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老城的夜灯(开封旧事---城的灯)(1)

开封徐府街景象,付保军绘画

最初人类用来照明的只有一个火堆,不知是谁从火堆中抽出一根燃烧的树枝,从此人类又学会了用火把照明,后来有人在火把头蘸上动物油,火把燃烧的更好了。公元前二十六世纪前后,出现了豆灯。《尔雅·释器》: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笾[biān],瓦豆谓之登。早期的灯,类似陶制的盛食器“豆”。“瓦豆谓之登(镫)”,上盘下座,中间以柱相连,虽然形制比较简单,却奠立了中国油灯的基本造型。此后经夏商周,从春秋到两汉,油灯在造型上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如战国时的银首人形灯和十五枝灯,西汉时的龙形灯、长信宫灯、羊形灯、当户灯、羽人灯、牛形灯,东汉时的卧人形吊灯、雁鱼灯。

从灯的历史进程中还能看出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读唐诗人韩翃《寒食》: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树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寒食,清明前一日谓之寒食,即禁烟节,汉制此日,宫中钻新火燃烛以散予贵戚之臣。《唐辇下岁时记》有:清明日,取榆柳之火以赐近臣。五侯:汉成帝时,封他的五位舅舅皆为候,“五侯”典故由此而来。在北宋亦有因寒食节断厨火的习俗,朝廷沿袭前代制度,在清明日,皇帝对近臣有赐新火之礼,这是皇家的特权和规矩。更有甚者,如陆游《老学庵笔记》有,田登作郡守,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官吏衙役多被责打。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元宵节放灯允许百姓进城游观,吏人遂书榜布告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于是就有了成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之典故。由于陶瓷业的发达,各个窑口都有各具特色的陶瓷油灯。陆游有言,书灯勿用铜盏,惟瓷质最省油。而始于唐代的省油灯到宋代则广为流行,陆游亦言,蜀中有夹瓷盏,注水于盏唇窍中,可省油之一半。

正月十五日元宵节,道家谓之上元,是夜有燃灯之习,故又称谓上元节为灯节。中国古代的灯节,与佛教传入有一定的姻缘,但把燃灯变成花灯展览与传统文娱活动相结合,则是南唐以后的事情。据元脱脱撰《宋史·礼志》记载:三元张灯,本起于方外之说,自唐以后,常于正月望夜开坊市门燃灯,宋因之,上元前后各一日,城中张灯,大内正门结彩为山楼影灯,教坊陈百戏,……四夷蕃客各依本国歌舞列于楼下,东华、左右掖门、东西角楼、城门大道、大宫观寺院,悉起山棚,张乐陈灯,皇城雉碟亦遍设之。其夕,开旧城达旦,纵士民观,后增至十七、十八夜。

所谓三元,即上元、中元(七月十五日)、下元(十月十五日)。三元张灯,宋初有之。至太宗淳化元年(990年)六月,下令罢去中元、下元张灯,只保留上元灯展习俗。上元张灯,宋以前一般为一日,少数年代亦有为三日的。宋初沿袭三日张灯之习,至太祖乾德五年(967年)下诏:上元张灯,旧止三夜,今朝廷无事,况当年谷之丰,宜从士民之乐。具令开封府更放十七、十八两夜灯。此为东京上元五夜灯的来历,起于十四日至十八日。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又把:燃灯五夜著为令;形成一种制度。因此,在北宋时期,除有大的自然灾害、皇室重要成员的丧葬、对外战争及其他情况外,每年上元节者要举行大型灯展,同时演出百戏,成为东京元宵节的习俗。

关于上元节的盛况,在北宋中期已是热闹非凡,官府亦于此时休假三天,以便官吏观赏。宋王安石在《癸卯追感正月十五事》诗中写道:

正月端门夜,金舆缥渺中。

传觞三鼓罢,纵观万人同。

警跸声如在,嬉游事已空。

但令千载后,追詠太平功。

他在《上元戏呈贡父》诗中写道:

车马纷纷白昼同,万家灯火暖春风。

别开阊阖壶天外,特起蓬莱陆海中。

尽取繁华供侠少,只分牢落与衰翁。

不知太一游何处,定把青藜独照公。

宋代的诗人们关于上元观灯之诗,很多很多,可见上元灯节给人们的印象之深。

北宋末年,宋徽宗为显太平景象,使东京城灯展更为新奇壮观。为了办好灯展,事先在景龙门一带进行预展,名曰:预赏!宋万俟咏在《凤凰枝令》一词的小序中写道:景龙门,古酸枣门也,自左掖门之东,为夹城南北道,北抵景龙门,自腊月十五日放灯,纵都人夜游,妇女游者,珠簾下邀往,饮以金瓯酒。

