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徐府街景象，付保军绘画
最初人类用来照明的只有一个火堆，不知是谁从火堆中抽出一根燃烧的树枝，从此人类又学会了用火把照明，后来有人在火把头蘸上动物油，火把燃烧的更好了。公元前二十六世纪前后，出现了豆灯。《尔雅·释器》：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笾[biān]，瓦豆谓之登。早期的灯，类似陶制的盛食器“豆”。“瓦豆谓之登（镫）”，上盘下座，中间以柱相连，虽然形制比较简单，却奠立了中国油灯的基本造型。此后经夏商周，从春秋到两汉，油灯在造型上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如战国时的银首人形灯和十五枝灯，西汉时的龙形灯、长信宫灯、羊形灯、当户灯、羽人灯、牛形灯，东汉时的卧人形吊灯、雁鱼灯。
从灯的历史进程中还能看出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读唐诗人韩翃《寒食》：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树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寒食，清明前一日谓之寒食，即禁烟节，汉制此日，宫中钻新火燃烛以散予贵戚之臣。《唐辇下岁时记》有：清明日，取榆柳之火以赐近臣。五侯：汉成帝时，封他的五位舅舅皆为候，“五侯”典故由此而来。在北宋亦有因寒食节断厨火的习俗，朝廷沿袭前代制度，在清明日，皇帝对近臣有赐新火之礼，这是皇家的特权和规矩。更有甚者，如陆游《老学庵笔记》有，田登作郡守，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官吏衙役多被责打。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元宵节放灯允许百姓进城游观，吏人遂书榜布告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于是就有了成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之典故。由于陶瓷业的发达，各个窑口都有各具特色的陶瓷油灯。陆游有言，书灯勿用铜盏，惟瓷质最省油。而始于唐代的省油灯到宋代则广为流行，陆游亦言，蜀中有夹瓷盏，注水于盏唇窍中，可省油之一半。
正月十五日元宵节，道家谓之上元，是夜有燃灯之习，故又称谓上元节为灯节。中国古代的灯节，与佛教传入有一定的姻缘，但把燃灯变成花灯展览与传统文娱活动相结合，则是南唐以后的事情。据元脱脱撰《宋史·礼志》记载：三元张灯，本起于方外之说，自唐以后，常于正月望夜开坊市门燃灯，宋因之，上元前后各一日，城中张灯，大内正门结彩为山楼影灯，教坊陈百戏，……四夷蕃客各依本国歌舞列于楼下，东华、左右掖门、东西角楼、城门大道、大宫观寺院，悉起山棚，张乐陈灯，皇城雉碟亦遍设之。其夕，开旧城达旦，纵士民观，后增至十七、十八夜。
所谓三元，即上元、中元（七月十五日）、下元（十月十五日）。三元张灯，宋初有之。至太宗淳化元年（990年）六月，下令罢去中元、下元张灯，只保留上元灯展习俗。上元张灯，宋以前一般为一日，少数年代亦有为三日的。宋初沿袭三日张灯之习，至太祖乾德五年（967年）下诏：上元张灯，旧止三夜，今朝廷无事，况当年谷之丰，宜从士民之乐。具令开封府更放十七、十八两夜灯。此为东京上元五夜灯的来历，起于十四日至十八日。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又把：燃灯五夜著为令；形成一种制度。因此，在北宋时期，除有大的自然灾害、皇室重要成员的丧葬、对外战争及其他情况外，每年上元节者要举行大型灯展，同时演出百戏，成为东京元宵节的习俗。
关于上元节的盛况，在北宋中期已是热闹非凡，官府亦于此时休假三天，以便官吏观赏。宋王安石在《癸卯追感正月十五事》诗中写道：
正月端门夜，金舆缥渺中。
传觞三鼓罢，纵观万人同。
警跸声如在，嬉游事已空。
但令千载后，追詠太平功。
他在《上元戏呈贡父》诗中写道：
车马纷纷白昼同，万家灯火暖春风。
别开阊阖壶天外，特起蓬莱陆海中。
尽取繁华供侠少，只分牢落与衰翁。
不知太一游何处，定把青藜独照公。
宋代的诗人们关于上元观灯之诗，很多很多，可见上元灯节给人们的印象之深。
