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新京报记者 肖舒妍
在因为疫情不能出门，全球各地艺术场馆都停止开放的时候，人们并没有放弃对艺术的喜爱，反而在家研发出各种欣赏艺术、创造艺术的新方式。不论是通过有限的道具如浴巾、T恤和塑料袋来模仿cos蒙娜丽莎和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还是在阳台狭小的空间拉小提琴、开音乐会最后引来了整栋楼大合奏，都证明了，越是在孤独、无助的境况下，我们越需要艺术的陪伴与慰藉。
而在网络环境下，个人的艺术创作得以与所有网友共享，个人的艺术行为也可以借由观看者的加入成为集体的艺术潮流。也是通过网络，许多博物馆与艺术馆开发了线上展映和虚拟展馆，让观众在家即可参观。疫情改变了欣赏艺术的方式，也让我们思考更多创造艺术的可能。
X虚拟美术馆也在这种情境下诞生。在原定于今年三月份开馆的X美术馆因为疫情而推迟开放之后，艺术家、建筑师强家栋便以X美术馆的建筑模型为基础，搭建了一个虚拟空间。观众通过手机或电脑进入虚拟美术馆之后，可以操作键盘或触摸屏幕来进行移动，像玩电子游戏般探索藏在美术馆三维空间中的展品。在不同角度和位置，强家栋还设置了类似胶囊的传送门，通往各个参展艺术家各自的虚拟空间。
建筑师、工程师、程序员跨界艺术创作、身兼数职，以当下正在发生的疾病、网购、商业航天为灵感，借由科技手段让观众身临其境甚至与艺术品产生互动，最后通过网络让作品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这正是伴随互联网成长的“千禧一代”艺术家所呈现出的独特艺术风格。
当主流美术馆和艺术拍卖会仍被老一辈60后、50后甚至40后艺术家占据时，“千禧一代”的年轻艺术家已经暗流涌动。他们的艺术特性，也许就定义着当代艺术的未来。
“千禧一代”的年轻艺术家
所谓“千禧一代”
（Millennials）
，是指出生于20世纪末、在21世纪到来时成年的一代人。这代人的成长时期几乎与互联网和计算机科学的高速发展时期重叠。作为“互联网原住民”，他们的生活与表达也和互联网密切关联。
X美术馆的两位创始人就属于“千禧一代”。出生于94年的黄勖夫是中国最年轻的艺术品收藏家之一，曾担任北京木木美术馆联合创始人，并参与策划了安迪·沃霍尔的第一次中国大型个展。
但在几次策展过程中，黄勖夫意识到了中国艺术收藏界的问题——缺少给年轻艺术家发声、成长的平台。相较于其他职业，艺术家是一份“大器晚成”的工作，需要长时间的积累与发展，才能形成自己稳定的风格和受众。目前活跃在大众视野中的中国艺术家，仍然是50后、60后甚至40后。根据《Hi艺术》杂志统计，过去十年，每年进入其中国当代艺术家TOP100榜单的“70/80后”艺术家保持在9-19个，且几乎没有新面孔出现，“年轻的后来者没有前辈艺术家那样的‘运气’，前辈们在市场井喷时期屡创高价之时，他们才刚刚甚至还没有准备好步入艺术市场。”
黄勖夫认为，“中国的多数美术馆没有那么多机会去展出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一来他们可能有票房的要求，二来他们的策展团队年纪也比较大了，所以关注的艺术家也是上一个年代的。但是现在的年轻艺术家，对于中国未来的艺术生态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前黄勖夫曾担任联合创始人的木木美术馆，每年的展览分为四个方向，中国本土青年艺术家的作品最多只占其中的四分之一。而国内第一家民营公益性美术馆，成立于2002年的今日美术馆，创馆伊始便把“发现与培养有潜力的当代年轻艺术家”作为目标，但过去一年在今日举办个展的仍是徐冰
