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按部就班是没有特殊记忆的，除了月初银行卡的消费通知，就是住房公积金中心“您已成功偿还某年某月贷款本息”的信息。平静没有浪花没有起伏的日子，其实就是人人都在渴求都在祈愿的平安如意日子。
突然有一天，体检报告上出现一行“后纵隔占位性病变，建议增强CT检查”，日子和心理都打破了平静。
不是所有的病来临时，都带有身体的反应或某种不适，有时没有任何反应没有任何表征的病是最为可怕的，如同“温水煮青蛙”，正因为只是一丝一毫的微末变化，会将机体和心理诱导入一种舒适的境界，等你感受的时候，危机已成为巨大的危害，甚至是无可挽回。
虽然之前多年对于体检报告上的结论，大都是以言过其实、满不在乎或者从不在意的心理对待。也的的确确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伤害，除了侥幸的成份，还是坚信自己的身体没有任何毛病，或者说即使有的毛病也对机体和心理没有任何的伤害，最起码表征上没有任何的不适感觉。
没有任何的感觉，也没有任何的不适，要不要理会体检报告上的那一行淡黑色字体所传递的信息。周围的朋友大多会说：“对于体检报告不必太上心，没什么大不了的，有没有病你自己最清楚，舒不舒服你的身体最忠实。”但是理不理会体检所传递的信息，最终还是要自己判断。因为所有其他人的言论，都是一种病不在自己身上不知忧患的心理。所有人在作为看客或者旁观者的时候，即使看到在痛苦的人，也没有切身体会的疼痛，安慰的话语也是不疼不痒的中性词汇，淡然而轻松：“没什么过不去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是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二）有病还是要看的。人人都知道的简单道理，有时也是经过一番的思想斗争或者反复权衡下定决心的。
小孩子不愿意看病，多是第一次打针时留下的痛苦记忆，知道看病意味着又要打针又要疼痛。这个结论是带儿子小时候看病时得出的，只要进入医院或者看到穿白大褂的医生，儿子会一边流泪一边和医生交涉：“我不打针！”医生回答：“不打针就要吃药！”儿子会以泪花中坚定的点头回应。遇到必须打针时，医生会安抚儿子说：“就一下，很快就会过去，不疼的，不信你试试……”早期的时候，儿子打完针都会哭着出来。上幼儿园后，不知什么原因儿子彻底想明白，打完针再疼，走出注射室房门的一刻，都会用手擦干眼泪，做出一副没有哭过的坚强。
或许，这是成长的必然。也可能是儿子意识到：只有经历短暂的疼痛，才能获得更为长久的健康与舒服。
大人不愿意看病，大多是存有侥幸心理，或者是被周边的群体意识绑架。
侥幸的心理人人都会有，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认为，或许是体检的仪器或者数据出了问题，或者是衡量某一方面是否健康的指标体系不科学，甚至会想当然地怀疑指标体系来自于西方，没有考虑东西方人的身体素质、饮食习惯、生活环境的差异。另外一个侥幸心理，来自于对自己身体健康的想当然过度自信，认为自己以前没有出过任何事，这一次也不会出任何事；甚至认为即使出了事儿，也不会有什么大事，再行治疗也来得及。不可否认，在侥幸心理下，一些人的确对于预警没有做任何地干预，第二年再体检时先一年的征兆竟然消失了，当事人更加坚信自己身体自我调节或者自我修复能力；医生解释不了有些现象，只能以人体是个复杂奇怪的东西，病因千奇百怪，病例只是一个大概率的趋势而不是绝对的走向或者必然结果。还有的侥幸来自于中、西医对于“病”与“治病”的不同哲学思想。西医对于一切有表征的异象，都主张积极主动地消除掉，最典型地就是体内的结节、包块、囊肿、肉瘤、肿瘤，都会主张尽快地割掉；因为西医认为这些都有发展为恶行肿瘤的可能，恶性肿瘤自然会要人的命；即使不会发展为恶性肿瘤，医生也会以模棱两可的语言、趋势性的可能，告知你继续发展有可能带来的其它影响或者危害；这种给你无限想象空间的预知，常常使患者不知所措，犹豫难决。中医认为，人系是一个和谐的系统，讲究阴阳平衡、机体平衡、五行和合，如果不危及生命，并不建议割掉体内长的所谓异物，只要其能够与其它的器官和谐相处。
