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
——鲁迅
汉奸，背叛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人，历来被人民深恶痛绝，是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的。
近代中国头号大汉奸无疑非汪精卫莫属，在汪精卫身边还有一个死忠，他自始至终都是汪精卫的铁杆粉丝。
这个甘愿追随汪精卫做卖国贼的人就是陈公博。
没有谁生下来就是汉奸，陈公博也不例外。他曾是一心报效国家的革命青年，是“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之一，曾参与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创建工作。
当初参加“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就像鲁迅先生说的，因为参加革命的终极目的不同，有些人在前进的路上，走着走着就掉队了，叛变了，如陈公博等人；有些人却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坚持到了最后，如毛泽东、董必武，成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
由此可知，坚持有多难，多难！
那么，陈公博是如何从“中共一大”代表蜕化为人人唾骂的卖国贼呢？
这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图 | 陈公博
一陈公博，广东南海人，出身官宦家庭，父亲陈志美曾官至广西提督。
因为陈公博是父亲60岁才生的晚生子，所以父亲对他很是宠爱和放纵。陈公博从小就喜欢读书，除了四书五经外，尤其爱看旧题小说，禁书也爱看。
陈志美主张小孩子什么书都要看一看，翻一翻，，所以对陈公博看《金瓶梅》、《品花宝鉴》之类的禁书，也都视而不见。
这就使陈公博养成了放荡不羁的性格，以后他长大成人，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妻子，却仍是风流史不断，曾被一些报纸大肆宣扬。
1917年，25岁的陈公博从广州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当时北大校长是蔡元培， 校风纯正，名师荟萃。
在学校里，陈公博接受了各种新思想和新思潮的影响。
1920年，陈公博从北大毕业后，回到广州，在母校广州法政学校任教。工作之余，他和几位朋友一起办了《广东群报》宣传各种新思想，也就在这时，他接受了社会主义学说，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在办报期间，陈公博结识了被聘为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并和陈独秀、谭平山一起组建了共产党广州支部。
1921年7月，陈公博作为广州代表，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在这个会议上，陈公博的表现就别具一格，他是唯一一位携带妻子参会的代表，并且，他还是唯一一位中途退出的代表。
“一大”开了几天，后期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上的最后一次会议，陈公博没有参加。
在会议召开期间，陈公博萌生了退意。据他后来说，因为在会议上和张国焘对党员能否到政府里做议员或做官等问题，出现分歧争论，使他极不满张国焘，进而对党的策略和目标也产生了怀疑。
虽然，陈公博在报纸上宣传共产主义热火朝天，但落实到实际行动上，他的热情却如昙花一现般消失了。
“一大”过后，陈公博就和党组织渐行渐远。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革命，陈公博竟发表文章支持陈炯明，遭到党中央严厉批评。陈公博倒也干脆，索性公开宣布与党决裂。
这是陈公博人生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不久，陈公博就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在美国读书期间，陈公博接触到了美国的底层社会，觉得英美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有很多问题，不适合中国，而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他已经放弃了。
那什么才能救中国呢？陈公博经过一番研究，觉得只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能解救中国。
