸骨，都下无人再敢食鱼。
但当年留在东魏的元姓之人并没有因为这场灾难而被团灭，有一疏宗元景安逃过了此劫。纠其原因，则与七八年前的一场改姓风波有关。
在北齐的天保初年，高洋毒死了东魏孝静皇帝元善见，又清洗了一些元帝室中拥护前朝的亲近宗室。
东魏元善见天子冢
元景安本是北魏陈留王之后，眼见亲族被诛戮，为了保全自己，便欲改姓高氏。他的堂兄元景皓听说后，十分愤然，怒斥其："岂得弃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宁可玉碎，不能瓦全！"但元景安闻言并没有为自己的改姓感到羞愧，反而把这话告知了朝廷。事情的结果可想而知，元景皓被诛，家属徙往彭城。元景安则以忠于新朝之功独被赐改姓高氏，不仅当时逃过了屠戮，在北齐时期躲过了元氏灭门的惨案，更是神奇地一直活到北周平齐以后…
一则小故事，让人对改姓之事陷入了沉思…
当适逢变故时，是“宁为玉碎，不逐他姓”，守护祖宗姓氏的尊严与传承，还是“苟且偷生，改姓求存”？
相信每个人的选择是不同的…
活下去是最重要的事情。
从中华传统的血脉传承上来看，改姓虽然没有传承祖先的姓氏，但却使得血统得以延续，较之血脉和你的DNA，姓氏在生死面前反而成为一件血色的外衣。
虽然历史让我们看到古人用生命捍卫姓氏的情况发生，但同样，在古代改姓之事并非个案，并且十分常见。这其中，除了避讳引起的改姓，荣耀的帝王赐姓外，还有很多都是为了切实利益的自行操作，因避祸避仇引起的改姓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改姓都如前文所见那般令人羞愧不齿，有忘祖之嫌呢？答案并不肯定。
古人注重传承，并且有强烈的宗族意识，即使改姓，也在用不同的方式传承着祖先留下的羁绊，让祖先的过往用另一种方式延续，甚至在设法缔造更为强大的宗族…
以名代姓
以祖先之名代替先祖传承下来的姓氏，是避难改姓里常见的一种方式。
胥童，是春秋时期晋厉公时代的外戚，也是晋厉公十分宠幸的心腹之臣，曾助厉公诛杀“三郤”，并劫持栾书、中行偃，希望帮厉公除掉后患，可惜晋厉公当时心软，未加屠戮。不久栾书、中行偃便反抓了厉公，又杀掉了胥童。胥童的后裔子孙族人为避祸逃难，此后便以胥童的“童”字为姓。
此类改姓方式不仅仅存在汉人之中，在少数民族的改姓里也十分常见。
在今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北20公里外的山区，有一出姓家族，根据家谱所传，其实际为蒙古族成吉思汗手下第一猛将木华黎的后人。
出姓来源于木华黎后人纳哈出的名字，元末明初之时，纳哈出投降了大明，死后其长子察罕因“蓝玉案”牵连致死，当时其次子福家奴正在福州御倭，听闻长兄被诛，担心受到牵连，便弃职归田，隐姓埋名于惠安的荒郊野岭里。他取了父亲纳哈出的“出”字为姓，以“燕山”为郡号，以示永世不忘先祖是蒙古族英雄。
木华黎家族墓
木华黎家族墓
木华黎家族墓
拆字增减
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当初因李陵之事受到牵连后惨遭宫刑，传说他的两个儿子便采取了改姓隐居的方式。为了有效地避祸，但又不斩断与父亲之间的关联，兄弟俩各取了父亲姓氏“司马”中的一个字，在此基础上进行笔画的增减。
兄长司马临取了“马”字，并在左边加了两点，变为“冯”，弟弟司马观则取了“司”字，在左边加了一竖，变为“同”。
巧合的是，在今司马迁祠与传说之墓所在的陕西省韩城市芝川镇徐村之中，居民便主要由“冯”姓与“同”姓两姓人组成，两姓亲如一家，却从不通婚，他们被认为是司马迁的后裔。
司马迁墓
司马迁祠