北宋末年，宋徽宗为显太平景象，使东京城灯展更为新奇壮观。为了办好灯展，事先在景龙门一带进行预展，名曰：预赏！宋万俟咏在《凤凰枝令》一词的小序中写道：景龙门，古酸枣门也，自左掖门之东，为夹城南北道，北抵景龙门，自腊月十五日放灯，纵都人夜游，妇女游者，珠簾下邀往，饮以金瓯酒。
这说明以“预赏”为名，实际在头一年的十二月十五日，已让市民们观灯了。
据宋罗烨编《醉翁谈录》记载，东京自正月初在东华门外为灯市，有灯球、灯槊、绢灯笼、日月灯、诗牌灯、镜灯、学灯、马骑灯、凤灯、水灯、琉璃灯、影灯等。由此可见，出卖灯的品种相当多，式样已很精巧了。皇宫内：凤烛龙灯，灿然如画，奇伟万状，不可名言。皇城上：团团皆植灯槊。这种灯槊：以竹一本，其上破之为二十条或十六条，每两条以麻合系其梢，而弯曲其中，以纸糊之，则成莲花一叶，剪刀草于花之下，唯都人为之。其他如葆真宫的玉柱簾隔窗灯，亦非精工不能制造。
关于上元灯展的盛况，记载最详的当数《东京梦华录》，该书在元宵一节里，详述了皇宫前的大型棚彩灯，彩山上：皆画神仙故事；彩山左右，以彩结文殊、普贤跨狮子、白象，各于手指出水五道，手能动摇。又用辘轳绞水上灯山尖顶，用木世贮水，随时放下，如瀑布下泻。彩山前左右门上，巨型龙灯，亦很壮观。巨龙用草缚成，再以青幕遮之，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自灯山与宣德门楼大街，约百余丈，用棘刺围绕，若盆之状，谓之棘盆。内竖两长竿，高数十丈：以缯綵结束，纸糊百戏人物，悬于竿上，风动宛若天仙。灯与游艺相结合，为官办灯展区的一个特点，游人车水马龙，不可驻足。皇帝驾临宣德楼，即看这部分灯展。
各个寺院里，和尚们自腊月开始：教化上元灯油钱。上元之夜，各寺院灯竞出新奇，以招游人。其中相国寺为观灯者必游之地，寺内的诗牌灯，用木牌做成，雕上文字，外罩纱绢，内里燃灯。各诗牌灯相次排定，可视为灯节赛诗会。如寺内诗牌灯有：天碧银河欲下来，月华如水照楼台；还有：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市民区内：万街千巷，尽皆繁盛浩闹。马行街南北十里，夹道多药肆巨富之家：绕灯尤壮观，故诗人多道马行街灯火。诸军营人不许夜游：各以竹竿出灯球于半空，远近高低，若习星然。
灯展之夜，东京的妇女们都喜欢佩戴一种小灯球、小灯笼，有枣栗那么大小，像球翠装饰在身上一样。富人们坐的车子，车钓挂灯，依照灯球、灯笼作成，不用火，专门做车饰：其精纤华焕，天下不能为。还有富贵人家用纸做的飞蛾、蜂儿之类，以长竹梗标之，插在从人的头上，夜里于灯火人流中走过：纸轻竹弱，纷纷若飞焉。又有人玩一种火杨梅：以熟枣捣炭丸为弹，傅之铁枝而点火。
灯展的同时，市城许多地方均有大型表演：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麒麟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每个坊巷口，无乐棚处，另设小影戏棚子，以供本坊儿童观看。
灯笼除了照明以外，古时候每年正月私塾开学时，家长会为子女准备一盏灯笼，由老师点亮，象征学生的前途一片光明，称为“开灯”。关于打灯笼的由来流传较广的一个说法是：元宵节打灯笼的习俗始于东汉时期，东汉明帝刘庄提倡佛教，听说佛教有正月十五僧人观佛舍利、点灯敬佛的做法，就命令这一天夜晚在皇宫和寺庙里点灯敬佛，令士族庶民都挂灯。以后这种佛教礼仪节日逐渐形成民间盛大的节日。该节经历了由宫廷到民间，由中原到全国的发展过程。
宫灯在中国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已经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宫灯作为我国手工业制作的特种工艺品，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相传，东汉光武帝刘秀统一天下后，为了庆贺这一功业，在宫廷里张灯结彩、大摆宴席，盏盏宫灯，各呈艳姿。“宫灯”之名，由此而生。隋炀帝大业元年正月十五，在宫中陈设百戏，遍布宫灯，饮宴畅游，全城张灯结彩、半月不息。隋唐之后，每逢元宵节，家家宝灯高挂，处处明灯璀璨、人人提灯漫游，盏盏争奇斗艳。后来，宫灯的制作技术传入民间。
