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在中苏界河乌苏里江主航道中方一侧的珍宝岛上，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战役一一中苏珍宝岛之战。
1969年3月2日凌晨，苏联边防军出动70余人，装甲车两辆、卡车和指挥车各一辆，悍然入侵我国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的珍宝岛，首先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多人。我边防军在多次向苏联边防军警告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
3月15日、3月17日苏军又两次侵犯珍宝岛，我军奋起反击……
这就是著名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时至今日，珍宝岛上空的硝烟炮火己散去了整整50年。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有必要回看往事、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悼念英灵，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当初为什么会爆发中苏珍宝岛之战？珍宝岛之战的结果如何？珍宝岛战役之后，对国际局势的走向产生了什么影响？毛泽东主席如何把控这场局部战争？
1860年，清朝政府和沙俄政府签署了《中俄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俄以乌苏里江为界。
珍宝岛形成时间较晚，1915年前后，因江水与山水冲刷，将中国一侧河岸冲开，逐渐形成该岛，以后河道逐渐向中方一侧移动，使中方一侧江面加宽。丰水期时，该岛游离于陆地，形成了“岛”，枯水期时则与陆地连成一片。我国当地居民祖祖辈辈在这里从事打渔等生产活动，中国边防军也一直在这一地区执行巡逻任务。珍宝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历属黑龙江省虎林县管辖。因岛的形状好似元宝，所以取名珍宝岛。岛上多柳树、榆树，风光秀丽，景色宜人……
珍宝岛面积0.74平方千米，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靠近中国一侧，自古属于中国领土。但由于该岛位于界河之中，苏方强词狡辩主航道是在珍宝岛西侧，该岛应属于他们，并取名叫达曼斯基岛。一直不承认是中国的领土，归属在整个二十世纪一直没有定论，中国和苏联（俄国）都声称拥有该岛主权。
中苏边界问题一直是两国间的历史悬案。建国初期，中苏关系密切，边界问题自然也被搁置。 但到了1950年代末，中苏两党在方针政策上发生根本分歧，1959年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偏袒印度，并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撤退了所有专家，中止了一切援建项目的合同，两国关系交恶，中苏边境纠纷随之肇始，搁置了几十年的边界问题被重新提出。
从1964年开始，苏联向中苏边界地区陆续增兵，并在在中苏边界不断制造事端。据相关研究显示，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边界纠纷主要集中在珍宝岛和七里沁岛的归属问题上，且多半是由苏联挑起。据前苏联驻华外交官叶利扎维金回忆，1966一1967年仅苏联驻华使馆就不止一次地主张在这个地区“对中国人上岛给予回击”。
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发生在1968年1月5日。当时苏军动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冲撞中国边民，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
1968年底乌苏里江封冰后，珍宝岛成为中苏冲突的焦点，苏联边防军一再武装登岛，拦截上岛的中国边防巡逻队，殴伤中国边防巡逻人员，甚至还开枪挑衅。
1969年初，中方决定自卫反击。
当时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回忆说：这次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确实是经过中央批准、早有准备的。为了最初的战斗，我们准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三个军抽调了三个侦察连，一个连二三百人，由有作战经验的参谋人员带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和配备，打得干脆利落。