这两种不同的治病哲学，带来的是针锋相对、互相指责的结论：中医认为西医只治表征，而不治病，割了体内的肿瘤，用化疗、放疗杀死了有害的癌细胞，对人体有益的细胞也被杀死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肿瘤被切除了，癌细胞被杀死了，人的生命也不复存在了；西医认为中医的一些理论近乎神鬼巫言，是没有任何科学实验的主观臆想，尤其对体内多余异物的态度，按照中医的一些治法，实际上是助长了病灶的发展，贻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助长了结节、包块、囊肿、肉瘤、肿瘤发展，名为系统和谐，实则是要人命的庸医。对于这两种言论，一些纯西医的专家也在反思，也提出治病和治征的问题，也提出系统延续生命与彻底清除异物的问题。
医者，医征？医病？医人？各有说辞，但无论哪种理论，都应以生命的健康，生命的延续为终极目标。
（三）几乎所有的患者，都寄希望于医生既能治好自己的病，又能答疑解惑让自己明白得病的原因。这种心理和需求，本无可厚非，然而很多人的这种心理和需求，在自己生病或走进医院的那一刻，常常会被打脸——医生可能回答不了关于致病原因之类的问题，有时甚至只是关注各种仪器、数据测试、检测看到的表征，以及其继续发展可能对人的身体造成的危害，至于能不能治愈也不会给你做任何的保证。在大医院医生所能做的，似乎只是该切除得给你切除，至于你的生命能否延续，似乎并不是他们所关注、关心的。
有一年朋友带儿子去西安有名的一个公立医院看神经性皮炎，因为是疫情期间，不允许陪同人员进入诊断室。过了十多分钟，朋友的儿子从医生诊断室出来，说医生认为病因是遗传性因素所致，推荐使用一种尚在研制阶段的注射针剂，说需要打三针，每针8500元左右。朋友说他和妻子均没有得过神经性皮炎，双方的父母、兄弟姐妹也从来没有得过这种病，加之对这种试验针剂的不放心，于是进到诊断医生的办公室前去咨询。朋友说他咨询的过程，完全颠覆了他对医生印象与看法。他问医生儿子神经性皮炎的致病原因或因素，医生回答他：“这是世界性的难题，至今也没人能说得清。”她又问：“既然说不清病因，那以什么为依据开药治病？”医生说：“目前治疗这些病用的药就那么几种，是实验室得出的结果。”后来他问医生：“推荐的打的三针疗效如何？”医生很不耐烦地回怼：“你不要问我疗效的问题，愿意用就用，不愿意用随便。”朋友说他因为医生的这个态度和回答很生气，就质问了诊断地医生几个问题：“我到医院是来看病的，我不看疗效看什么？”“你说不清致病的原因就开药，是不是乱用药？”“不知病因开药，不谈疗效用药，这是什么看病的逻辑？”
朋友说的这个案例，在一些医院或者寻常百姓看病过程中极为常见，也是容易引起医患矛盾的焦点问题之一。后来我曾就这个问题问过不少的医生，他们说了他们的难处：“很多症状的出现，有多种致病的原因，尤其是一些体内多余物的出现，有的多达几十种甚至上百种致病因素，专业性很强，不是一两句能够说清的，有时解释不当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其实不仅朋友和他的孩子在大医院看病时遇到过这种说不清病因的情况，我到某大医院复查体检出的问题时，也遇到了同样的情景。