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实行的内外官交流制度，在中国文官管理史上颇引人瞩目。唐朝前期，政治上“重内官，轻外职”乃是一种普遍现象。唐太宗、武则天等君王以及一些有识之士如陈子昂、刘知等，都不断提出不能轻视外官，但却收效不大。武则天曾试图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资治通鉴》卷二百七“长安四年（公元704年）”条有如下记载：
太后尝与宰相议及刺史、县令。三月，己丑，李峤、唐休璟等奏：“窃见朝廷物议，远近人情，莫不重内官，轻外职，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诉。比来所遣外任，多是贬累之人，风俗不澄，寔由于此。望于台、阁、寺、监妙简贤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绩。臣等请辍近侍，率先具僚。”太后命书名探之，得韦嗣立及御史大夫杨再思等二十人。癸巳，制各以本官检校刺史。嗣立为汴州刺史。其后政绩可称者，唯常州刺史薛谦光、徐州刺史司马锽而已。
这段记载大意是说，李峤、唐休璟两位宰相上奏说，“重内官，轻外职”一直是个普遍问题，亟待解决。向来派去外地做官者，多半是在中央遭贬斥，不被待见或本身能力不够的人。地方治理不好，这是一条主要原因。希望今后能挑选真正的优秀者，去主持重要地方的工作。要做到这一点，圣上应该首先从近侍中挑选能人到地方去，从而为朝廷百官做个榜样。
两位宰相言辞恳切，句句在理，于是打动了武则天。她随后一一征询身边亲信的意见，共有韦嗣立、杨再忠等二十人愿意替她排扰解难，以本官去地方上挂职。结果，韦嗣立去了汴州当刺史。但以后政绩做得好的不多，仅常州刺史薛谦光、徐州刺史司马锽两位罢了。
韦嗣立去地方上走了一圈后，又回到中央。时在景龙三年（公元709年）三月，武则天已去世四个年头。他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身份上疏，向在被群小左右下倒行逆施的唐中宗李显进谏，提出若干问题应该引起重视。其中两个问题与官吏任用有关。
一是指唐中宗抛弃了武则天的“试官”之制：“今之取人，有异此道，多未甚试效，即顿至迁擢……而今务进不避侥幸者，接踵比肩，布于文武之列。”对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韦嗣立没有正面回答。对于第二个问题，即中宗时中断了中央官员下派地方任职之举，韦嗣立提出了应对方案。他指出：
又刺史、县令，理人之首，近年已来，不存简择。京官有犯及声望下者，方遣牧州；吏部选人，暮年无手笔者，方拟县令。此风久扇，上下同知，将此理人，何以率化？今岁非丰稔，户口流亡，国用空虚，租调减削。陛下不以此留念，将何以理国乎?臣望下明制，具论前事，使有司改换简择，天下刺史、县令，皆取才能有称望者充。自今已往，应有迁除诸曹侍郎、两省、两台及五品已上清望者，先于刺史、县令中选用。牧宰得人，天下大理，万姓欣欣然，岂非太平乐事哉！唯陛下详择。
韦嗣立提出的应对方案，比武则天时代又前进了一步。武则天时只是中央官员下派地方挂职；韦氏之说，则不仅如此，还要求中央机关在提拔官员时，应将眼光先放到地方上。这实际已提出一个双向交流，即内外官交流的方案。这个方案，当时未被中宗采纳，却为唐玄宗时代大规模地内外官交流，做了思想及舆论的准备。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正月壬申这天，唐玄宗特颁诏令：选京官有才识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为恒式。
应该说，唐玄宗开元二年正月壬申诏，是中国文官管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正式公文形式发布中央与地方干部互相交流的制度。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中央与地方干部交流制度早在距今1302年前便已正式确立了。这个交流制度的意义，首先在于调动了全体官员忠清体公，勤政尽职的积极性，使吏治面貌、政治生活呈现出一种良性竞争的、生气勃勃的新局面。
其次，有才识的京官出任地方首长，有利于整顿地方吏治，促进地方政治、经济与文化建设。第三，有政绩的地方官进京为官，有利于朝廷体恤民情，决策合理，并迅速、有效、有力地贯彻下去。第四，京官、地方官的内外出入、互相交流，能拓宽官员的眼界，增强政治才干和行政经验，提高政治、思想、文化素质，有利于国家行政能力的整体改善与进步。
唐玄宗颁布这道具有历史意义的诏令之时，韦嗣立还在朝中任太子宾客，属宰相之一。（开元二年三月，他才因先前未能匡正中书令宗楚客改中宗遗诏事被贬为岳州别驾。）唐玄宗的诏令，很可能与韦嗣立有关。如果不能确认是韦嗣立向唐玄宗贴身建议，那么，指他于四年前（景龙三年）向中宗的进言对唐玄宗产生了重大影响，则是无可置疑的。
唐玄宗诏令既出，震动朝野。一些慵懒涣散惯了、谙于“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京官，处于人心惶惶的状态，生怕哪一天吏部一道调令，便会被派放到地方去受夹磨。而长期处于地方、埋头基层苦干的官员，则欢呼雀跃，摩拳擦掌，准备到天子脚下去亮出真本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在“开元四年（公元716年）”二月条下有一条记载颇为有趣：
上欲重都督、刺史，选京官才望者为之，然当时士大夫犹轻外任。扬州采访使班景倩入为大理少卿，过大梁，若水饯之行，立望其行尘，久之乃返，谓官属曰：“班生此行，何异登仙！”
倪若水此时心境若有所失，酸溜溜而又怅怅然，故云班景倩“登仙”去了。这反映出当时在朝的士大夫对玄宗所行新政怀有抵触情绪。无奈玄宗当时正值少壮（三十一岁），英姿勃发，强势行政，令行禁止，使内外官交流形成不可阻挡的大潮。倪若水等只有顺从的份儿，不敢呛声。
当然，京官中也大有识时务者，特别是年轻京官多跃跃欲试，纷纷争取到基层锻炼，以便取得全方位的从政经验，为以后仕途的通达，铺垫基石。《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在“开元八年（公元720年）”五月条下，便有这么一段记载：
乾曜上言：“形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乂之士沈废于外。臣三子皆在京，请出其二人。”上从之。因下制称乾曜之公，命文武官效之，于是出者百余人。
这段文字说明当时内外官交流已成大势，并由此演为常式。这是唐玄宗开元盛世的一项基本制度，也是“开元”（公元713—741年）之所以形成盛世的原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唐玄宗将年轻京官放出去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历练，又将其中优秀者提拔到中央要害部门。这样上下往返，使整个国家机器处于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鲜活状态。
前面提到的由中央下派汴州任刺史的倪若水，由于治理地方有成绩，又每有直谏，玄宗即将其再调入京任户部侍郎。京官许景先在出为虢州刺史后，亦颇有治绩，也被拜为吏部侍郎，二度入京为官……至于开元前期的三位治世名相姚崇、宋璟、张嘉贞，则都有过在地方上从政，且政绩突出的经历。事实证明，唐玄宗内外交流、出入常均的官吏使用方法，促进了吏治的清明、国家的兴旺，为唐朝走向中国封建社会强盛的顶峰，提供了有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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