1925年，陈公博学成归国，作为拥有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文凭的“海归”，自然引起了广东国民党党政要人的注意。
已经认同“三民主义”的陈公博，接受了故友廖仲恺的邀请，加入了国民党，不久，就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书记、广东大学的校长。
这是陈公博人生路上的第二次重大转折。
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34岁的陈公博当选为国民党执行委员，进入国民政府的核心权力层，可谓风光无限。
陈公博官运亨通的背后，有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精心提携。
汪精卫除了政治家的身份外，他写文章也很厉害，曾有人评价汪精卫的文章和梁启超的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
出身大家，饱读史书和小说的陈公博写起文章来，也是头头是道。1919年，还在北大读书的陈公博曾写过一篇《督军问题》的文章，写得很有气势，有理有据，当时就引起了汪精卫的注意。
同是文人出身的汪精卫对陈公博的才华赞叹不已，于是，对这个青年才俊是一路提拔，希望把他拉到自己麾下。
陈公博对这位风度翩翩又看似谦和的汪主席，自然也心生感激。
北伐后期，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权力争斗中，陈公博和汪精卫愈走愈近
1927年4月，“宁汉分裂”时，陈公博毅然追随汪精卫到武汉，拥戴汪精卫成为武汉政府的首脑，陈公博用实际行动宣示了他是汪精卫的人。
不久，“宁汉合流”后，汪精卫在与蒋介石的明争暗斗中，败下阵来，9月16日通电下野，12月16日又发表引退政界的声明。
在这中间的争斗中，陈公博一直跟随汪精卫鞍前马后地奔走，联络人员、出谋划策，与汪精卫共进退。
然而，12月初，当汪精卫提出要远走法国躲避时，陈公博却提出相反的意见：
“我总是不明白汪先生遇事便出国，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先生本可不必出国，却走了……我与汪先生想法不同。合则留，不合则去，虽然有古君子之风，但我认为国民对国家都有一份责任。我的处事原则是，合则留，不合则打，打不过才走。我知道留在上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我要留在上海做一名斗士。我手下没有兵，但我手中有笔，有一批朋友，我要同蒋介石展开理论上的战斗。”
陈公博这番话说得慷慨激昂，令汪精卫十分感动。
但是，汪精卫最终架不住桂系白崇禧的武力相逼及蒋介石的“好意”劝说，还是登上去法国的轮船。
图 | 汪精卫
陈公博也的确如他承诺的那样，留在上海，为汪精卫继续摇旗呐喊。他和朋友一起创办了《革命评论》周刊，一度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展开笔战，闹得国民党内部天翻地覆，人心动荡。
陈公博不仅仅停留在笔战上，他还利用群众的反蒋情绪，伙同一部分人成立国民党改组派，拥戴汪精卫为改组派领袖。“改组派”的声势一度闹得很大，除在上海设立“改组派总部”外，还在全国多个省市及海外都设立了支部。
但有意思的是，汪精卫不认同这个“改组派”领袖，他觉得自己应该是全党的领袖。于是，陈公博成为了实际的“改组派”领袖。
这些反蒋行动终于惹恼了蒋介石。1929年3月15日，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公博被永远开除党籍。
最终，“打不过”的陈公博也步其主子的后尘，远走法国。
在后来的军阀混战中，随着国内“倒蒋”的浪潮高涨，汪精卫和陈公博又回到国内伺机而动，继续举起“反蒋”的大旗。
这场蒋、汪的权力争斗，直搅得天翻地覆、战乱不止。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双方才暂时消停下来。
这时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已由内斗转向应对外敌入侵上。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图 | 汪精卫
三1932年1月，汪精卫带领一班人马来到南京，正式与蒋介石合作。汪精卫被任命为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陈公博被任命为实业部长、中央民众训练部长。
抗战初期，陈公博和汪精卫的态度都是主张抗日的。汪精卫上台不久，上海就爆发了“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官兵在上海及全国人民支持下，英勇抗战。
