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权力合法性的构建中，同一种神物，究竟代表“灾异”还是“祥瑞”，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需要。
龙凤是中古时代的神祇，与谶纬符命、天人感应相结合。历朝皆视作“大瑞”。一旦龙凤降世，往往伴随着祭祀、改元乃至大赦天下。
有趣之处，是龙凤虽为祥瑞，在中古时代，却又经常被视作“灾异”。
三国时期，将龙凤视作“妖孽”的情况亦不罕见。
曹叡时曾因“神龙见于摩陂”，而改元“青龙”；但此举遭到后世史家讥讽，称其为“亡国之兆”。
曹髦时有飞龙降世，亦被看作“龙困井中、皇权衰微之象”。
孙皓时有彩凤云集，为此改元“凤凰”。又被后世史家骂作“其非凤凰、实乃羽孽之属”。将出现在孙吴的灵物、贬低为妖兽。
龙凤本至祥之物，在不同立场的语境中，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解释。
其实道理相当浅显且简单。
神话、谶纬、符命体系，本就是“天人感应”系统下的组成部分。这个系统是统治者为了愚弄百姓而编造的，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皇权。因此，“人间异象”的最终解释权，不在民间，而在官方。
简而言之，对同一件事，上位者可以根据自身立场，随意做出解释，借以维护统治权威。至于龙凤之属，到底是“神物”还是“妖孽”，反倒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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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叡的“屡易制度”对制度的改易，本质是统治者“试探自身权威”的手段。
魏明帝曹叡是曹魏第二代皇帝，第三代统治者。
明帝在位时，对“改元”、“改历法”乃至“改宗”之类的事物，尤其上心。其在位十三年间，年号三易，分别为：太和、青龙、景初。
明帝又是少有的实行“殷历”的君主。历史上大多数君王实行“夏历”。
注：不同历法的区别，主要在于“以几月为一岁之始”。夏历以正月（一月）为岁首，殷历以十二月为岁首。
明帝不仅痴迷于修改历法，甚至连曹魏的祖宗都要改。
最初曹魏钦定“宗邾子”（周代曹氏封国），但曹叡竟改为“宗帝舜”。
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后，封曹侠于邾。--王沈《魏书》
明帝从高堂隆议，以魏为舜后。夫以一代之君而三易其祖，岂不可笑？--顾炎武《日知录》
实际帝舜是“有虞氏”（一说姚氏），与曹氏八竿子打不着。
曹叡对年号、历法等系统的修改，并非肆意妄为，本质是在宣示其统治权威。
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历法、年号实际是“天人感应”下的重要构成部分。历法与“日月星辰的变化”息息相关。
天象、异象被视作神祇对人间君主的告诫，年号则往往是君主对“神谕”的反馈。诸如祥瑞降世，通常会改易年号，诸如青龙、黄龙、神龙、五凤、天凤、神爵（雀）一类，皆如此。
星象的变化，又被视作天神对世俗君主的警示或褒奖。史官、天官对天文的观测记录，主要用来预测王朝走势，与“近代天文学”几乎毫无联系。属政治学范畴。
曹叡“修改历法”、“修改年号”乃至“修改祖宗”等一系列离经叛道的行为，实际实在展示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大概与其出身有关。
曹叡是文帝庶长子，生母甄氏失宠被杀，故久不得立。
（曹叡）以其母诛，故未建为嗣。--《魏书三 明帝纪》
曹丕在位的七年间（220-226），储君之位一直空缺。直到曹丕病重不治，才在弥留之际立曹叡为太子。因此，曹叡登基之初，其法统是很不稳固的。
明帝以母诛，故久不建嗣
曹叡第一个年号“太和”用了七年（227-233），“青龙”用了四年（233-236），“景初”则用了三年（237-239）。
注：太和七年（233）春改元青龙，故该年有两个不同年号。
其改易年号，是在执政七年之后；而改宗之事，则发生在其掌权十年之后。
换言之，曹叡在权力稳固后，便开始借修改律法、历法、年号等行为，来试探群臣、同时炫耀君权。
“青龙”的政治隐喻青龙改元，有悖于“五德始终”之说，是非常典型的“君权展示”。