在清末民初的开封，汴梁灯笼张，其传统制灯技艺已十分成熟，可用纸、布、绸、缎、绢、竹、木等材料制造各种彩灯，有宫灯、走马灯、折合灯、云中灯（可放入夜空中的孔明灯等）、水中灯（放入河湖之中莲花灯、花船灯等）、造型灯等。造型灯为七大类，有人物造型灯（佛像灯、财神灯、阿福灯等）；动物造型灯（龙灯、锦鸡灯、神犬灯、鲤鱼跳龙门灯、孔雀开屏灯等）；植物造型灯（荷花灯、西瓜灯、寿桃灯、石榴灯等）；建筑造型灯（城门灯、鼓楼灯、铁塔灯、龙亭灯、八角琉璃殿灯等）；玩具灯（风车灯、猴上树灯、年年有余灯等）；山水盆景灯（以灯的形式展现各种山水奇观）；架子焰火灯（焰火与彩灯相结合的一种工艺品），架子即为彩灯，焰火五颜六色。张家的彩灯，不仅品种繁多、制作精巧，而且彩灯造型具有雕塑的惟妙惟肖特征（如人物、龙王、财神、元宝、佛手等），因此畅销开封及周边各县，远销山东、山西、湖北等地。
电灯，十九世纪末，爱迪生发明了电灯，从此改写了人类照明的历史，使人类走向了用电照明的时代。
话说清末，随着汴洛铁路的建成和延伸，开封商贾云集，经济日趋繁荣，但有电灯以前，居民、商铺、衙署全靠煤油、蜡烛照明，中心大街的路灯亦靠人每晚点、熄。一些小街僻巷入夜则一片漆黑。开封电业的兴起，开始于清朝末年。当时一些官吏商绅看到用煤油照明，其气有害卫生，易于引起火警，而且煤油需从外国进口，耗费资金，利权外溢，尤其办电是新兴行业，因而纷纷集资兴办。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开封实业家、商务会理事魏子青联合清翰林院编修杨多泉、商务会干事杜秀升等集资本银8万两，在开封城外西南隅，征地50多亩，开办普临电灯公司。普临电灯公司向清政府递交成立电灯公司申请后，经调查股款、查勘机器、核查合同凭单、银行票号，经反复核实，始正式批准。至此，普临电灯公司，推选魏子青为董事长兼总经理，杜秀升、杨少泉为副董事长，营业部设在城内鼓楼街魏家院内。并于宣统三年（1911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发电试灯。
元宵节观灯是旧时汴梁城内一大习俗，这一天晚上，魏子青在鼓楼街布置一台小磨电机，装上电灯，供大家观赏。消息传出，轰动全城。人们说：鼓楼街电灯锃明瓦亮，一盏顶油灯一百盏。还有人说：电灯亮，穿着衣服能照出女人的花兜兜。一传十，十传百，人们稀罕万分。一时间，名门闺秀、乡民村姑，有乘轿的、有乘坐手推车的，纷纷从几十里外来开封观灯，电灯前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把鼓楼街挤得水泄不通，都是来欣赏从来没有见过的锃亮的“洋灯”。第二天起，四里八乡的艺人踩高跷、跑旱船、猪八戒背媳妇等民间演出不约而同聚到灯下助兴，市中心一带人们通宵达旦地欢庆。这种自发活动一直延续到第三天，电灯在开封城引起巨大轰动，甚至波及到其他城市。电灯引起开封各界人士的关注，为以后电力事业的发展开了先河。
宣统三年（1911年）六月，普临电灯公司60千瓦发电机建成发电，后又安装一台100千瓦蒸汽机一部，电动马力开足时可带16支光灯1万余盏，供应鼓楼街、马道街、寺后街、南北书店街、西大街、南北土街、中山路至火车站的照明用电。初办时，因许多人不知电为何物，在扩大宣传的同时，为鼓励用户用电，该公司制订售灯章程，总装灯数在3000盏以内的灯头电线及安装费不取分文，自3001盏起，每安灯一盏收价大洋4元4角；路灯按规划，50步安一大灯，小街60步安一小灯，经各区总会同劝办，共装路灯800余盏，路灯费由各街分摊。并备有大小灯泡供用户挑选。于是，阔绰的店铺和衙署先装上电灯，用上电灯的商铺生意格外好，连不想买东西的人们也不由地进来逛逛。从此，电灯逐渐进入了大小商家。三个月，用电灯的客户发展到2000余家。普临电灯公司很快站稳了脚跟。电灯用户按灯头瓦数大小计算电费，叫做“包灯”，没有电度表。这种“包灯”计费的原始状态，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普临电灯公司走过的道路是崎岖不平的，早在建厂初期，当局曾借口普临有部分官股，唯恐魏子青经办不力，失掉利源，企图收归官办，但未得逞。民国十八年（1929年），冯玉祥任河南省主席时，终将普临电灯公司收归官办，经营年余，因缺乏办厂经验，亏累严重，复又退还商办。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公司因资金短缺，请求河南省农工银行资助，农工银行行长李汉珍应公司所请，投资5万元，新增375千瓦发电机1台，农工银行还派边树勋、王孝义到厂负责财务收支监督，因有新股加资，故厂名改为“开封合记普临电灯公司”，经理由李汉珍至亲梅香谷担任。此时开封的发电能力，较初开办时有一定的发展，据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八月河南省建设厅的调查，当时普临电灯公司的发电设备有：正开用的375千瓦汽机发电机一部，修理备用的60千瓦汽机发电机和100千瓦汽机发电机各1部。