汪精卫表态积极应对抗战，曾称中国政府“决非威武所能屈，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
陈公博在一次与蒋、汪的谈话中，因蒋介石说了很多埋怨十九路军的话，陈公博还为十九路军说情，说“十九路军是不得不战，而且上海之战是政治之战，而非军事之战”。
然而，随着战争推进，中国在战场上的节节失利，陈公博产生了悲观心态。
1933年4月，陈公博奉汪精卫之命，北上慰劳长城抗战中的官兵并了解战况。谁知，等他到达北平时，长城抗战已失败，面对溃败的官兵，低落的士气，陈公博对中国能否战胜日军产生了怀疑。
汪精卫的态度也在长城抗战之后，由主战转向“主和”。此后，在汪精卫主持下，签订了一系列屈辱条约《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惹来各界的批评和指责。
陈公博很为汪精卫鸣不平，他认为汪精卫作为外交部长签订的一系列卖国条约，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而蒋介石作为幕后操作者却躲起来，落得个轻松自在。
陈公博力劝汪精卫辞职：“我想说今日与其说是卖国，不如是送国……又何必你汪精卫送国呢？”陈公博也觉得签订那些条约实在是屈辱得很。
但汪精卫却辩解说：“他们送国是没有限度的，我汪精卫送国是有限度的。”此番争论没有结果。
“西安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蒋介石被迫停止内战，实行联共抗日。汪精卫迫于形势，也发表了些抗日的言论，但他骨子里的悲观情绪并没有发生改变。
1937年的淞沪抗战爆发后，汪精卫经常和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秘密策划如何和日本媾和。陈公博虽然对抗战持悲观态度，但在此期间，并没有参与汪精卫与日本的和谈行动。
1938年11月初，汪精卫召陈公博自成都到陪都重庆，告诉他说，准备离开重庆，直接与日本“言和”。
陈公博闻讯大吃一惊，极力反对汪精卫单独和日本“言和”，更反对汪精卫离开重庆。两人从上午辩论到中午，吃过午饭后，继续辩论至晚上，谁也说服不了谁，无果而终。
图 | 汪精卫
到了12月初，陈公博第二次被汪精卫从成都召至重庆，告知对日和谈已成定局，初步确定了几个原则：
“一，承认满洲国；二，内蒙共同防共；三，华北经济合作；四，取消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五，互相不赔款。中国如答应，则日本于两年内撤兵。”
陈公博表示，对于前三条都不能答应，也不同意汪精卫离开重庆。他说：“我的大原则是‘党不可分，国必统一’，党的分裂痛苦，我已受够了，我们要救国才组织党，今党不断分裂，救国更何从谈起。”
汪精卫却强调：“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假如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他们还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汪精卫老婆陈璧君在旁边着急，说了句“你就做你蒋介石的官去。”
这句话深深地击中了陈公博，是呀，若是汪精卫走了，他还在这混个什么劲呢，仕途堪忧啊！谁不知道他是汪精卫的人！
12月18日，汪精卫带着老婆陈璧君及一帮亲信离开重庆，经昆明逃往越南河内。
29日，汪精卫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公开叛国投敌，从此在叛国的路上一条道走到黑。
对于汪精卫投日，陈公博非常矛盾。
一方面，他在汪精卫叛逃后，也跟随到河内，随后又到香港，以老母亲需奉养为由，长期滞留香港，不参与汪精卫和日本的和谈。
另一方面，对于汪精卫屡次召他前去商议，他也没拒绝，只不过商谈后，再返回香港，对于汪氏和日本和谈的有些内容，他也曾激烈反对过，并劝汪精卫不要接受，但对于一个已经彻底疯狂的政客是没有用的。
然而，陈公博始终下不了决心脱离汪精卫，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一个和汉奸始终纠缠不清的人，他落水做贼也只是早晚的事。
1939年5月，汪精卫从河内逃到上海，不久，就主动向日方提出去东京商谈“组府”问题。
陈公博得知此讯时，急忙发电阻止：“先生如此，何以面国人”？
汪精卫却复电指责陈公博不跟随自己行动，一心只考虑个人名誉地位，使陈公博无言以对。
图 | 陈公博摄于于居庸关
四1939年12月26日，汪精卫召集干部开会通过与日本和谈的全部条约和协定，但陈公博却不愿签字，并于28日再次离开上海，返回香港。