医生看完我的体检报告，准备开加强CT检查单时，我带着祈求的表情和口吻问坐诊的教授：“这种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教授回答：“不能说，也不好说，没办法说。”我又请教：“为什么不能说？”教授又回答：“目前能说的清的，就有几十种，我怎么给你说？”我又问：“那一般的致病因素有哪些？或者致病机理是什么？”教授很不耐烦地说：“哪有什么一般不一般，要说清这些问题，得到医学院上八年的学……”教授的话，怼的我无言以对。但作为一名普通的患者，询问和了解病情、病因也是人之常情，不知是我不该询问，还是医生的回答有什么问题。
想到朋友带儿子看病的经历，这次我与教授医生的对话，都有说不出的一种感觉，总觉得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对话不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有更好的一种方式和情景。或许这属于医疗教育、医疗伦理应该解决的问题，甚至是社会价值推崇应该解决的问题。
（四）看病得不到病因，还勉强能够接受。正如医生所说，有些致病的原因毕竟专业性太强，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最为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在所谓的大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的院，临出院的时候医生还说不清是什么病，也说不清楚病情，但是各种检查、各种药用了一大堆，钱花了三五万。
三四年前，朋友的母亲在单位所属职工医院体检，CT检查出肺部有阴影，怀疑是肺癌，一家人闻讯情绪几乎崩溃，随即到西安一个大学的附属医院复查。
入院以后，几乎所有能检查的项目都做了个遍，什么彩超、CT、加强CT、核磁共振……能说上名字说不上名字的设备、仪器都过了个遍。经过一番检查之后，医生以模棱两可的结论告知，不像是肺癌，但是肺部的纤维化严重，建议入院治疗。问医生什么情况，回答说病情不好判断，要等做穿刺活检之后才能判断，结果穿刺活检作了两次，医生说受取样位置和受检活体的影响，依然不能确定，打算第三次穿刺活检。朋友的母亲闻听后坚决拒绝，不高兴地对医生说：“针一次又一次地从肺上钩一块肉出来，难道对肺就没有伤害？不是钩你们的肉，你感觉不到疼……”医生对于患者的质问也只是笑笑，既然不愿意再做，也只能作罢。后来医生采取的治疗办法，基本是用排除法，一种药一种药地试，一种方案一种方案地验，一种病因一种病因地排除……整整一个月，朋友的母亲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折磨，坚决要求出院，不再治疗。临出院时，子女询问医生到底是什么病？医生坦然地说：“有可能是肺结核，你们再去查查。”结果出院后再次筛查，也排除了肺结核。
住了一个月的院，钱花了一大堆，药吃了一大堆，液体注射了30天，结果出院的时候，医生还说不清是什么病，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唯一令人欣慰的是症状有所减轻，也不知究竟是什么药缓解了病情。如今七八年过去了，朋友的母亲身体依然健康。
遇到这种情况，患者心里自然不舒服，有抱怨或不好听的话是自然的；反而是医生司空见惯，对于患者的抱怨和质问见怪不怪，以各种模棱两可、是事而非、半专业半通俗的话语回应。
（五）所有人的认知和经验里，笑脸相对、满面笑容、顺你而为的人都是对你好的人，而那些冷若冰霜、黑脸相对、拒不妥协的人似乎都是为难你的人。但在预住院期间预约核磁共振检查遇到的一幕，颠覆了我的这种与常人一致的看法。