沈阳军区部队在1969年于3月2日、3月15日、3月17日进行了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自卫还击作战。
三次战斗共击伤苏军坦克、装甲车17辆、毙伤敌250余人，缴获T62坦克一辆，各种枪支31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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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方参战部队
中方参战战斗部队：
合江军分区边防站（站长孙玉国）
23军73师217团（原黑龙江军区独立师1团，后改68师202团）1营（营长冷鹏飞）
（辖1、2、3、机炮连四个连）
23军67师201团（团长尚衍发、政委张英、副团长冉明学、唐汝金）
（辖1、2、3、炮营四个营）
23军高机连
64军190师侦察连
64军191师侦察连
39军侦察连
39军115师侦察连
39军117师侦察连
46军133师（后改138师）侦察连（连长魏运水、指导员祝登杰、副连长陈绍光）
46军133师397团侦察排（排长于洪东）
46军133师398团侦察排（排长武永高）
46军133师炮团侦察排
火力支援部队：
23军67师200团（辖75无后坐力炮连、120迫击炮连即刘英俊生前所在连，两个连）
榴炮20团2营
85加农炮413团(辖1、2营)
高炮620团2营
苏军参战部队：
下米海洛夫卡边防站（站长伊万•斯特列利尼科夫上尉，约100人余）
库列比亚克依内边防站（站长维塔利.布必宁上尉，约100余人）
第135摩步师摩托化步兵团（3个摩步营，1个坦克营1个炮兵营）
坦克营（3个坦克连，1个摩步连）
1122榴炮营
152榴炮营
"冰雹"-BＭ-21火箭炮营
二、战斗经过
1969年１月５号，133师侦察连副连长陈绍光带领一个排30多人在七里沁岛巡逻，碰上了苏军。苏军出了一百多个人，用棒子把我们的人都打伤了，其中还有９个重伤。抢走冲锋枪15只，苏军是非常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中国吃了亏。他不是单纯的对我们的巡逻分队下狠手，而是让中国看明白到底怎么回事。
我军一个月没有 出去巡逻，让苏联以为中国害怕了。而苏联还派军队继续巡逻，我军暗中观察苏军的行动规律，研究对策和作战方案。最后定下来将苏军引进包围圈，报复他们。上岛前约定是两手准备，带了枪，也带了棒子，如果苏军不开枪，我们就用棒子教训他们，如果苏军开枪，立即扔掉棒子开枪还击。所以我军的子弹都上了膛，随时可以战斗。
1、3月2日战斗经过
3月1日8时， 我133师1个侦察连又2个侦察排，23军73师217团（原黑龙江省军区1师1团）1连及重机枪排，16军1个无后座力炮连约300人奉命在珍宝岛上设伏。
2日0时部队进入伏击阵地，指战员们冒着严寒，严密伪装，严阵以待。
3月2日8时40分，我边防站巡逻分队30人，在站长孙玉国的带领下上岛巡逻，苏军发现后从下米海洛夫卡和库列比亚克依内两个方向出动70余人，其兵力超过我巡逻分队一倍多，分乘2辆装甲车、1辆蓬卡车、1辆指挥车越过主航道，侵入珍宝岛南端。敌下车后分四路包围我巡逻分队第1组。我巡逻队向其提出警告，敌置若罔闻。9时17分敌首先开枪开炮，打死打防我边防战士多人。
我巡逻第1组和设伏的1连立即扔掉棒子开枪坚决还击，毙伤敌数名，余敌逃走。我第2巡逻组与第3路入侵之敌遭遇，先敌开火，击毙下米海洛夫卡边防站站长伊万•斯特列利尼科夫上尉、克格勃巡视员布依涅维奇上尉以下7人。
9时22分第4路敌军（库列比亚克依内边防站站长维塔利.布必宁上尉带领的增援部队）向我上岛警戒分队冲击，预伏的133师侦察连与1连协同作战，将敌大部歼灭。
此时敌装甲车向我射击，1辆迂回至岛西江汊,我伏击分队在岸上火炮支援下，坚决还击。全岛自卫还击至10时30分结束，经1小时13分钟战斗，击毙敌军50余人，击伤10余人，击毁装甲车1辆和指挥车、蓬卡车各1辆，击伤装甲车1辆。
此战中我军王庆荣、陈绍光、于庆阳、陈立剑、李灿荣、多金荣、文登金、沈玉平、李祥烈、王善贵等17人牺牲。
战斗结束后敌人向珍宝岛、七里沁岛方向增调坦克约1个营，大口径火炮约4个营，摩托化步兵约1个团，有继续挑畔和进攻的迹象。
2、3月15日战斗经过
敌遭受打击后，向珍宝岛方向正面增调了1个摩托化步兵团（3个摩步营），1个坦克营、1个122加农炮营、122榴炮营、120迫击炮营、"冰雹"-BＭ-21火箭炮营
我军为抗击敌人更大兵力的打击，也增强兵力兵器，加强防御。
3月14日晚，我派出46军133师397团侦察排排长于洪东带领1个班登上珍宝岛，掩护工兵在岛西江汊的冰层中埋设反坦克地雷，并掩护15日巡逻队执行任务。
3月15日4时许，苏军出动装甲车6辆、步兵30余侵入珍宝岛，由北端向我警戒分队逼近。
我前指首长命令1个步兵排和1个步兵班迅速上岛，增强警戒力量，并用广播向入侵之敌提出警告。
8时02分入侵之敌首先开枪开炮，尔后以6辆装甲车协同步兵冲击。我岛上分队被迫还击， 激战1个多小时，击毁敌装甲车2辆，残敌逃回苏岸。
