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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土鼓城遗址上的张家古城村玉皇阁山门
位于土鼓城遗址上的沈古城村清朝宅院
位于土鼓城遗址上的1938年日伪时期修筑的王村火车站至康山子铁路涵洞
◎ 孙方之
● 《淄博市志·文物名胜》记载：“逄陵故城，在周村区王村镇东南。传为战国时齐邑。”
● 西汉时期在古逄陵城旧址设立土鼓县治，隶属济南郡，到南北朝高齐并入卫国县，土鼓城作为县治大概存在了700年左右。
● 明朝初年，淄川县分发枣强移民在土鼓城旧址相继建立了张古城、杨古城、栾古城、曹古城、沈古城，乡人统称为“一溜五古城”。
● 淄博市人民政府于2003年把王村镇“五古城”作为逄伯陵故址公布为市级文保单位。
王村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便为中华文明发祥之地。城子崖自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晚期，开始作为环山东长白山地区的一处经济、政治中心，到西周早期，谭国又在此建都。几乎是在谭国建国的同时，炎帝的一支后裔逄伯陵氏，在现在的王村镇东南二公里处的“五古城”一代建立起了逄国。“逄伯陵”是古代“有逄氏族”部落的首领，姜姓，历史上也称“有逄伯陵”。其势力范围覆盖山东长白山周围地区今济阳、章丘、莱芜、淄川、邹平、周村、桓台、张店、博山等地。是商朝早期东方比较强盛的诸侯方国。
《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昔爽鸠氏居之，季则固之，有逄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王因之”。《山东古国考》引《国语·周语》韦昭解：“逄公，伯陵之后、太姜之侄，殷之诸侯，封于齐地。”关于逄陵故城，淄博市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的《淄博市志·文物名胜》记载：“逄陵故城，在周村区王村镇东南。传为战国时齐邑。”“宋《太平寰宇记》载：‘逄陵故城在（淄川）县西北四十里。《左传》云：齐大夫逢丑父与君易位，为晋师所获。晋人舍之，齐襄公获免。俗传此即丑父之城。’故城遗址未经钻探，形制与地层不详。”《读史方舆纪要》：“逢陵城，在（淄川）县西五十里。刘宋置县，属济南郡。后魏因之。北齐省。”《济南市志（第一册）》（中华书局，1997年12月）：“元熙二年（420年）刘裕代晋，建国号宋，济南郡仍属青州，辖6县”，逄陵第五。“北魏太和七年（483年），济南复为郡，治历城，时济南郡辖6县”，逄陵第五。
关于逄陵城的具体位置，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但多数史书的指向是王村镇“五古城”。淄博市人民政府也于2003年，把“五古城”作为逄伯陵故址公布为市级文保单位。逄陵城大约兴盛了1000余年，自西周中期开始衰弱，后来成为齐国於陵邑的一个普通村镇。但是，由于王村地区地势特殊，到了西汉，朝廷再次在古逄陵城旧址设立土鼓县治，以便于对这一地区的统治管理。西汉时期的土鼓县隶属济南郡。《读史方舆纪要》：“土鼓城，（淄川）县西五十里，汉置土鼓县，属济南郡。后汉因之。晋省。刘宋复置，仍属济南郡。后魏因之。”明万历三十一年撰修《淄川县志.古迹》记载：“土鼓城在县西50里。遗址门垣尚存。”南北朝高齐时把土鼓县并入了卫国县，随朝改卫国县叫亭山县，唐朝把亭山县并入章丘县。从西汉置县，到南北朝高齐并入卫国县，土鼓城作为县治大概存在了700年左右，这就是土鼓县的来龙去脉。毕际有《淄乘征》记载：土鼓城附近树林里盛产一种蔓绕植物，结一种圆形果实，其果实熟时儿童拿来放在地上敲打，会发出“砰砰”响声，因这种植物出产在土鼓城，所以称为“土鼓藤。”
土鼓县废弃后，土鼓城作为一个普通市镇曾长期存在。元朝末年战乱频仍，瘟疫流行，人民流离失所，鲁中一带十室九空，土鼓城才彻底废弃。明朝初年朝廷从冀州枣强往山东大量移民，淄川县为恢复土鼓城一代生机，分发枣强移民在土鼓城旧址相继建立了五个村庄，以居民姓氏别之，分别称张古城、杨古城、栾古城、曹古城、沈古城，乡人统称为古城，或称“一溜五古城”。实际上应是“五鼓城”，意思是在土鼓县城遗址上建立起来的五个村落。清朝乾隆《淄川县志》有“沈家古城、杨家古城、曹家古城、张家古城、栾家崖”的记载，后来当地居民也把“栾家崖”称之为“栾古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沈家古城村南、王村铝土矿北边还能看到尚存的三合土筑成的城墙残存遗迹。
从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子崖，到春秋时期的古谭国，从逄陵城到土鼓城，王村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一直文脉绵绵，长盛不衰。土鼓城代替逄陵城，再次作为一个县级行政中心，正是西汉立国之初，是时刚刚结束了自战国时代开始的长达数百年的长期动荡、战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人民得到休养生息，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奠定了汉民族形成的基础。西汉初年，朝廷鼓励人民开垦农田，发展生产。牛耕和铁农具的使用，得到了进一步推广、普及。据《汉书·食货志上》记载，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发明了“耦犁”，这位军队专管粮草的官员，还亲自在长安地区教农民使用。