这说明以“预赏”为名,实际在头一年的十二月十五日,已让市民们观灯了。

据宋罗烨编《醉翁谈录》记载,东京自正月初在东华门外为灯市,有灯球、灯槊、绢灯笼、日月灯、诗牌灯、镜灯、学灯、马骑灯、凤灯、水灯、琉璃灯、影灯等。由此可见,出卖灯的品种相当多,式样已很精巧了。皇宫内:凤烛龙灯,灿然如画,奇伟万状,不可名言。皇城上:团团皆植灯槊。这种灯槊:以竹一本,其上破之为二十条或十六条,每两条以麻合系其梢,而弯曲其中,以纸糊之,则成莲花一叶,剪刀草于花之下,唯都人为之。其他如葆真宫的玉柱簾隔窗灯,亦非精工不能制造。

关于上元灯展的盛况,记载最详的当数《东京梦华录》,该书在元宵一节里,详述了皇宫前的大型棚彩灯,彩山上:皆画神仙故事;彩山左右,以彩结文殊、普贤跨狮子、白象,各于手指出水五道,手能动摇。又用辘轳绞水上灯山尖顶,用木世贮水,随时放下,如瀑布下泻。彩山前左右门上,巨型龙灯,亦很壮观。巨龙用草缚成,再以青幕遮之,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自灯山与宣德门楼大街,约百余丈,用棘刺围绕,若盆之状,谓之棘盆。内竖两长竿,高数十丈:以缯綵结束,纸糊百戏人物,悬于竿上,风动宛若天仙。灯与游艺相结合,为官办灯展区的一个特点,游人车水马龙,不可驻足。皇帝驾临宣德楼,即看这部分灯展。

各个寺院里,和尚们自腊月开始:教化上元灯油钱。上元之夜,各寺院灯竞出新奇,以招游人。其中相国寺为观灯者必游之地,寺内的诗牌灯,用木牌做成,雕上文字,外罩纱绢,内里燃灯。各诗牌灯相次排定,可视为灯节赛诗会。如寺内诗牌灯有:天碧银河欲下来,月华如水照楼台;还有: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市民区内:万街千巷,尽皆繁盛浩闹。马行街南北十里,夹道多药肆巨富之家:绕灯尤壮观,故诗人多道马行街灯火。诸军营人不许夜游:各以竹竿出灯球于半空,远近高低,若习星然。

灯展之夜,东京的妇女们都喜欢佩戴一种小灯球、小灯笼,有枣栗那么大小,像球翠装饰在身上一样。富人们坐的车子,车钓挂灯,依照灯球、灯笼作成,不用火,专门做车饰:其精纤华焕,天下不能为。还有富贵人家用纸做的飞蛾、蜂儿之类,以长竹梗标之,插在从人的头上,夜里于灯火人流中走过:纸轻竹弱,纷纷若飞焉。又有人玩一种火杨梅:以熟枣捣炭丸为弹,傅之铁枝而点火。

灯展的同时,市城许多地方均有大型表演: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麒麟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每个坊巷口,无乐棚处,另设小影戏棚子,以供本坊儿童观看。

灯笼除了照明以外,古时候每年正月私塾开学时,家长会为子女准备一盏灯笼,由老师点亮,象征学生的前途一片光明,称为“开灯”。关于打灯笼的由来流传较广的一个说法是:元宵节打灯笼的习俗始于东汉时期,东汉明帝刘庄提倡佛教,听说佛教有正月十五僧人观佛舍利、点灯敬佛的做法,就命令这一天夜晚在皇宫和寺庙里点灯敬佛,令士族庶民都挂灯。以后这种佛教礼仪节日逐渐形成民间盛大的节日。该节经历了由宫廷到民间,由中原到全国的发展过程。

宫灯在中国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已经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宫灯作为我国手工业制作的特种工艺品,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相传,东汉光武帝刘秀统一天下后,为了庆贺这一功业,在宫廷里张灯结彩、大摆宴席,盏盏宫灯,各呈艳姿。“宫灯”之名,由此而生。隋炀帝大业元年正月十五,在宫中陈设百戏,遍布宫灯,饮宴畅游,全城张灯结彩、半月不息。隋唐之后,每逢元宵节,家家宝灯高挂,处处明灯璀璨、人人提灯漫游,盏盏争奇斗艳。后来,宫灯的制作技术传入民间。