前指命令2个75无后座力炮班、1个40火箭筒班登岛，令纵深1个75无后座力炮排、3个火箭筒班向前机动待命参战。
9时46分敌在炮兵、坦克的火力掩护下，以3架直升飞机俯冲配合，以6辆坦克、5辆装甲车协同步兵分两路发起冲击。
我军岛上分队和岸上火炮密切协同，沉着应战，集中火力打击敌人坦克、装甲车。击毁敌装甲车2辆、击伤1辆。击伤敌坦克1辆，迂回西江汊的545号坦克被地雷炸毁，残敌在其炮火掩护下逃回苏岸，我军再战取胜。
13时35分敌炮兵、坦克、装甲车的火炮向我猛烈轰击，炮弹击中正面10公里，纵深7公里。
15时许敌炮火转移，敌出动坦克10辆、装甲车14辆、步兵约100人，向珍宝岛发起进攻。
我岛上和岸上防御分队采用近战歼敌的打法，待敌坦克、装甲车和步兵进至我前沿几十米才开火，部署在209高地的2门85炮直接瞄准敌装甲车射击。15时35分，我岸85加农炮营集中火力向敌坦克、装甲车射击，发射炮弹1500多发，击毁敌坦克1辆、装甲车4辆，击伤装甲车2辆，大量杀伤敌有生力量。尔后我炮兵转移火力，打击苏岸倒灌流、124。5高地，大水泡子等地集结的坦克、装甲车和步兵。
17时17分战斗结束，粉碎了敌第三次进攻，取得第三次还击作战的胜利。
这次战斗共击毁坦克1辆、装甲车2辆、击伤4辆，击毙苏军边防总队长列昂诺夫上校， 扬辛中校等60余人，击伤80余人。此战中我张印华排长、杨林、张振万、吴文俊等12人牺牲。
3、3月17日战斗经过
3月17日苏军出动70余人，在5辆坦克支援下，再次入侵宝岛，在岛上埋设地雷，企图拖回被我击毁的坦克和装甲车。
15时40分，苏军再次向我岸炮击。我军本着自卫原则，以炮兵进行猛烈还击，发射炮弹1900发，击毁敌装甲车2辆，打死打伤敌30余人，残敌逃回苏岸，战斗胜利结束。
三、战果
这次自卫还击是以保卫国土、维护主权、惩罚侵略者为目的，战斗中取得很大战果：
毙敌80余人，击伤170余人，共计250余人。
击毁敌坦克1辆，装甲车9辆，汽车2辆。
击伤敌装甲车5辆，坦克1辆。
四、我军伤亡及消耗情况
消耗枪弹11万发，炮弹1万发。
在整个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过程中，我军共伤亡159人，其中牺牲71人，伤88人。
在3月2日战斗中，我军牺牲17人，在3月15日战斗中，我军牺牲12人，共计29人。其他的42名同志，分别在17日战斗、20日排雷，4月份抢拉T-62坦克以及后来执行守备任务中因公牺牲的战士，当然也有一部分属于非战斗死亡。
3月2日王庆荣、陈绍光、于庆阳、陈立剑、李灿荣、多金荣、文登金、沈玉平、李祥烈、王善贵等17人牺牲。
3月15日张印华排长、杨林、张振万、吴文俊等12人牺牲。
3月17日赵石头等牺牲
3月20日排雷孙征民等2人牺牲
4月2日开始试拖，到28日T-62坦克拖回，多次遭敌火炮6000多发炮弹轰击，牺牲的人比战斗时还多。
4月下旬董书环排长牺牲
5月5日任久林牺牲
6月7日李喜财触雷牺牲
11月李福春、吴永清牺牲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数字为：苏联方面亡58人，伤94人。
△毛主席在“九大”上与战斗英雄孙玉国握手
五、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英雄
我军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共有37个单位、376人荣立战功。
单位集体一等功17个、集体二等功6个、集体三等功14个；
个人一等功24人、二等功86人、三等功266人。
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共有17个单位荣立集体一等功，25名同志荣立个人一等功，他们分别是：
荣立一等功的单位：
1. 46军133师侦察连
2. 46军133师397团特务连侦察排
3. 46军133师397团特务连侦察排4班
4. 46军133师398团特务连侦察排
5. 23军67师201团3营炮连3排
6. 23军67师201团3营炮连3排7班
7. 23军67师201团3营炮连3排8班
8. 23军73师217团1连
9. 23军73师217团1连1排
10． 23军73师217团3连2排
11. 23军73师217团3连2排5班
12. 23军73师217团1连火箭筒班
13. 23军73师217团3连火箭筒班
14. 23军73师217团1炮连75炮排
15. 炮兵413团5连4班
16. 炮兵413团5连6班
17. 合江军分区边防站
荣立一等功的个人：
1. 孙玉国 合江军分区边防站站长
2. 佟佐良 合江军分区警卫连电话班班长
3. 孙征民 工程兵二工区军务科副科长
4. 陈绍光 46军133师侦察连副连长
5. 于洪东 46军133师397团侦察排排长
6. 于庆阳 46军133师397团侦察排4班战士
7． 胡贺仁 46军133师侦察连战士
8． 周登国 46军133师398团特务连3班班长
9． 杜永春 46军133师政治部干事