到医院核磁共振第一检查室预约检查时间时，负责预约的人问我：“你检查的是颈部还是颈椎，是身体的那一部分？”本能的指了一下身体的后背，预约的人说：“你说的位置根本不对，让你的医生重新确定检查项目。”当时的第一感觉是预约的人故意设置障碍，检查什么部位是医生根据病情需要来确定的，怎么能问看病的患者，而且坚信医生开的检查项目应该不会错，所以自然而然地生出不快的情绪，“你就按医生开的检查单预约，出了问题不要你负责。”预约的人不厌其烦地解释：“如果检查地部位错了，你这钱可就白花了。”我不由提高了声音：“不管对错，你就按医生地检查单项目预约。”负责预约的人依然坚持，“你一定要坚持按这个单子预约，那你给单子上签个名。”我的不耐烦情绪进一步提升：“检查单是医生开的，检查什么部位难道医生不清楚，医生会写错？我不知道该检查什么部位，我不可能给你签名。”预约的人寸步不让：“写错单子经常出现，要么你让医生签名，要么你重新开单子。”无奈之下，我拨通了开检查单医生的手机：“某某医生，核磁共振预约的问你检查什么部位？”随即我将手机递给了负责预约的医生，预约的医生接过手机，打开了免提键，以示他通话的公开性，“你检查的是颈部，还是颈椎，是软组织，还是结构？”没有听听对方医生的回答，预约的又问：“你检查是什么目的，查什么？”对方医生作了回答，预约的医生毫不客气地说：“那你就重新开检查单，写准确检查的部位。”预约的医生从窗内递出手机问：“听清了吧，重新开检查单去，告诉医生让他写准确检查的部位。”随即又用了足足20多分钟的时间，上下住院一部八楼，让医生重新开了检查项目单。
返回的路上，内心萌生一种歉疚和感恩的情绪，预约的医生，以她的严谨负责，不惜与患者争吵，也要坚守她的岗位职责；以她的专业精神，不惜被患者误解，也要坚守他的专业堤坝。不知道她在这个平凡的岗位和多少人争吵过，但我相信她的内心是一片光明。正是这难得的光明之心，照亮了很多不够光明的心理阴影。
我们这个社会更多推崇机巧、应付和顺从，而正是像负责预约核磁共振者的严谨、坚守和专业，或许才是这个社会更需要的一种精神、氛围和推崇。
（六）菲是学医的，也在单位的医务室工作过多年，只是后来因改革医务室解散，换了其它岗位。得知我体检出的“病”后，刻意到办公室询问情况，态度坚决地说：“很多都是过度治疗。外科就是专门做这些营生的，不做这些就没了事干，故而他们会极力夸大可能的趋势，或者夸大不可预知的危害，增加病人的心理焦虑感。”
菲给我聊了十年前他得胆囊炎的经历和给老丈人的看病经历。
菲说得胆囊炎后，一进入一个较大的军队附属医院，医生就建议他做手术割了胆囊，说割了就一劳永逸，不会再发炎了。他也基本接受了医生的建议，准备住院做手术时，被告知病房紧张需要等待10天左右，但是胆囊炎引起的疼痛一刻也没有缓解。无奈之下，菲回到了单位的职工医院，医生问他手术还是保守治疗，学过医的菲犹豫再三，还是选择了保守治疗，打点滴消炎后，胆囊炎再也没有复发过。如今十年过去了，也没有出现医生给他所说的趋势性变化。
与他自己经历相似的，是几年前他老丈人看病的经历。当时他老丈人年事已近耄耋，半年多时间经常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烧，到单位职工医院和城里的大医院也检查了很多次，始终没有查出病因。后来他发现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只要家里作了油腻性的菜，或者是肥肉较多的菜，老丈人发烧的症状就会出现，学过西医的菲据此判断有可能是胰腺炎引起的发烧。半年后老丈人再次发烧，到大医院检查时，医院给出的结论时胰腺疾病，建议做胰腺切除手术。因为老丈人年事已高，家里人犹豫不决，子女一起商量时，菲作为女婿给出的建议时不做手术，保守治疗，另外调正饮食结构，减少脂肪含量高的菜品。后来老丈人的身体状况，也验证了菲的判断。