在清末民初的开封,汴梁灯笼张,其传统制灯技艺已十分成熟,可用纸、布、绸、缎、绢、竹、木等材料制造各种彩灯,有宫灯、走马灯、折合灯、云中灯(可放入夜空中的孔明灯等)、水中灯(放入河湖之中莲花灯、花船灯等)、造型灯等。造型灯为七大类,有人物造型灯(佛像灯、财神灯、阿福灯等);动物造型灯(龙灯、锦鸡灯、神犬灯、鲤鱼跳龙门灯、孔雀开屏灯等);植物造型灯(荷花灯、西瓜灯、寿桃灯、石榴灯等);建筑造型灯(城门灯、鼓楼灯、铁塔灯、龙亭灯、八角琉璃殿灯等);玩具灯(风车灯、猴上树灯、年年有余灯等);山水盆景灯(以灯的形式展现各种山水奇观);架子焰火灯(焰火与彩灯相结合的一种工艺品),架子即为彩灯,焰火五颜六色。张家的彩灯,不仅品种繁多、制作精巧,而且彩灯造型具有雕塑的惟妙惟肖特征(如人物、龙王、财神、元宝、佛手等),因此畅销开封及周边各县,远销山东、山西、湖北等地。

电灯,十九世纪末,爱迪生发明了电灯,从此改写了人类照明的历史,使人类走向了用电照明的时代。

话说清末,随着汴洛铁路的建成和延伸,开封商贾云集,经济日趋繁荣,但有电灯以前,居民、商铺、衙署全靠煤油、蜡烛照明,中心大街的路灯亦靠人每晚点、熄。一些小街僻巷入夜则一片漆黑。开封电业的兴起,开始于清朝末年。当时一些官吏商绅看到用煤油照明,其气有害卫生,易于引起火警,而且煤油需从外国进口,耗费资金,利权外溢,尤其办电是新兴行业,因而纷纷集资兴办。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开封实业家、商务会理事魏子青联合清翰林院编修杨多泉、商务会干事杜秀升等集资本银8万两,在开封城外西南隅,征地50多亩,开办普临电灯公司。普临电灯公司向清政府递交成立电灯公司申请后,经调查股款、查勘机器、核查合同凭单、银行票号,经反复核实,始正式批准。至此,普临电灯公司,推选魏子青为董事长兼总经理,杜秀升、杨少泉为副董事长,营业部设在城内鼓楼街魏家院内。并于宣统三年(1911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发电试灯。

元宵节观灯是旧时汴梁城内一大习俗,这一天晚上,魏子青在鼓楼街布置一台小磨电机,装上电灯,供大家观赏。消息传出,轰动全城。人们说:鼓楼街电灯锃明瓦亮,一盏顶油灯一百盏。还有人说:电灯亮,穿着衣服能照出女人的花兜兜。一传十,十传百,人们稀罕万分。一时间,名门闺秀、乡民村姑,有乘轿的、有乘坐手推车的,纷纷从几十里外来开封观灯,电灯前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把鼓楼街挤得水泄不通,都是来欣赏从来没有见过的锃亮的“洋灯”。第二天起,四里八乡的艺人踩高跷、跑旱船、猪八戒背媳妇等民间演出不约而同聚到灯下助兴,市中心一带人们通宵达旦地欢庆。这种自发活动一直延续到第三天,电灯在开封城引起巨大轰动,甚至波及到其他城市。电灯引起开封各界人士的关注,为以后电力事业的发展开了先河。

宣统三年(1911年)六月,普临电灯公司60千瓦发电机建成发电,后又安装一台100千瓦蒸汽机一部,电动马力开足时可带16支光灯1万余盏,供应鼓楼街、马道街、寺后街、南北书店街、西大街、南北土街、中山路至火车站的照明用电。初办时,因许多人不知电为何物,在扩大宣传的同时,为鼓励用户用电,该公司制订售灯章程,总装灯数在3000盏以内的灯头电线及安装费不取分文,自3001盏起,每安灯一盏收价大洋4元4角;路灯按规划,50步安一大灯,小街60步安一小灯,经各区总会同劝办,共装路灯800余盏,路灯费由各街分摊。并备有大小灯泡供用户挑选。于是,阔绰的店铺和衙署先装上电灯,用上电灯的商铺生意格外好,连不想买东西的人们也不由地进来逛逛。从此,电灯逐渐进入了大小商家。三个月,用电灯的客户发展到2000余家。普临电灯公司很快站稳了脚跟。电灯用户按灯头瓦数大小计算电费,叫做“包灯”,没有电度表。这种“包灯”计费的原始状态,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普临电灯公司走过的道路是崎岖不平的,早在建厂初期,当局曾借口普临有部分官股,唯恐魏子青经办不力,失掉利源,企图收归官办,但未得逞。民国十八年(1929年),冯玉祥任河南省主席时,终将普临电灯公司收归官办,经营年余,因缺乏办厂经验,亏累严重,复又退还商办。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公司因资金短缺,请求河南省农工银行资助,农工银行行长李汉珍应公司所请,投资5万元,新增375千瓦发电机1台,农工银行还派边树勋、王孝义到厂负责财务收支监督,因有新股加资,故厂名改为“开封合记普临电灯公司”,经理由李汉珍至亲梅香谷担任。此时开封的发电能力,较初开办时有一定的发展,据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八月河南省建设厅的调查,当时普临电灯公司的发电设备有:正开用的375千瓦汽机发电机一部,修理备用的60千瓦汽机发电机和100千瓦汽机发电机各1部。