10． 王庆容 23军73师217团1连副连长
11． 张印华 23军73师217团3连2排排长
12． 李烂荣 23军73师217团1连机枪班班长
13． 多金荣 23军73师217团1连战士
14． 冷鹏飞 23军73师217团1营营长
15． 赵永杰 23军73师217团1连副连长
16． 华玉杰 23军73师217团3连火箭筒班战士
17． 杨 林 23军67师201团3营炮连7班班长
18． 傅文德 23军67师201团3营炮连7班战士
19． 李德忠 23军67师201团3营炮连8班班长
20． 汤汝达 23军67师201团1营炮连排长
21． 安宝丰 23军67师201团1营炮连战士
22． 李长良 23军67师201团特务连5班班长
23． 朱增坤 23军67师201团特务连4班班长
24． 柳春义 23军67师201团特务连4班班长（朱坤增负伤后，柳春义接任4班长）
25、 陈天堂 23军67师201团特务连指导员（1969年底被补记）
1969年7月30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授予边防站站长孙玉国、政治干事杜永春、火箭筒手华玉杰、班长周登国、营长冷鹏飞、副科长孙征民、班长杨林、副连长陈绍光、副连长王庆容、战士于庆阳等10名同志以战斗英雄称号。
并给73师217团1连、133师侦察连、公司亮子边防站、五林洞民兵连等10个单位记集体一等功一次。
六、珍宝岛革命烈士陵园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六十八位烈士，安葬在珍宝岛革命烈士陵园。
珍宝岛革命烈士陵园，位于黑龙江省宝清县城东南部，万金山南山头西北坡，海拔163.3米，北靠万金山，西靠挠力河。
珍宝岛革命烈士陵园始建于1969年3月，占地面积3.6万平方米，是为纪念在闻名中外的珍宝岛战役中牺牲的革命烈士而建。墓区面积4330平方米，四周有围墙，长220米，宽134米，周长703米。
陵园内有革命烈士纪念馆和珍宝岛革命烈士纪念碑，有被中央军委命名为"战斗英雄称号"的孙征民、杨林、陈绍光、王庆荣、于庆阳烈士的墓碑，还有在珍宝岛战斗中牺牲的其他63位烈士的墓碑，共有68位革命烈士。齐齐哈尔的西满烈士陵园里有2名，十八站烈士陵园有1名。
中苏交恶后，苏联长期在中苏边境对中国施加巨大的军事压力。1966年1月。苏蒙签订了为期20年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蒙古国与中国边界长达4500余公里，事实上对中国华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构成了军事威胁。
同时期苏联在中苏边境的增兵之举，进一步强化了最高领导层的危机感。毛泽东在接见日本客人时表示：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
1968年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对中国领导人的刺激尤甚。周恩来开始在国际事务中公开称呼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
同年1月，七里沁岛流血事件发生后，中央军委电示沈阳、北京等有关军区，要求边防部队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
1969年3月2日，中方在珍宝岛对苏军发动攻击。3月2日战斗结束后，中苏双方在3月15日和3月17日又发生冲突，苏方吃了“亏”，不过冲突并没有升级。
苏军进攻被打退后，加之岛上又布置了大量地雷，没有再登上珍宝岛。中国边防军在岛上也只留了少量部队。
中共最高领导层认为苏联不会因珍宝岛事件而大规模入侵中国。1964年中苏第一次边境谈判，珍宝岛已被划归中国，中方攻取此岛，当不致引发苏方的过分强烈的反应，对其实施攻占，也能在国内造成必要的影响。
既要造成影响，又不能引发大战，在中最高领导层看来，珍宝岛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周恩来在珍宝岛事件后做出判断：“苏联在最近不可能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行动，因为它的东部地区尚未开发，还没有为进攻行动建立起可靠的基地”。
△珍宝岛战斗英雄于庆阳
话务员挂断苏联总理的电话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两国4200多公里的漫长边境火药味浓郁，两国关系空前紧张，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急着要与中国最高领导沟通。当时字面上中苏是同盟国，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热线电话依然还在，但久未使用。