如果传说属实，那么从古人的改姓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所改新姓与旧姓之间的关联，也不难想见古人在改姓的同时仍然不忘祖宗的初衷，旧姓所孕之新姓，是为了旧姓之人的未来而生。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很多姓氏的主脉和支脉之中。
孙姓，其中一源源于子姓，出自商纣王的叔父比干。商末之时，比干因直谏纣王而被杀，其子孙避难改姓时，便将子姓改为了孙姓。孙字本就表示的是子之子，所以由此而来的孙姓，寓意明了，或可解释为，子姓之后。
增加笔画的方式在改姓中十分常见，而与之相对的便是减少笔画而改姓的情况。
束姓，是一个比较冷门的姓氏。其源于西汉大傅疎广的“疎”姓。“疎”字，一说同“疏”，也写作“踈”。《晋书》中记载：“束皙……汉太子太傅疎广之后也。王莽末，广曾孙孟达避难，自东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孟达作为束氏的始祖，在逃难中避祸改姓，因而将祖先的姓氏从写法上去掉了一半，但保留下来的部分却也将祖先的姓氏用另一种方式记录了下来，反推之下，“疏”字则不及“疎”与“踈”的写法，更能反映出先祖的姓氏。
不论是增加笔画还是减少笔画的改姓，古人对先祖的追忆思想不尽相同，而改姓所产生的背景，也多是家族遭难后，为了生存的目的不得已下进行的操作。
近音异字
另一种较为常见的改姓方式，是采用同音、近音、形近字来取代原有的姓氏。
按宋代郑樵的《通志·氏族略》中载，有：
“五氏，本伍氏，避仇改为五。”
“郳，避仇改为倪”
……
诸如此类，便是同音、近音、形近字改姓的情况。
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岳飞因莫须有的罪名被问罪后，其后世子孙迁徙避祸逃往江西、广西、广东韶关一带，过程中，他们以同音字“乐”取代了“岳”，以此将自己与祖先的姓氏关联。
岳王庙
当然，现今的乐姓，不全是岳飞的后人。
乐姓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姓氏，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乐姓便已存在。著名的将领乐羊、乐毅，都是这个家族所出的名人。三国时期曹魏的 “五子良将”之一乐进，也是这一古老姓氏的传人。
但乐姓，也是一个多元化的姓氏。钱文忠先生的《百家姓》里提到，古语说：“乐Yuè乐lè一起走，同字异音分汉蒙”。换言之，便是乐作为汉人的姓氏只有“Yuè”一个读音，但蒙古族改姓的乐，则读为“lè”。
去邑留国
关于“去邑留国”这类改姓，三国时期曹魏“五子良将”的另一位——于禁，其姓氏来源便与此有所关联。
在古汉语里，今日的耳刀旁是“邑”的形象，象征得是城池，故而古国中有很多名称是由耳刀旁组成的。
于姓的一源，源于周武王之子姬诞的封地邘国，因邘国后来被郑国所灭，失去了土地，没有了城邑，后世子孙避难时便以失去城邑的“于”字为姓。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贝姓之中。
贝姓，其一源来自于姬姓。当初周文王的庶子召公奭的后代召公康，受封于巨鹿的甘泉浿水，最终建立了郥国。郥国后被齐桓公所灭，同样失去了城邑，郥国的遗民 便以“贝”字为姓，视召公康为始祖。
用姓氏来怀念故国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黄姓，有黄国的后人；汪姓，有汪罔国的后人；覃姓，有谭子国的后人…
与取封国之名改姓类似的情况，还有从祖先的谥号之中选取姓氏。
例如平姓，其一源为元太宗英文皇帝窝阔台长子元定宗简平皇帝贵由的后人。因为子孙避祸，故以先人谥号中“简平”中的“平”作为姓氏，传承至今。
2020年，新的百家姓统计最多的姓氏为“王”姓，而这个典型的大姓，来源甚广，在多种来源中不乏有避祸改姓的情况存在。很多来源的王姓，本身取自“王族”，“王家”，“王子”这类寓意，是昔日的王族之后纪念自己出身的一个姓氏。