随着开封用电量的增加，原有设备满足不了需要，急需新增发电能力，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由梅香谷通过上海银团借款10万元，又添购了300千瓦及80千瓦煤汽发电机各1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春，为扩大合作，增加资金实力，经与以祝义才为首的上海联普银团议定，共同投资，联合经营，总投资额为30万元，即上海方筹集15万元，开封方作价15万元，厂名改为“开封两合普临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向德国西门子洋行订购2千千瓦透平发电机时，上海祝义才又筹增新股2万元，按照合作时协议规定，甲、乙双方股权平等，权利平均的原则，开封亦需筹添新股2万元，后因开封无力筹集新股以足17万元之数，同时亦无力偿还旧债，开封方即向沪方表示情愿将公司交给祝义才全权管理十年，经理仍由梅香谷担任，董事长改由上海银团代表祝义才担任。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六月六日，开封沦陷。日本占领开封后，即“军管”了普临电厂，按其序列定名为“军管理十七工厂开封电厂”。厂长为日本人秋山政男，为严格控制工人，除加强门卫外，还在厂区四周修筑哨台，并将500启罗透平机毁成废铁运往华北，为配合其军事需要，从连云港运来了美国制的2000千瓦透平发电机（1922年产），主要供给机场电台、电网用电，同时也扩大了工商业和居民用电范围。
自从日军侵占开封之后，发电机房内筑起炮楼，厂区四周修筑哨台，由日本人昼夜站岗，监视工人操作值班。工人们衣衫褴褛，吃着谷子、烂豆子度日。工人曾争取过涨工资，均被武力无理地镇压下去，工人就以消极怠工、破坏设备等方式进行过反抗斗争。开封电厂前厂长马宗法曾叙述过这样的经历：开封电厂与商丘电厂联网，马宗法值班，由于消极怠工，没注意操作，发电机与商丘电厂并车，忽然发出异常声音，烧毁了。这下闯了大祸，但马宗法遇事不慌，用凉水毛巾擦了一下脸，冷静之后想好了对策。当时日本女人福田不知是何职务，也在那里。第二天日本人来查，马宗法说发电机并车时，福田和商丘电厂打了电话，把责任推到福田身上。日本人信以为真，打了福田一巴掌，马宗法化险为夷。变压器油用豆油，工人们平时饥饿，加上对日本人的不满，就偷偷用这种油炸食物，但工人吃了后拉肚子。可能是日本人在油里做了手脚，或是工人长期肚里油水不足出现的状况。
日伪时期还没有令克，用的是“高压闸”，就是固定在木横担上的高压插座，瓷质的，可取出部分是插头，插头上装有金属保险片，送电时用手搦住手柄，将其推进插座中。因其形状极像人头，工人都称“野人头”，实际上就是高压的塞子保险。操作这种塞子保险很危险，因为人不用操作杆，用手直接拿着往里塞，距离高压很近，潮湿的情况下容易麻电。如果被送电的是短路线路，又会有一团火喷出，并伴有爆炸声响。那时日本人强迫送电，当时下着雨，劳动保护连线手套都没有，在威逼下，工人就用手帕垫住手颤颤巍巍地推上了。这种“野人头”解放后还有，不过工人穿了绝缘靴、戴了绝缘手套，有完善的安保措施。即如此，没几年就淘汰了，变成了高压令克戴绝缘手套用绝缘杆操作。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普临电厂流亡在陕的部分股东召开会议，公推魏子青之孙魏志远来汴办理接收事宜。因交通不便，魏志远星夜兼程抵达开封时，国民党河南省政府靠其交通的方便，已经提前接管了普临电厂。并以有敌产为名，拒不退还，于同年十二月十四日经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会议决议，改为官商合办，委派王家瑞为厂长，王鹰夫为副厂长。资方拒不接受“官商合办”的决定，并据理陈词力争，反对省府官商合办的决定，认为是与民争利，有碍发展民族实业，应迅速发还，以服民心.同时，又通过各种关系，贿赂宴请，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八月一日经省建设厅宋厅长，经济部杨特派员商定，以18亿法币（折合黄金90余两）为代价赎回敌产，始发还商办，经理魏相民。
作者孙玉亮，网名汴人梅轩，作品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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