3月21日下午，柯西金给北京打热线电话，要求同毛泽东紧急通话。中南海女话务员得知对方身份后，立场坚定地骂了他一通，说你这个苏修头子，不配和我们的伟大领袖通话！对方又说，那能否请周恩来总理接电话？那位女话务员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的周总理那么忙，哪有时间跟你说话！然后，就把电话挂断。
毛泽东主席获悉后批评说，电话是打给我的，怎么不报告就拒绝了？周总理还指示，应对那位话务员进行批评教育。
不久，柯西金又打来电话，要求与周恩来总理通话。这次女话务员没有掐断电话，而是将电话接到了外交部东欧司。东欧司的负责同志接了电话，尽管说话火药味很浓，但算是有了一个正式答复：你们苏联共产党已经变成了修正主义，中苏两党已经断绝了关系，但是你要和周总理谈，我将报告总理和我国政府。
这样，苏联就只能由外交一般渠道与中方接触。1969年3月21日晚24时，苏联驻华临时代办紧急拜会外交部东欧司负责人，希望尽快与中方领导人取得联系。
3月22日，周总理召集外交部负责人商议对策，决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方，备忘录说：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方式进行联系已经不适合了，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随即，周恩来将此次外交决策向毛泽东主席书面汇报：从21日晚开始，苏联方面几次向中方打听毛泽东的电话号码，苏驻华使馆也几次找我外交部，说是“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命，有话要转达”。同时，在珍宝岛发现苏军在活动，估计苏当日有可能强占珍宝岛，昨夜外交活动为故作姿态。
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书面汇报上写下批语：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外交谈判。林彪也圈阅了报告。中方于深夜23时45分约见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向其递交了此份备忘录。中苏冲突箭在弦上。
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这并不是臆想，珍宝岛冲突爆发之后，苏联军方高层反应十分强烈。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准备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的意见。苏联的意图非常明显:在中美关系当时也很尖锐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动手，让美国至少保持中立。
第二天一早，基辛格到白宫时，发现尼克松早已急不可耐。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经过磋商，美国认为应设法将苏联意图尽早通知中国，但做到这一点很难，美中30年来积怨甚深，直接告诉中国，他们非但不会相信，反而会以为我们在玩弄什么花招。最后决定“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美国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我们”。
中国政府就此发表声明，指出：假如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7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反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
毛泽东根据朱元璋当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箴言，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备战方针，全国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动员全国城市军民齐上阵，集中力量修防空洞，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配置。
但同时，中国作为有核国家，苏联也害怕核反击或中国的先发制人。
1969年9月3日，越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胡志明逝世，中共中央当即决定派周恩来赴越吊唁。获悉中国总理周恩来赴河内参加葬礼，苏联领导层决定派总理柯西金前往，届时可与周总理会见。
9月4日，以周恩来、叶剑英为正、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前往河内吊唁，并于当日返回北京。9月6日至10日，柯西金在越南参加了胡志明的葬礼。原来柯西金希望在那里会见周恩来，但是周恩来来去匆匆，有意回避。