到了1940年1月，汪精卫的亲信高宗武、陶希圣突然叛汪，逃至香港，并在香港《大公报》上发文，表示脱离汪精卫集团，并公布汪氏与日本签订的密约，激起轩然大波。
高、陶二人曾是汪精卫和日本和谈的马前卒，前期表现积极。但是这二人在最后时刻的幡然醒悟，还没能引起陈公博的警觉，反倒促使他快速彻底的倒向汪精卫。
高、陶二人的叛逃，对汪精卫集团是个不小的打击，此时，正是组建伪政府的关键时期，汪精卫深感人才奇缺，想起了陈公博，就派陈璧君到香港劝陈公博出山。
到了香港的陈璧君一见面，就历数陈公博以往与汪精卫共进退的“光辉”历史，强调现在是汪精卫最困难时期，说“若再搞不通，汪先生就只有自杀了”。
陈公博觉得很对不起汪精卫，表态“决不负汪先生，特别是汪先生有困难的时候，更应该挺身而出……士为知己者死，我一定跟随汪先生走。”
陈璧君笑着说：“我知道你是忠臣，你一定会出山的。
3月11日，陈公博随陈璧君飞抵上海，正式加入汪精卫的伪政府，从此死心塌地的做起汉奸来，再也不回头。
当个人情义与国家民族大义有冲突时，个人该如何抉择呢？
古人说：“良禽择木而栖，良将择主而从。”饱读经书子集的陈公博，却没能选对明主，在明知主子走错路时，仍不知迷途知返，终铸成大错。
这是陈公博人生路上的第三次重大转向，只是这一次，他走得太远，错得太离谱了。
随后，陈公博被任命为伪“立法院院长”，10月，在伪上海市长傅筱庵被军统收买的仆人暗杀后，又接替伪上海市市长一职。
这以后，陈公博参与和筹划了汪伪政府的每一项重大决策，成为汪伪政府的二号人物，与周佛海、褚民谊并称汪精卫的“三驾马车”。
这时的陈公博，已忘了他当初也曾是要改变旧中国的热血青年，也曾是挥斥方遒、激扬文字的豪情男儿。
也许，人生的道路曲折又悠长，有些人走着走着，就忘记了当初为什么要出发……
图 | 陈公博面见日本军官
终究，背叛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1944年11月，头号大汉奸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一命呜呼，陈公博这位“二号”人物，自然就升职为一号人物。他接替汪精卫成为伪国民政府代主席。
“代主席”的“代”字是陈公博主动要求加上的，可能他自己觉得做这个主席，也不怎么踏实。
随着抗战形势的逆转，他的靠山——日本主子，早已没有昔日的骄横霸气，已显现出日薄西山的颓废之色来。汪伪政府内部也已人心惶惶，各自都在寻找退路。
陈公博也不例外，也在寻找机会和蒋介石联络，但是被狡猾的周佛海抢了先，蒋介石政府已对他没什么兴趣。
终于，陈公博在惴惴不安中，等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他的好日子到头了。
1945年8月25日，自知罪孽深重的陈公博带着妻子及一帮亲信逃亡日本。原本想着可以在日本隐姓埋名度过余生，但他没料到的是，此刻日本政府也保护不了他。
毕竟日本自己的战犯还要接受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
中国政府向日本提出引渡陈公博，陈公博慌了神，日方也没有办法。可笑的是，日本报上竟登出了陈公博自杀的假新闻，想以此蒙混过关。
但是，中国政府态度坚决，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0月3日，陈公博等人被押送回国受审。在监狱里关押期间，文人出身的陈公博还忘不了写文章，他写了长达3万字的《八年来的回顾》，回忆了自己自1937年以来的经历，为自己的投日行为辩护。
1946年4月5日，苏州高等法院公审陈公博，法官历数了陈公博十大罪状，陈公博一一进行辩解。
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一周后，法庭宣判，陈公博以通谋敌国罪成立，处以死刑。
得知死刑判决后，陈公博还算平静。
6月3日，被执行死刑前，陈公博给家属写了封遗书，还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但是没写完，觉得多此一举，放下笔不写了。
陈公博还要求去和隔壁的陈璧君告别，并送一把小茶壶给陈璧君：“夫人，我先走一步，随汪先生去了。牢中别无长物，这把小茶壶送给你，权做纪念吧。”
陈璧君闻言大哭。
陈公博临行前，还叮嘱法警：“麻烦待会打好一点，不要太破相。”
随后，执行法警一枪将其毙命。
纵观陈公博的一生，从中国一大代表到国民党高官，再到投日的汉奸直至沦为阶下囚被处决，可谓复杂多变，令人不胜唏嘘！
究其原因，除了他误判抗战形势，低估中国军民抗战的韧性和耐力外，根本原因是他在国家民族大义面前，辨不清是非，屈服于个人感情及自己的那点私欲。
文 | 南国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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