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晋商称雄五百年，而真正辉煌的时代，是清道光、咸丰、至光绪初年晋商票号的兴盛。当时晋商的票庄总号均设在晋中的祁县、太谷、平遥，而分支别派，遍布全国，几乎垄断了当时国内的金融业。以平遥的日升昌、祁县的合盛元、太谷志成信为其代表，号称晋商票号“三大帮”。尤其以成立于雍正年间日升昌票号为最，有“日升昌汇兑天下”之美誉。
所谓票号即当时各省贸易往来，皆为现银，转运不便，更不安全，历来为商家深忧之事。后来日升昌经理雷履泰有鉴于此，遂创汇兑一法，即凡往来银钱，无论大宗小款，皆代收代兑，彼此响应。所谓省路费、免转用、防劫失，一举三得，前述之弊迅即转为优势，广受商家欢迎。
祁太平票号三大帮的形成并非偶然之事，其发达更非易事，综而述之，笔者认为大致有如下原因：
首先，适应时势，如前所述，自古以来贸易均为现银汇兑，颇称不便。至明清时，商业发达，大宗买卖频繁，动辄需要成千上万的银两，票号的出现使上述难题迎刃而解，是一个创举、因而，在其有力地推动近代商业发展之时，自身也得到发展。
其次，资金雄厚、管理严格、素重祁太平三帮改营汇兑前均为晋中地区资金厚的商家，此乃汇兑信用的最基本条件。再者，诸家管理素称严格而有效，为家长式经营方式。
票庄号规：学徒者于十五六岁时，随人至数千里外，初次十年始许回家，故回家后，少年夫妇，多有不相识者，嗣后回家，多以五年为度，且不准直抵家门，必依例先至号东之家，开包解衣，让号东检视，然后听命而归，如此规章甚多，且执行严格，故而票号员养成重公职轻私家之习，待公事不敢怠慢，也是票庄信誉好的原因之一。
第三，经营有方。以存款而言，三帮向以博取重息为大禁。平遥帮最严，存款利息至高三厘，他帮亦至高为四厘半，放款利息平遥帮一般六厘，他帮至多为一分，所以山西票号向重信用，不重契据，不做押款，各地汇兑商家纷纷就到三大帮的票庄来。
第四，因用兵筹饷而发达。道光、咸丰年间，天下大乱，朝廷广为筹饷，报捐多归票行承办。如左宗棠用兵西北，求川督骆秉章不应，乃借助于东南各道，胡雪岩参与其间，从此成为天下巨商，但胡本人算是暴发户，大起大落。
但晋商则素著信誉，国家也以为可靠，因而粮饷大多由晋商票庄汇兑承办，官款数量极大而且不计利息，票庄因此获利最大。 同治以后，规模益宏，兼及河工经费赈抚及庚子款业务的汇兑，一纸之信传，百万之款立集，灵便异常，应付裕如。三大帮信用益彰，生意趋于极盛。
那么晋商票号又是如何衰落的呢？
晋商的衰落，约始于清光绪年间，票号之衰落也与之并行，追寻原因，大致有二：
首先，晋商票号终究是封建时代商业经营的产物，有许多弊病，如封闭性，许多商家把大笔利润用于起房盖屋，毫不足惜，而于巩固实力，加强再生产用力不多，再如家长制经营，利弊俱在，但随着社会开化，文明进步许多总号首领明显赶不上时代步伐。
其次，没有顺应时势改组票庄，以致坐坐失良机。清时，国内外银行势力逐渐强大，票号经营渐见困难如户部银行所设之处，官款即归其汇兑，晋商诸帮做交库生意者，顿成束手之势。其存款利息，亦无法与户部银行竞争，更呈相形见绌之势。
其实，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组织户部银行时，曾请山西票号入股，并邀票号中人组织银行，可惜当时晋商票号中主持人大多反应冷淡，且不准分号派员参加，遂定由江浙绸商筹办，后者利用这次绝好机会，利用朝廷优势迅速发达，形成江浙财团，并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全面发展，而祁太平三大帮为中心的晋商票庄却因此遭受致命打击，逐渐衰落下去。
此一转折，也许我国经济重心彻底由北向南、由西而东转移最终完成。仔细想来，这不仅仅是晋商自身的悲剧，而是近百年、乃至千数年来诸多合力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