9月6日，柯西金抵达越南首都，旋即转告中国驻越大使馆人员，苏联政府首脑希望回国途中经停北京，以便会见中国领导人。不知哪儿出了岔子，柯西金没有等到中方答复。
9月8日，李先念副总理率党政代表团到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中国代表团有一条指令:见苏联人不讲话。李先念与柯西金同时出现在胡志明追悼会上，彼此擦肩而过，连句问候的话都没有，而在其他一些照面的场合，李先念看见柯西金也不说话。
苏联方面通过苏联驻华代办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要求，柯西金希望返国途中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晤。柯西金临走时通过越南方面再次把这个信息传达给李先念，李先念立即向国内报告了这件事。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会谈。
△1969年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
北京机场会谈9月11日上午，柯西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周恩来、李先念等在机场迎接。
一见面，周恩来同柯西金还是紧紧握手，以同志相称。柯西金声明，苏联领导人绝不愿意为领土问题打仗。周恩来总理也立即向柯西金说明了中方的原则立场，周恩来严肃地指出，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
接着，双方在飞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举行了会见，两国总理在那里进行了为时3小时又40分的坦率和求实的会谈。会谈、吃饭和休息都在机场。显然，周恩来对谈判有着全面充分的准备。
经过磋商，除了周恩来所说双方武装力量从争议地区撤走之外，柯西金还补充了一条：双方如有争议，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
中苏总理机场会谈，以4条临时措施使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缓和了下来。周恩来还告诉柯西金，准备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柯西金听到这里，感觉大事不妙，中美联手将会置苏联于十分难堪的境地。
机场会谈，双方就重派大使、恢复两国间政务电话、扩大贸易和改善两国通车通航等问题达成了协议。最重要的成果是双方决定10月份开始进行边界谈判。这次会见因为是苏联方面倡议举行的，被称为“机场会见”。
苏联人的性格是比较随意的，谈完以后，柯西金就指着苏联代表团随行人员，包括贾丕才等人，打哈哈似的对周恩来说：是他们把事情搞坏了。像咱们这样高级别的领导人，所有的问题可以在5分钟之内得到解决。让我们把所有的分歧都装进麻袋里扔进黑龙江去怎么样？
周恩来装做没有听见，没有回应。
“柯西金鸭”柯西金即将飞来时，中国首长灶4位掌厨师傅就接到通知，要求准备一席国宴规格便宴送机场烹制。总理指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敏感，宴席规格要高，要超过以往。
周恩来为柯西金准备好了一顿国宴便餐——名厨徐筱波的北京烤鸭，吃得柯西金连连称赞，流连忘返，以致飞机已经发动了又停下来。后来柯西金座机被人戏称“柯西金鸭”。
9月11日，新华社作了低调报道:“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中苏一接近，美国就沉不住气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向所属有关情报部门发出指令，限期搜集柯西金在中国停留的详细情况。
苏联内部有一部分人对华态度强硬，何况在珍宝岛吃了败仗，许多人反对柯西金缓和对华政策的意见，要求继续对中国保持高压政策。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扎哈罗夫对外放风，说什么苏联“战略火箭部队”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准备立即出动”，“出其不意地进行打击”，“使敌人措手不及”。
9月16日，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实为克格勃新闻代言人的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
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阴云又一次笼罩中华大地。美国明白，维克多的文章是对美国的一个试探，更是对中国的警示。