与菲所说事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侯的母亲在西安一军队医院的治病经历。侯的母亲年龄已八十多岁，因病住进了医院，检查认为是胆管某一处堵塞，需要手术治疗。兄妹的意见当时分为两种，一种认为只要有一丝的可能就要积极治疗，一种认为母亲年事已高经不起手术的折腾。最后是在医生模棱两可的趋势分析和治愈可能语言下，按照医生的判断和建议做了手术，病灶被切除，母亲也在医院苏醒了过来。令他们兄妹没有想到的是，母亲出院回家两个星期后就去世了。每每想到母亲的去世，侯都会说如果母亲不做手术，可能活的时间会更长。手术造成的伤害，甚至比原有病痛造成的伤害更重。而且由于手术，人的抵抗力、免疫力大幅下降，人体的机能也会快速地发生退化……
基于母亲手术后的过快去世，侯不由自主地说：“去医院的目的是为了看病，但是如果判断不准，做错了决断，可能老病没看好，还会带来新的病，甚至是致命的灾难……”
（七）在住院部等待主管医生看增强CT片子时，前面有一对夫妻在和医生讨论病情。从夫妻两人的衣着和语言可以判断，两人来自农村，而且距离西安路程较远，不幸妻子得了肺癌，而且有极强的求生欲望，希望自己的病在西安的这个大医院能够得到治疗。
看片子的医生是个年轻的医生，边看片子边不耐烦地给夫妻两人解读病情，以及后续的治疗。因为医生说了很多听不明白的专业术语，夫妻两人一边鸡啄米似的点头，一边露出一头雾水般的懵懂表情。
医生很不耐烦地说：“简单说，就是需要作个基因检测，根据基因检测的结果制订治疗的方案。”
夫妻两人对于基因检测更是一头雾水：“啥叫基因检测？前边不是用长长的针取了一块肉作了活检吗？还没检查出来，还要用长针取肉检查吗？”
“你这病现在确诊是肺癌，肯定是恶性肿瘤。肺癌又分为鳞状细胞肺癌、腺泡细胞肺癌、大细胞肺癌、小细胞肺癌、肺腺鳞癌，你的属于腺细胞肺癌。为了确认你下一步的治疗方案，需要通过基因检测进一步确认，如果是阴性吃药就可以了，如果是阳性就需要化疗……”
医生说的越细，夫妻两人一头雾水的表情越重。
“基因检测需要多少钱？农合能报销不？”夫妻两人最终关心的还是钱的问题。
“这个检测在医院做不了，需要到外面的检测公司做，大概一万多块钱，报销不了，也没有发票。一会儿我给你个手机号码，你找姓王的医生，就说是我介绍的……”医生毫不犹豫地回答。
夫妻两人还在迷惑中犹豫，看到这种情形，医生放低声音，半是安慰半是解惑地说：“不要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们找的都是外面的比较大的正规的基因检测公司，已经有很多人在这里做过了……10天左右就会出结果，到时你们再来医院找我。”
夫妻两人说需要商量一下，医生说可以。从夫妻两人在走廊嘀嘀咕咕的伤心话语，可以听出夫妻两人从几百公里的外的山区来，10多天的等待对他们会有很多的不便。尤其是新冠疫情防空期间，返回老家再折回来，需要走一系列的手续；而在西安等待10多天，对他们又是一笔不小的花费……于是夫妻两人又找了医生询问。
“10多天我们在西安等也不是事儿，还有什么方法，能不能先治疗？”
“可以先做化疗，对身体也没有什么危害。反正基因检测结果如果是阳性，也要做化疗，也就一万多，住两天的医院，做完就可以出院等待基因检测结果，然后再确定如何治疗。”
看夫妻两人还在犹豫，医生又和颜悦色地说：“不要有什么顾虑，也没有什么疼痛，检测的活体从检验科割一块就行了，想好了赶紧去联系，交完钱等待通知……”
夫妻两人依然是一副懵懵懂懂的表情，满脸凄楚地走出了医生办公室。
不知他们是在为病情伤心，还是被沉重的医疗、检测费困扰，还是被医生的说辞搞迷糊了……或许兼而有之。
（八）一个多星期的“预住院”和各种检查后，主管医生通知：今天病人和陪护家属做个核酸检测，明天上午8：00办理住院手续，后天安排手术。