在中唐之前，“五德始终”学说，被视作儒教经典，统治者皆奉为圭臬。
“五德始终”，即王朝兴替之间，存在着“五行相生与相克”的关系。
比如周为火德，秦代周而立，按“水克火”的逻辑，秦属水德。又因水色黑、秦王穿玄色（即黑色）礼服；水性阴，秦法严酷，重刑杀。
水主阴，阴刑杀。故急法刻削，以合五德之数。--《史记索隐》
比如汉代秦而立，按“土克水”的逻辑，汉属土德。但又因为刘邦起家时自称“赤帝之子”，故西汉在“土”与“火”之间来回摇摆。东汉肇始，明确为火德。
（刘秀）建社稷于洛阳，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后汉书 光武帝纪》
王朝尊奉的五行，与礼法、着装、崇尚颜色皆息息相关。如火色赤，汉帝穿绯色（红色）礼服云云。
魏代汉而立，但不同于秦灭周，汉灭秦。汉魏嬗代是通过“禅让制”，因此取“五行相生”原则。
汉为火德，按“火生土”的逻辑，魏当为土德。
舜以土德承尧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汉之火。--袁宏《汉纪》
这样，就使明帝的“青龙改元”（233），显得非常怪异。
太和七年春，有青龙出现在摩陂的井中。明帝前往摩陂“观龙”，同年改元“青龙”。
龙是神话体系中的圣兽，不可能真的存在人间，更不用说还生活在井中。明帝所谓的“观龙”，无外乎自吹自擂、炫耀功德。如果井中真的存在“龙”，那大概率就是条水蛇而已。
更大的问题是，青龙所代表的，是五行始终当中的“木德”。
土色黄，木色青。按照五行相克规律，“木克土”。
魏属土德，因此代表木德的“青龙”、相当于曹魏的灾异。按照五行始终学说，在曹魏的语境下，“黄龙”属于祥瑞，“青龙”则属于妖孽。
青龙见于井，明帝改元
魏明帝改元“青龙”之事，历来被后世史家嘲讽。考虑到汉末丧乱已久，典章废弛，乃至京师学者“能操笔者”不足十人的窘境（见《魏略 儒宗篇》），闹出如此可笑的翻车事件，也不难理解。
更为可笑的是，“青龙改元”明明是一件显而易见“政治车祸”，满朝文武竟无一作声，甚至有不少大臣还跟着明帝前往摩陂一起“观龙”。并吹捧附和。
青龙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龙见郏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明帝）幸摩陂观龙。--《魏书三 明帝纪》
可想而知，对祥瑞与灾异的解释权，在实际操作中，不以典籍为依据，而掌握在权势者手中。
曹髦“潜龙诗”的隐喻黄龙属土德，本是曹魏的祥瑞。但在特殊背景下，也会被解释为妖异。
曹髦是曹魏第四任皇帝，第五位统治者。
曹髦好学，对五行谶纬一类的“内学”比较了解。类似明帝时“改元青龙”一类的闹剧，便罕有发生。
在曹髦统治末年，即其被杀的前一年（259），在宁陵县井中又出现了“神龙”。
（甘露）四年春正月，黄龙二见宁陵县界井中。--《魏书四 高贵乡公纪》
这次的地方官功课做得比较好，称“两条黄龙悠游井中”。黄龙吻合曹魏的“土德”之义，属于“大瑞”，按理应该改元大赦。
可怪之处恰恰在此。
曹髦闻黄龙降世，不仅面无喜色，反而叹息痛骂：
“龙代表了皇帝。皇帝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居然住在井里？此恶兆也。”
是时龙仍见，咸以为吉祥。帝曰：“龙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数屈于井，非嘉兆也。”--《汉晋春秋》
曹髦口中“住在井里的龙”，毫无疑问指代自己。而“恶兆”则清楚指向了彼时的权臣司马昭。
曹髦甚至愤愤不平地提笔作诗，即著名的《潜龙诗》。
该诗原文已经散佚，目前流传的是元末明初版本的演绎文学，不过二者传达的含义，应当相差不远。按《汉纪春秋》记载，司马昭“闻而恶之”。翌年（260）即发生了著名的弑君事件。
（曹髦）作《潜龙》之诗以自讽，司马文王（司马昭）见而恶之。--《汉晋春秋》
曹髦作潜龙诗，司马昭恶之
青龙是曹魏的恶兆。但明帝独擅权柄，故强行将“灾异”解释成“祥瑞”，满朝文武不敢作声。
黄龙是曹魏的大瑞。但曹髦已然失势，结合了自身的悲惨处境，竟将“祥瑞”解释为“灾异”，最终又引发了权臣篡弑。
可见，同一件事物，到底是喜还是灾，是福还是祸，解释权完全掌握在统治者手中，根本没有学者或者百姓的置喙之地。
孙皓与凤凰昏君时代的凤凰，往往被后世学者视作“羽虫之孽”。
凤凰是传说中的灵兽，雄者为凤，雌者为凰。司马相如所谓“凤求凰”是也。
三国时代，吴国末代国君孙皓，便曾使用过“凤凰”年号。
