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公元768--824年)，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因韩氏郡望为昌黎，自称“昌黎韩愈”，官至吏部侍郎。故史称“韩昌黎”或“韩吏部”。有《韩昌黎集》传世。
在文学史上，韩愈的名字通常是与唐代古文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古文”，是针对“时文”即魏晋以来至盛唐依然流行的骈体文，而由韩愈等人提出的一个概念。具体说来，就是先秦两汉时代那种直言散行、没有固定格式的文体。作为对魏晋以来骈骊时文的反拨，提倡古文的主张发源颇早。早在北周就有苏绰主张政府文告应以经典为式。隋代李谔上书请正文体，王通论文，要求以文贯道，并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初唐史家论文，强调教化作用，反对南朝淫靡文风。刘知几的史学理论，重视语言的质朴简要，提倡向《左传》、《史记》学习。这些都对后来的古文运动理论，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古文运动在唐代的理论前驱，有盛唐时代的萧颖士、李华、贾至，以及中唐前期的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他们强调文章的教化作用，推崇先秦两汉的经史学术文章，批判魏晋以来的浮靡文风。这对纠正魏晋以来诗文内容空洞、徒具华采的不良风气，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们过分强调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儒家之“道”与“教化”内容，忽视文学的艺术特点，又形成了消极的一面。
韩愈对古文运动的突出贡献，就在于他继承前人言论中的合理成分，并结合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使古文运动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蔚为壮观的局面。
韩愈提倡古文，不仅仅是在形式上反对魏晋以来的骈俪风气，更重要的是要行古道。他不止一次地表示，自己是因爱好古道而提倡古文。《答李秀才书》云：“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题欧阳生哀辞后》曰：“学古道则欲兼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
韩愈所谓古道，一方面是他在《原道》一文中所说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等一脉相承的儒家之道，这表面上看来，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等人思想没有什么区别。但另一方面，还包括人的内在修养和人格精神。故他又时常把“诚”“实”“气”等概念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三器论》曰：“不务修其诚于内，而务其盛饰于外，匹夫之不可。”《答尉迟生书》说：“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故君子慎其实。”《答李翊书》曰∶“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些主张，明显继承了孟子学说的精神。这就使他的“文-道”的理论不仅仅是强调外在礼法规范和道德信条对文学的制约，而更偏重于人的内在人格修养对文学内容和风格的决定作用。《答李翊书》说：“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他以草木灯烛为喻，认为作者的德行是根本，有什么样的道德修养功夫，才会有什么样的文章表现，只有“仁义之人”，才会“其言蔼如”。这一主张，可以说是对孔子“有德者必有言”思想的发挥。
作为一个有丰富创作经验的文章大师，韩愈还认识到，要写出生动感人的文章，不能限于一般的道德修养，还必须把道德修养上升到一种理直气壮的境界，在内心蓄养起一种激昂的气势，这就是他所说的“养气”。《答李翊书》曰：“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这里所说的“气”，我们认为一方面指作者对所欲说明的义理充满自信，具有胸有成竹的精神气势；另一方面也包括作者身心气血上的那种思维敏捷、精力旺盛的亢奋状态。过去一般认为韩愈的这个说法源于孟子重在理性化的道德修养的“浩然之气”说，现在我们认为，这里实际上也包括对刘勰《文心雕龙·养气》篇所说的属于生命血气的“养气”说的继承。刘勰《养气》篇曰：“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而韩愈也主张作家要注意精神调养，做到神完气畅，才能使外物不胶于心。其《送高闲上人序》曰：“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机应于心，不挫于气，则神完而守固，虽外物至，不胶于心。”意思是说假使可以寄托技巧智慧，使灵感机遇随心而生，不挫伤人的元气，就能使精神饱满并坚守牢固，这时即便身外之物的功名利禄到来，也不会挂念在心。人在思想情感和身心机体上都达到调畅融合的境界，才能出语不凡、小大皆宜、雅俗同趣。这才是韩愈“气盛言宜”说中所谓“气盛”的完整内涵。