第二天办理住院手续，并行、紧随的是一系列的术前准备、风险告知。
还在等待办理住院手续时，护士就喊着名字叫签PICC同意书，两三页密密麻麻的风险提示，同一个主管护师的名字，一看就是制式的“风险告知同意书”，一串专业的医学术语，还有很多外语音译的名称……且不说其具体的含义，其拗口与艰涩就让人望而生畏。护士只有一句冷冰冰的话语：“看看吧，没有意见就签个名。”“也没人解释解释？”“有什么好解释的，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没有什么就赶紧签名吧，都是术前准备必须要做的。”护士显然有些不耐烦了。
住院期间询问值班护士才知，所谓的PICC，就是俗称的静脉注射留置针的一种，学名叫外周静脉植入的中心静脉导管。是用外周静脉穿刺方法，从外周手臂静脉（如肘窝部贵要静脉、肘正中静脉，也有选头静脉）、利用导丝将静脉导管引入胸部上腔静脉或者锁骨下静脉，使静脉注射的导管能够直达靠近心脏的大静脉血管（上腔静脉或下腔静脉），用于中长期的静脉输液治疗或者化疗。与早期静脉扎针注射相比，可以减少反复的静脉扎针，减少一些刺激性药物引起静脉炎的发生，保护上肢静脉；与普通的留置针相比，留置针是将细的导管留置在手背或前臂浅静脉内，PICC属于深静脉导管，它的注射导管直达靠近心脏的大血管，可以将药物直接输入上腔静脉，减少一些刺激性药物对外周静脉的刺激和损伤，输药的效率更高；费用2000-3000元，每次的维护费用70-80元不等。据护士说，它的使用时间可达数个月，最长可达一年。副作用是有血栓形成的风险、导管相关的感染、导管脱落等。
次日进入手术室，手术中的用药并没有使用PICC建立的输液路径，手术室内的护士说，PICC是术后用，手术中他们都是重新在静脉和动脉重新扎针。
相对于PICC的风险告知和肘腕穿刺，术前告知和风险告知，让很多人更加心惊胆颤，因为“告知”的内容，都是最坏的可能，或者说是出现机率最低的可能，但无论出现的机率有多低，对于一个具体的生命，对于备受一个或几个家庭牵挂的患者，一旦出现都是灾难性和致命性，所以医院都是以“制式”的书面告知书（同意书）的形势告知病患家属，让家属签署书面意见，将术中风险的责任转移给病患一方，降低医生和医院的“风险责任”，这是几乎所有西医的通行做法，近些年中医在某些方面也接受了这种“风险规避”策略。
手术前的一天，以为办理住院手续和术前准备自己就能应付，没有让家里人陪同。医生很不高兴，说术前告知和风险提醒，有一系列的书面材料需要家属签字，病情和手术方案、术中风险也要告知家属。“家属没来，耽误时间，你敢听吗？”看着主管医生满是情绪的脸，我一边道歉，一边说下午家属就来了，实在不行你就给我说，我来签字。主管医生一边数落着着我，一边无奈地说：“我先给你说说病情和明天手术的大致方案，签字等你家属来了再签。”
主管医生叫来一个第二天要手术的肺癌患者，向我们介绍了第二天的手术，先介绍了体内器官结构的共性部分，手术的刀口选择大致部位，手术的方法和可能的共性风险。总之是一句话，肺癌患者的手术简单，只要将病灶切除即可；而我的后纵隔占位性性神经源性瘤，因为位置太高，位于颈椎和胸椎的结合部，手术不好做，风险特别大，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手术中误触连接心脏的大动脉血管，人可能就下不了手术台；二是手术中伤了胸椎神经，引起下半身瘫痪；三是术中或术后引起肺阻病；四是手术后病情有了新的发展。