国已破，家安在？纵使故国不堪回首，也依旧在亡国人心中，烙印在他们的姓名之前，并有世代传承的子孙们去将新的姓氏发扬光大。
重获新生
与采取祖先的封地、故国相比，有一种避难改姓的方式似乎与祖先的渊源少了许多。
苗姓的始祖贲皇，是若敖氏之后，原为芈姓，斗氏，为楚国令尹斗越椒之子。其父斗越椒因叛乱而死，斗氏因此惨遭灭族，若敖族的大部分势力也都被消灭。贲皇逃出后，躲到了晋国，并受到晋景公的重用，被誉为晋国“八大良臣”之一。因其采邑于苗，所以贲皇在避祸改姓时以食邑为氏，称苗贲皇。后世子孙便以邑为氏，称苗姓。
还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故事是关于田姓的始祖田完。
田完为春秋时陈国厉公之子，妫姓的后人。其父得位时串通蔡国人，杀了桓公鲍及太子免，但赦免了桓公另外三子，后桓公余下的三子对此事怀恨，便又设计杀了厉公。此后，陈国的继承权回到了桓公一脉，而厉公之子公子完与继承权则失之交臂。
到陈宣公二十一年，因宣公欲立嬖姬所生之子妫款，乃杀其太子御寇。公子完与御寇素来交好，惧祸及己，于是奔逃到姜姓的齐国。齐桓公很赏识公子完，但公子完拒绝了他给的高位，最后做了工正，被封于田地。因避祸改姓，公子完以陈字为田氏。其子孙就以采地为氏，称为田姓。不过按清代的《姓氏考略》中，也有说法“田陈声相近，故可互称”，属于音近改姓。但不论怎样，公子完改姓的初衷，的的确确是因为从陈国逃难到齐国所致，只是戏剧性的情节在古代的谶纬渲染中变得耐人寻味。
几代以后，田氏代齐，成为了齐国真正的主人。到齐国灭亡，齐王的后裔为避仇家，改姓为王氏，史称“元城王氏”，便是后来新朝的开国皇帝王莽的先祖。另一些齐田氏之后，汉时徙至京兆房陵，以次第为氏，有第一至第八，后很多改为单姓"第"。
由陈国经历起落，到在齐国开始新的生活，再到田姓的崛起和后世的改姓…田姓的由来，突显的似乎不是与先祖过去的联系，而是一种对新生活的开创。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她依旧延续着祖先更为重要的血脉概念，放在现代的遗传学观点中，是DNA得以遗传。
同时，在陈国亡国后的百年，陈国的血统在齐地重新成为了一方霸主，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陷入低谷，又于王莽当权时认祖，田姓的故事，几起几落，传承至今，只是诸多姓氏故事的缩影，盛衰的转换也是历史的必然。
王莽九庙遗址
提及王莽，便想说说他手下的大将甄丰。甄丰曾是王莽手下的得力心腹，也是最早欲拥王莽上位的人物之一，曾因功屡有加封，位尊权重，名利皆满。但居于高位的人总有不踏实的地方，甄丰便是如此。
因惧怕其他汉室宗亲与天下豪杰，他与王莽的其他心腹一起排挤想要进位之人。但与其他人不同，甄丰一向刚强，所以王莽很快察觉到他不高兴，故而假借符命文辞，把甄丰调任为更始将军，让他跟卖饼儿王盛地位相等。彼时，甄丰父子表面上没有说什么。但甄丰的儿子甄寻时任侍中京兆大尹，又因为想要娶汉室皇后为妻不成心生怨恨，便令人制作了符命给自家升官。王莽第一次也没有多说，给了甄丰职位，但甄丰还没有起行，甄寻又制作了一道符命，并且将娶皇后的事情摆在了明面上。这下可惹怒了王莽，于是王莽派人抓捕甄寻，却让甄寻逃跑了，最后甄丰自杀，甄寻在一年后落网，又牵连出诸多家族，死的死，流的流…
甄寻的家族最终被驱逐到三危山，后汉光武帝中兴汉室，甄家的后世子孙族人为避祸，便以流放地名改姓为危。
耻于同姓
除了避仇避祸改姓，古人的改姓还有很多种类，如避耻改姓，趋荣改姓，收养改姓，冒姓等等。
《旧唐书》中记载：
李抱玉，武德功臣安兴贵之裔……代宗即位……抱玉上言：“臣贯属凉州，本姓安氏，以禄山构祸，耻与同姓，去至德二年五月，蒙恩赐姓李氏，今请割贯属京兆府长安县。”许之，因是举宗并赐国姓。