9月23日和29日，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前夕，中国先后进行了当量为2万——2.5万吨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的当量约300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爆炸信号，尤其是苏联，十分清楚中国核爆炸的含意。
10月15日晚7时许，柯西金向勃列日涅夫报告：“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中国的利益与他们有关，而且已经拟定了同我们进行核战的具体计划。”勃列日涅夫不信：“美国会站到中国一边？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请马上拨通驻美使馆电话。”
几分钟后，大洋彼岸的多勃雷宁大使向勃列日涅夫报告：“情况属实，两小时前我同基辛格会晤过，他明确表达了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
听完后，勃列日涅夫愤怒地喊道：“美国出卖了我们！”
在中国国内，林彪及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等人继续对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作出越来越严重的估计，认为大战在即。
9月30日，林彪视察北京南苑机场。当晚，他召集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开会，布置紧急战备疏散问题。
10月17日，林彪为“紧急备战”疏散飞抵苏州市。在没有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的情况下，于当天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的身份，口授了6条命令。
10月18日，亦即苏联代表团抵京的前两天，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为名，正式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
19日至20日，许多大中城市进行了紧急疏散或防空演习。10月中下旬，整个国家正处于临战状态，战备运动进入高潮。这个“第一号令”产生了很大的社会震动，中国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全世界的严重关注，与中国接壤的一些国家也相应进入了戒备状态。
战争并没有爆发，毛泽东说了这样一句话：“中苏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文章好作了。”
△毛泽东与尼克松，这张照片似乎能给人无限的遐想！
要文斗，不要武斗
10月19日，以副外长库兹涅佐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抵达北京，周总理亲自领导和组织了此次边界谈判。
1970年5月1日，同往年一样，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庆祝“五一”劳动节晚会。苏方代表团副团长甘可夫斯基中将应邀参加了晚会并同毛泽东主席进行了交谈。
毛泽东主席问：你们的团长呢？甘可夫斯基答：库兹涅佐夫团长奉命回国了，一个星期以后就会回来参加谈判的。
毛泽东主席说：干嘛要急急忙忙回来？回来还不是吵架？甘可夫斯基说：苏联代表团到北京不是为了吵架的，我们是来争论的。
毛泽东主席说：争论还不就是吵架！回来也好，要好好谈判，谈出个友好睦邻关系来。要文斗，不要武斗。
2005年4月27日，中国人大批准《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2005年5月20日，俄罗斯国家杜马表决批准该协议。根据该协议，珍宝岛是中国的领土。
今天看来，珍宝岛事件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中苏已临战争边缘，两国关系无以挽回的标志；同时，它又为中美关系的恢复提供了契机。中国一贯的反美立场迅速发生了改变，而美国对此也作出积极回应，中美迅速开始接近和对话。对此，当时许多人很不理解，阿尔巴尼亚党甚至批评中国右倾，毛泽东不管那一套，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你能把我怎么样？
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国当时没有力量与苏联单独对抗，必须拉上一个帮手，这样苏联就不敢打我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