四个方面的风险，主管医生说的风轻云淡，病患家属听的直冒冷汗、神情紧张，妻子签字的笔明显抖动了起来，心里没底地不停询问医生“风险”的概率，手中的笔也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不敢再往下签字。主管医生看到这种情形，又反过来安慰妻子：“虽说风险不可能完全避免，出现的机率也是万分之一，即使出现了手术医生也都有应对的预案，出现最坏的情况可能性极小，否则这么大的医院早关门了……”看到妻子仍旧不敢签字，主管医生又说：“我再给你说吧，后纵隔手术就是常规的手术，签署这些风险告知文件也都是程序性的，签吧，不会有问题的……”
妻子在战战兢兢中，边询问每一个风险提示的含义，边沉重地签一个又一个的文件，足足用了将近半个小时……
或许在这一刻，所有签署术前告知和风险提示的病患家属的心理，都如千斤石压在胸口般的沉重，因为无论多低的几率，一旦出现都是不可逆的沉重灾难……人人在签字的那一刻，都会不由自主地暗自祈祷：一切平安顺利！
（九）很多有过手术经历的人，对于手术室都是模糊不清的记忆。
早上7：20分，手术护士通知术前准备，首先到护士站核对了病患者的姓名、手术名称、主管医生标记的位置，随后让带着所有的CT/核磁共振检查片子，跟随护士乘专用电梯进入手术室。
进入手术室第一道门后，手术护士再次核对病患者的姓名，随后要求病患者坐在轮椅上，给每人腿上放置一床手术室专用的被子，检查的片子放置于被子上，手术护士将病患者推进第二道门，进入等待区。之后又有护士核查病患者的住院手牌，扫描二维码，核对患者姓名、主管医生、手术的位置标记，确认后给每个病患者一个数字标牌，有的数字标牌放在病患者的被子上，有的挂在轮椅一侧挂液体的吊杆上，躺在移动病床上重病患者的数字标牌也挂在一侧液体吊杆上……
大约二十多分钟，等待区就汇聚了来自各个病区的二十多个等待手术的病患者，妇科的患者多躺在移动病床上，其他的病患者都坐在轮椅上。从护士聊天中得知，当天安排了七十五台手术，包括了住院一部的各个科室，除了胸外科、还有妇科、产科……
陆陆续续有各个手术室的护士前来接病患者，再次确认姓名、主管医生标记的手术位置。进入手术室后，在一系列的术前准备和医生、护士的聊天中，随着吸入式麻醉管插入口腔，渐渐失去意识，进入了麻醉状态……
等到再次有了意识，仿佛是从遥远的深山或云雾中有人在呼唤：“醒了没？醒了眨眨眼。”眨眼示意后，医生声音清晰了很多：“手术很成功，情况很好，你可以正常呼吸。”过了五六分钟或者十多分钟，医生又说：“我要把你口里的管子拔掉，拔完管子后要好好呼吸，现在送你回病房……”
一切仿佛在梦中，一梦中一个健硕的躯体变的孱弱不堪，一梦中体内的某一个多余物已经离开了你的躯体；一梦中一个病体又回到了康复的路上，一梦中一个崭新的人生历程开启……
（十）办理住院手续的那天大清早，在五病区门外的走廊里排队等待时，与老杨寒暄了几句。得知老杨是宝鸡人，从宝鸡来西安看病，预订的手术时间也是21日。不想和后来成为一个病房的病友。
老杨的夫人说，老杨的病是被耽误的。
老杨是在一个多月前在自己的厂子扛着梯子修补时，发现身体不适的。最早以为是岔着气了，也没有太在意。后来因为气短、连续发烧住进了附近的一家企业职工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的院，病情不见好转，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后，医生认为可能有肺结核，建议到专业的肺结核专业医院，因为肺结核属于传染性疾病。在结核病医院住了七八天院后，结核病医院的诊断结论是没有肺结核病，建议继续到相关医院诊治。
从结核病医院出来后，老杨又换了一家医院，经过CT、核磁共振检查后，医生诊断说老杨的肺部有积液，于是进行了穿刺排除积液。