这种犁用二牛三人给力耕地，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汉书·循吏传·龚遂传》上说，汉宣帝时，勃海郡太守龚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简约，劝民务农桑……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郡中皆有畜积，吏民皆富实。”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意思就是：龚遂在渤海郡（西汉治郡，其地域在现今河北、山东、辽宁环渤海湾地区）当太守的时候，看见齐地（渤海郡大致范围为古齐国之地）的人喜欢讲究铺张、挥霍，爱好经商取巧，不下力气种地，就身先士卒，带头示范，勤俭节约，鼓励人们种地、植桑养蚕。叫他们卖了刀剑买耕牛和农具发展农业生产，粮食丰收，家家有了积蓄，不久人民就富裕了。看来那时朝廷的治国之策就是鼓励农民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买犁卖剑”成语的来历。
牛耕和铁农具的使用，是人类农业文明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式革命。在中国影响深远，一直持续了2000余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被机器耕作所替代。西汉初期，由于持久战乱人口锐减，全国总人口大约在4000万左右，山东中部（青州）是人口密度较大地区，也不过200余万。可以想象，以不到现今淄博市一半的人口，分布在七八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仅以鲁中青州地域概算）。据旬悦《前汉纪·文帝二年》记载“晁错复说上之言曰：‘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作者不过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300石’。”这段记载，给我们留下了汉朝土地亩产粮食的真实数据资料。汉朝时期，黄河下游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仍然是以谷子为主，但已经开始种植少量蜀黍（高粱）和麦类。旬悦所说“百亩之收300石”当是谷子的产量。也就是说，100亩土地产谷子300石，平均亩产3石。汉代的1亩合今天市亩0.228亩，折合成今天的亩产量就是281市斤，高于战国后期的247市斤，比战国前期的亩产205.8市斤就更高了。可以想象，汉朝时候地广人稀的土鼓城县，每个劳动力耕种着100亩土地（折合现在市亩22.8亩），如果一个五口之家，有两个劳动力，种着200亩土地（合现今的45.6亩），一年就可以收12813.6斤谷子，家庭人均2563斤。退一步说，这一代为山区，比起平原地区，产量可能要打一些折扣。但是亩产2.5石还是可能的。这个产量就是放到现在，就谷子而言，在山区也不一定能打得出来。可见西汉时期粮食富足到何种程度。
社会环境的持续稳定，谷物的丰收，经济的发展，刺激了民众的消费需求，促进了商业贸易的繁荣。土鼓城便迅速成为这个地区经济、政治、交通、贸易和文化中心。当时，土鼓县以东50里是淄川县，以北40里是於陵县，以西60里是济南国驻地平陵城，南边则是山区，一直到百里之外的牟县（现在莱芜市东10公里）才有县治。土鼓县的管辖范围，可能主要是现在的章丘东部和莱芜北部的广大地区，应该算是一个很大山区县。从残存的宽达五六米夯筑城墙地基遗址，和现在在遗址上分布的五个村庄的范围分析，土鼓城城池面积应不少6平方公里，人口不下5万。土鼓城地理位置优越，北面是长白山脉，南面是泰莱山区，地扼鲁西去青州和莱州咽喉要道。交通发达，山清水秀，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城北有发源于长白山北麓的范阳河主要支流白泥河流过，地下水优质而丰富，这些条件催生了酿造业的发展。汉朝刘安《淮南子》说，“清醠之美，始于耒耜。”醠，指的是酒，耒耜就是古代耕地的农具。意思是粮食丰收了，酿酒业就发达。精准地指出了酿造业与粮食的关系。
有文字记载的王村地区酿造业历史，是明嘉靖二十五年所修《淄川县志》：王村“春分酿酒拌醋。”这个记载说明的是，嘉靖年间王村“酿酒拌醋”已经形成很大气候，否则不会被写进县志。古代撰修志书入选条件极为苛刻，原则是“义不先立，例无由起”“唯录其大者，要者，而于琐细略之”。那么王村地区“春分酿酒拌醋”之俗形成于什么时候呢？如果要寻根溯源，其源头当然是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子崖，中间传承环节必是汉朝土鼓城时期。
王村在历史上以黄酒和陈醋闻名于世，自明朝以来，有“山东醋都”之美誉。而形成王村黄酒和陈醋独特风味的首要条件，就是王村的优质水源和独特原料——优质山地小米。而土鼓城时期，对于王村地区以黄酒和米醋为主要产品的酿造业起到了承上启下的推动作用。它继承了龙山文化发明的酿造工艺，并将这种工艺完善、提高，臻于完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土鼓城附近的大史家村，在整修“大寨田”时，曾出土一宗汉代陶器。其中有一种菱形器皿，很像清朝、民国年间盛装王村醋的八陡石瓶。上面隐约有汉隶“酢”字凸起阳文。这样看来，汉朝时期的土鼓城酿酒与做醋业，已成气候，酿酒与拌醋形成了行业，有了专门市场。成为山东乃至黄河下游地区黄酒与醋的主产地。到了南北朝时期，北魏高阳太守、大农学家贾思勰著述《齐民要术》，曾多次到这里考察。其整理前人的经验，总结出了22种酿醋法，为后人留下了珍贵技术资料，仍被今人使用。
编辑：孔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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