至于什么是韩愈所说的“言宜”？则需要联系韩愈本人的思想倾向和个性气质来谈。韩愈的个性既有“弘通”的一面，又有“不诡随”的一面。这“两个方面可以归结为一点，即‘傲俗’”。《旧唐书·韩愈传》曰：“愈性弘通，与人交，荣悴不易。”《新唐书·韩愈传》 载：“愈性明锐，不诡随。与人交，终始不少变。”所谓“弘通”，相当于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所说的“通脱”，也就是不拘礼教、超群拔俗。所谓“不诡随”，即不俯仰随人，有独立主见。唐开元年间政治家张说（公元667年~730年）在《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文中，称赞北齐名臣卢思道（公元531年~583年）“言不诡随，行不苟合”。韩愈通脱超俗，遗世独立的人格精神和个性气质，正是他在诗文内容上率性天真和语言风格上追求奇谲险怪的思想根源。
总之，韩愈的“气盛言宜”说不是一般地讲作者内心被正确的思想理念所充实，发而为文就成语言合宜的美好文章，而是特指作者要有对理想信念的充沛激情和身心调畅的生命状态，并致力于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天然率真、超凡脱俗的言辞语句的诗文篇章。这是韩愈作为一个文学家而非枯守“古道”的理学家对古文运动理论的杰出贡献，也是他被后人赞为“文起八代之衰”，推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根本原因。
作家内心充沛昂扬的思想感情，来自于现实生活的激发和感召。在《送孟东野序》中，韩愈提出了著名的“不平则鸣”说：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人们一般把韩愈的这个说法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相提并论。对此，钱钟书先生提出过不同意见。他认为：“事实上，韩愈和司马迁讲的是两码事。……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括欢乐在内。”“只要看《送孟东野序》的结尾：‘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耶？’很清楚，得志而‘鸣国家之盛’和失意而‘自鸣不幸’，两者都是‘不得其平则鸣 。’韩愈在这里是两面兼顾的。”（钱钟书《诗可以怨》）所以应该把韩愈所谓“不平”理解为受现实生活激发而产生的激情。在《送高闲上人序》一文中，韩愈论述了作家的生活阅历和对生活的激情与其创作的关系。他指出：“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天地万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而高闲上人是一个僧人，其人生态度是绝尘脱俗。所谓“一死生，解外胶”，没有强烈的生活感受和丰沛的思想感情。因此尽管他表面上学习张旭，但终究“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见其能旭也。”这里虽然谈的是书法，但其精神与文学是相通的。
韩愈还对学习古文的具体对象作了明确的规定。《答李翊书》自述其开始学习古文时，“非先秦两汉之书不敢观”。《进学解》更进一步说明其学习对象道∶
《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
这里把《庄子》、屈赋、《史记》、司马相如、扬雄等作家作品与儒家五经并列，说明韩愈学习古文的对象是比较宽泛的。他对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等西汉作家尤为推崇，《送孟东野序》说∶“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这也与唐代古文运动前驱者的意见大相径庭。表明韩愈在推崇儒家经典、坚持儒家道统的基础上，又注意兼采屈原以后辞赋家之长，注意文章的艺术性。所以他能写出气势磅礴、文采光华的散文，取得超出其前驱者的艺术成就。
韩愈在《答刘正夫书》中提出：“所珍爱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于文，岂异于是乎？”这种观点，有助于促进作家发挥个人独创性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作品，但也有助长追求形式新奇的弊病。他在文章语言的运用上特别强调创新、反对摹拟。《答李翊书》提出：“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答刘正夫书》提出学习古人应“师其意不师其辞”。他自己的文章，在用词造句方面，确实能熔铸前人，加以独创。但在他强调独创的主张中，也含有好奇尚怪的一面，在文坛上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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