一个星期后，穿刺排除积液并没有起到预想的效果，老杨还在发烧，呼吸越来越气短……医生说老杨的肺被一层“膜”包了起来，这一层“膜”是体内的细菌生成的，而且还在新生，还在生长，但由于老杨的呼吸太短促，不具备手术的条件……病情还在恶化，而医生束手无策，无奈之下老杨赶到了西安这个军队大医院。看完老杨在宝鸡的检查报告以及CT、核磁共振片子，医生断然说老杨的病是包胸，有一层“膜”包着肺，必须马上手术，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老杨手术的那一天，是他五十九岁的生日。按照中国的传统说法，五十九岁生日是暖寿之日，老杨也不想在这一天手术，但千躲万错还是没有躲过。上午十一点左右，老杨也被推入手术室做术前准备，四十多分钟后又回到了病房，手术没有做成。老杨的夫人无奈地说：“手术室说老杨体内的病菌具有传染性，手术过程成要吸氧、麻醉，而手术室的氧气系统、麻醉系统管道是相通的，做了老杨的手术，手术室的所有系统会被污染，而且要进行一次消毒。手术室要求将老杨的手术安排到当天的最后一台，不影响别的手术，也不影响所有手术室的消毒。”
老杨一家既希望尽快手术，又希望手术能躲过老杨生日当天，在矛盾、忐忑、焦灼中接受时间的煎熬。期间也有医生过来给老杨一家解释，说他们也和手术室协调了，没有办法，如果前面的手术顺利，争取当天给老杨把手术做了，如果前面的手术拖了时间太晚，就只能放到第二天，依然要排到最后一台手术。
当天晚上快八点时，护士通知要老杨做好手术准备。随后老杨又第二次被推进了手术室，晚上十一点后，老杨的夫人回病房那东西，说老杨已经出了手术室，进了重症监护室。那天晚上，老杨的姑娘在重症监护室外守护了一夜，老杨的夫人也在病房翻来覆去一夜。
第二天中午快十一点时，老杨回到到了病房，用衰弱的声音询问手术的情况，老杨的夫人说：“从你的肺上剥下来一层像鸡皮一样的东西，占了大半盘子，这么多东西包着你的肺，能不气短吗……”
住院的几天，老杨的家人时不时会感叹：都让宝鸡的医院把病耽误了，多亏来了西安的大医院，按照宝鸡医生的说法，根本没办法手术，到这里医生的说法完全相反，手术很快就做了……
找对医院，找对医生，对于病患者来说，有时就是生命；找错了医院，找错了医生，小病可能会发展成大病，甚至丢了性命。期间的钱财消耗更不必说，是以数十万计的……
（十一）动刀做手术的治病经历，会在一个人的身体和心理留下永久的记忆，也会给人的身体和心理带来变化。中医的观点认为，只要动了刀子，人的“元气”就会收到损伤，人体固有的元系统就会打破平衡，变化是在不知不觉中的。
病人到医院看病，心理的期望是病能够得到治愈，或者得到致病的原因。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细想，病人到医院看病，看的是自己机体的病，同时看到的是医生的心理和精神疾病；通过看病的医生和看病的过程，看到的是医院，乃至社会“病”。
做增强CT时碰到一个术后三个月复查的女性病患者，他说四个月前看别的病，突然被查出脑垂体瘤，她说当她做完手术被一个人放在手术室复苏的过程，她突然意识到以前所计较、所追求、所争就的东西，与生命与健康相比不值一提，为了不值一提东西的愤怒、郁闷、不快，是世间最傻、最可笑的选择。病愈后，所有人都说她变了一个人，变得豁达、宽容、淡泊。
作者简介：拜啸霖 现就职于某航天研究所，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曾受聘于某管理咨询机构高级管理咨询顾问、某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外部导师。业余致力于蒙元历史研究，自由创作者，有百余万字作品在网络平台或纸媒发表，推崇“写真诚的感情，写熟悉的生活，写了悟的思想，写独立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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