随着开封用电量的增加,原有设备满足不了需要,急需新增发电能力,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由梅香谷通过上海银团借款10万元,又添购了300千瓦及80千瓦煤汽发电机各1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春,为扩大合作,增加资金实力,经与以祝义才为首的上海联普银团议定,共同投资,联合经营,总投资额为30万元,即上海方筹集15万元,开封方作价15万元,厂名改为“开封两合普临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向德国西门子洋行订购2千千瓦透平发电机时,上海祝义才又筹增新股2万元,按照合作时协议规定,甲、乙双方股权平等,权利平均的原则,开封亦需筹添新股2万元,后因开封无力筹集新股以足17万元之数,同时亦无力偿还旧债,开封方即向沪方表示情愿将公司交给祝义才全权管理十年,经理仍由梅香谷担任,董事长改由上海银团代表祝义才担任。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六月六日,开封沦陷。日本占领开封后,即“军管”了普临电厂,按其序列定名为“军管理十七工厂开封电厂”。厂长为日本人秋山政男,为严格控制工人,除加强门卫外,还在厂区四周修筑哨台,并将500启罗透平机毁成废铁运往华北,为配合其军事需要,从连云港运来了美国制的2000千瓦透平发电机(1922年产),主要供给机场电台、电网用电,同时也扩大了工商业和居民用电范围。

自从日军侵占开封之后,发电机房内筑起炮楼,厂区四周修筑哨台,由日本人昼夜站岗,监视工人操作值班。工人们衣衫褴褛,吃着谷子、烂豆子度日。工人曾争取过涨工资,均被武力无理地镇压下去,工人就以消极怠工、破坏设备等方式进行过反抗斗争。开封电厂前厂长马宗法曾叙述过这样的经历:开封电厂与商丘电厂联网,马宗法值班,由于消极怠工,没注意操作,发电机与商丘电厂并车,忽然发出异常声音,烧毁了。这下闯了大祸,但马宗法遇事不慌,用凉水毛巾擦了一下脸,冷静之后想好了对策。当时日本女人福田不知是何职务,也在那里。第二天日本人来查,马宗法说发电机并车时,福田和商丘电厂打了电话,把责任推到福田身上。日本人信以为真,打了福田一巴掌,马宗法化险为夷。变压器油用豆油,工人们平时饥饿,加上对日本人的不满,就偷偷用这种油炸食物,但工人吃了后拉肚子。可能是日本人在油里做了手脚,或是工人长期肚里油水不足出现的状况。

日伪时期还没有令克,用的是“高压闸”,就是固定在木横担上的高压插座,瓷质的,可取出部分是插头,插头上装有金属保险片,送电时用手搦住手柄,将其推进插座中。因其形状极像人头,工人都称“野人头”,实际上就是高压的塞子保险。操作这种塞子保险很危险,因为人不用操作杆,用手直接拿着往里塞,距离高压很近,潮湿的情况下容易麻电。如果被送电的是短路线路,又会有一团火喷出,并伴有爆炸声响。那时日本人强迫送电,当时下着雨,劳动保护连线手套都没有,在威逼下,工人就用手帕垫住手颤颤巍巍地推上了。这种“野人头”解放后还有,不过工人穿了绝缘靴、戴了绝缘手套,有完善的安保措施。即如此,没几年就淘汰了,变成了高压令克戴绝缘手套用绝缘杆操作。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普临电厂流亡在陕的部分股东召开会议,公推魏子青之孙魏志远来汴办理接收事宜。因交通不便,魏志远星夜兼程抵达开封时,国民党河南省政府靠其交通的方便,已经提前接管了普临电厂。并以有敌产为名,拒不退还,于同年十二月十四日经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会议决议,改为官商合办,委派王家瑞为厂长,王鹰夫为副厂长。资方拒不接受“官商合办”的决定,并据理陈词力争,反对省府官商合办的决定,认为是与民争利,有碍发展民族实业,应迅速发还,以服民心.同时,又通过各种关系,贿赂宴请,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八月一日经省建设厅宋厅长,经济部杨特派员商定,以18亿法币(折合黄金90余两)为代价赎回敌产,始发还商办,经理魏相民。

作者孙玉亮,网名汴人梅轩,作品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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