从记载中不难看出，这次安氏大规模改姓的背景发生在安史之乱后，抱玉祖上是粟特人，乃昭武九姓之后，与安禄山所姓的安属于同宗。肃宗李亨曾在至德二年要求“宫省门带‘安’字者改之”，可见因安史之乱对“安”的厌恶。抱玉的初次改姓，便发生在同一时期。
大明宫丹凤门遗址
唐长安宫殿微缩模型局部
而到代宗时代，抱玉再次上言请求改变籍属，一来是因为安家世代忠良，深受李唐庇荫，无法容忍家族出现安禄山之辈蒙羞；二来应是在时代大背景下想与胡划清界限，以求得家族自保。最终，安氏得到李唐帝王所赐国姓。
事实上，安禄山虽然是昭武九姓之后，却原不姓安，安禄山本姓是昭武九姓中的另一姓氏——康，之所以改为安，则是因其母亲改嫁安延偃后才有的，应属于收养改姓。
北周安伽墓围屏石榻局部
改姓是否真的是忘祖？笔者以为不然。因为为生存发展而改姓，确实有效达到了血脉的延续，宗族的壮大，而很多改姓的本身，也将原始的姓氏用另一种方式纪念了下来，并不曾忘祖。
复姓
在今日的一些村庄，尚留有很奇特的风俗。当地的村民们生前一个姓，死后则以另一个姓氏立碑起坟，入于家谱宗庙，而死后之姓中，不难发现前朝王族之姓。
他们出于何种原因，从何时起开始守护这种生死之别的秩序，祖上又是何人？或许不是所有都能追本溯源的，但唯一一点，是传承一直在延续…
这样的情况，在历史里也有迹可循。
明代的内阁大臣吕夲，原姓李，据其奏疏中所言，家谱中便有要求后世子孙“生则从李，没仍为吕。倘后子孙有出仕者，奏复之。”的说法。
复姓，是与改姓相对的。自明初始，明廷即允许因过继、乞养、入赘等方式而改从他姓者恢复原本的姓氏，但对于不同身份的人，复姓所履行的手续与条件多有不同。复姓的目的，除了理清个体族姓的源流和归属，也因明代理学而盛，而对于复姓的个体和整个宗族而言，更有着共荣互利的相互作用。
隆庆三年，明廷规定，“京堂官奏复本姓者免行查勘准复”。吕夲便于次年提交了复姓申请，成功复姓为吕。
吕夲的家族当初为何改姓为李，据其称是因祖先报名定籍之时，记录者因吕李音近给写错了，赶上明初政策严格，更名易讳稍有不慎可能会有杀身之祸，所以未及修改，便冒姓为李。
他所提供的原姓证据，除了自称的家谱中记载，还有他在母忧去职还乡后，看到的老乡兵部尚书吕光洵的家谱。这些是否为真，在免去审核又时隔多代以后，难以证实，但其复姓之因却无法与中华传统的宗族理念剥离。
简单来看，吕夲的复姓是一种认祖归宗的表现，但同时，这也是个体与宗族之间的一种互惠。
吕姓在新昌，算一大姓。古人注重家族势力，特别是在唐代以前，个家的荣辱于整个世家族群的荣辱而言，显得微不足道，反而世家的庞大势力会成为一人一家的后盾，在没有科举的年代里，“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士足”是世家大族造就的垄断，也是形成“流水的王朝，铁打的世家”的原因。吕夲复姓的背景，距离严嵩的倒台离世并不远，从一方面来看，吕氏家族成为了这位昔日严党之人的后盾。
而曾经作为严嵩党羽的吕夲，是个仕途通顺之人，其官场的人脉可想而知，即使冒改姓吕，对吕家也不是什么坏事，毕竟能登上那么高的官位，也属能人，可以给家族添光。
中华姓氏传承千年，博大精深，是我们探寻我是谁，我从哪里来重要的依据，她不仅影响着我们本国，也同样影响着周边的许多国家。每一个姓氏都有着漫长的演变故事，对于生活在和平年代，不再用避难避祸改姓的我们而言，更应珍惜，将姓氏的文化，好好传承下去。
本文原载于《中华遗产》2021年10月
特别策划期刊《中国姓氏专辑》
原名《改姓，一切为了祖宗》
全文有所增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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