事实上孙皓对巫蛊、谶纬等异端邪说极为迷信，其年号基本都围绕着“祥瑞降世、神人授书”的主题。在其短暂的统治生涯中，年号屡易，有“凤凰”、“宝鼎”、“甘露”、“天玺”、“天册”、“天纪”等等，迷信程度可见一斑。
凤凰的年号，来源于建衡三年（271）“神鸟云集西苑”。于是明年改元。
西苑言凤凰集，改明年元。--《吴书三 孙皓传》
可笑之处，是孙皓改元时，吴国朝野并无异议。但吴国灭亡后，后世史家却极力污蔑，称“孙皓看见的不是凤凰、而是羽孽”。
（孙皓）政道衰缺，无以致凤，乃羽虫孽耳。孙亮未有德政，孙峻骄暴方甚，此与桓帝同事也。--《晋书 五行志》
羽孽，即“长着翅膀的妖兽”。
按《天地祥瑞志》，东西南北中，共有五种珍禽异兽。
南方的是“焦明”，代表水灾。
北方的是“幽昌”，代表旱灾。
东方的是“发明”，代表兵灾。
西方的是“鹔鹴”，与北方的幽昌类似，也代表旱灾。
以上四种，被称作“羽孽”。即“羽虫之孽”。
唯有居于中央的凤凰，代表祥瑞。
问题在于，这五种神鸟，在外貌描述上，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差异就是某只脖子长一些、某只脑袋大一些，仅此而已。
可见“神鸟降世”时，到底是凤凰还是羽孽，解释权不在学者，而在统治者。
孙皓在位时，那神鸟就是当之无愧的“凤凰”；孙皓倒台后，凤凰便沦为野鸡，跟着亡国之君一道、永世不得翻身。
凤凰云集，孙皓改元
宋代学者对五神鸟“一祥四孽”的说法，便嗤之以鼻。直呼“腐儒夸大其词、夸而无验，便胡说八道以遮其丑”，可谓一语中的。
四凤首背翼膺腹皆合五常，岂应为孽！盖汉儒既夸大其辞，推凤为希世之瑞。夸而无验，极而必反，则又推之以为孽。--《尔雅翼》
思想的开化，与彼时（唐宋）的学风也有关。在中唐之后，谶纬、阴阳、五行一类的学说，便被扫入异端，不再被学者重视了。
小结龙、凤是中古神话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神龙与彩凤，虽然在不同时代的具体作用有所差异，但基本被历代视作“天下大治、人间太平”的象征。
可笑之处，却是龙与凤究竟代表了祥瑞还是灾异，解释权却从来不在编纂经典的学者手中。
曹叡将魏国灾异、代表着“木德”的青龙视作“国家大瑞”，甚至以此改元，实在可笑。但考虑到曹魏群臣噤声不语、乃至曲意附和，便显得意味深长。
曹髦的情况则反之。代表着“土德”的黄龙确是魏国祥瑞，却被曹髦解释为灾异，还作诗揶揄。毫无疑问，其意在影射权臣司马昭。
至于神鸟降世，令孙皓改元的“凤凰”，在魏晋史家笔下，被贬低为“羽孽妖兽”，无疑是因人废事。
其实更早的东汉桓灵时代，也经常出现甘露、嘉禾一类的“祥瑞”。
问题是桓灵无道、天下怨愤；被刘备“叹息痛恨”，被董卓骂作“每念灵帝、令人愤毒”甚至高呼“刘氏种不足遗”。
（董）卓欲废帝，谓（袁）绍曰：“卿不见灵帝乎？念此令人愤毒！”--《献帝春秋》
卿不见灵帝乎？念此令人愤毒
可见“祥瑞”的出现与否，无关乎统治者的功业，而是对异象的随意捏造。毕竟，最终解释权在统治阶级手中。
立场决定思维，位置决定想法，仅此而已。
随着谶纬、术数的没落，学者逐渐将注意力由“天”回归到“人”，也便少了许多迷信神怪的糟粕理论。
水旱之灾，在中唐之前属于“天父发怒，警示人君”的象征。皇帝需要斋戒、沐浴、祭祀，还得下罪己诏，摆出一副“虔诚至深”的感人模样。但人所共知，“政治表演”并不能解决旱涝等“实际问题”。
到乾隆时代，便可以公开说出“水旱之灾，虽尧汤不能免”。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实际的行动上，而不再一味追求“天人感应”、“下诏罪己”之类的花活儿了。
然水旱之灾，虽尧汤不能免。惟有勤恤民隐，竭力补救，可以化灾沴而成太和。--《乾隆实录 卷四》
灾异与祥瑞，封禅与祭祀，无非是统治者的功绩装点；万千的人间百姓，才是历史的组成者与推动者。
与其孜孜不倦“求得天心”，不如兢兢业业“求得民心“，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大概也是谶纬、五行、阴阳等学说在主流领域逐渐式微的反映吧！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谶纬术数的没落，也不啻为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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