（1955~ ）
这样已有声望的老一辈艺术家，参加群展的也鲜有70后、80后的年轻艺术家。
于是黄勖夫决定从木木美术馆辞职，自己动手为中国的年轻艺术家搭建一个平台，“我想和跟我一个时代的艺术家一起成长。” 美术馆学与艺术史学者蓝庆伟曾提出一个“同代成长”的概念——即艺术家要和同辈的批评家一起成长——但需要共同成长的还有同辈收藏家和艺术展现平台。
黄勖夫邀请自己在美国沃顿商学院的学姐、出生于92年的企业家谢其润共同创办了X美术馆，并将“千禧一代”的年轻艺术家作为X美术馆的主要关注对象。
之所以起名“X美术馆”，是因为在黄勖夫看来，“X”代表着无限可能，当“X”被无限复制，又成为了一张网络，这正是千禧一代带给人们的感受。同时，“X”是两条线的交汇，可以被视为人群、国家、世代、媒介、学科和染色体之间的对话。
X美术馆。（摄影：肖舒妍，下同，本文图片均为新京报记者肖舒妍拍摄。）
科技是感官的延续
从2019年9月开始筹备的X美术馆，在今年5月30日正式开幕，开幕展览的主题为“终端 >_How Do We Begin?”。这个名字略显怪异，甚至让人不知该如何发音：“终端 >_”来自计算机程序语言，又一次提示了千禧一代的“互联网原住民”身份；而“How Do We Begin?”则是一种反思，正是在100年前，全球第一个商业广播电台KDKA第一次实时广播了美国总统大选。大众传媒新时代由此开始，此后，广播、电视等媒体大大提高了信息共享的效率，进一步加快了信息全球化的进程。
除了影响人们的生活，科技也成为了当代艺术家积极尝试的工具，极大拓展了艺术创作的边界。正如曾任今日美术馆馆长的高鹏所说：“创作当代艺术，如果忽略了互联网、声光电，那无疑也背离了做当代艺术基本的初衷——忽略了当下媒介。”
但是并非运用了技术即可创作优秀的当代艺术，相较于对技术本身的掌握，更重要的可能是通过科技艺术来对科技环境下人类的生存状态表达一种关注、一种关怀。
反思科技与生活的联结、对生活的冲击，是黄勖夫一贯艺术实践的延续。此前，黄勖夫曾在木木美术馆举办一场名为《锡人的心脏》的个人收藏展。“锡人”即为《绿野仙踪》中的铁皮人，经典台词为“I should have felt it in my heart. ”
（我早应该感觉到的。）
作为从小学开始使用手机的千禧一代，黄勖夫自比为“锡人”，似乎被金属和科技夺走了心脏，失去了对自然环境或人类心理的直接感受。在《锡人的名义》展览中，黄勖夫用各种藏品来展现人们在网络时代失去了、却又不断用各种方式找回的“心脏”。
这一次，通过“终端 >_How Do We Begin?”，策展人吴冬雪也希望展现信息时代的两面性：一方面，互联网带来了便利与开放，消除了空间与时间的界线，新媒体与高新科技使全新的体验成为可能，科技犹如人体感官的延伸，放大了我们的感受与情感；但另一方面，信息爆炸和网络沉迷也淡化了我们的现实联系，干扰了古老的社会结构。
X美术馆中庭的“WIFI花”，会在白天吸收太阳能，在夜晚发光。
在本次展出的70余件作品中，包括了4件VR装置。在作品《Living Distance脱离》中，艺术家刘昕将自己脱落的一颗智齿装进了一个机械装置，随Space X太空飞行器驶向太空后又返回地球。出生于1991年的刘昕，是艺术家的同时也是一名工程师。她利用自己搭建的机械装置记录了智齿进入太空之后所“看到”的画面。戴上VR设备，观众就能化身这颗智齿，体会被投向太空的感受。这也让我们思考，当身体的一部分离开我们自身，它们可能重新获得的生命与奇妙体验。
展览中还有一件酷似跑步机造型的展品，唯一不同的是跑步机的传送带换成了一块巨大的手机屏幕，屏幕上列着无数个等待删除、打开或切换的网站界面——我们用手指在手机屏幕上不停点击、滑动的动作，与双脚在跑步机上抬起、跨步的动作如出一辙。“线下的运动”与“线上的运动”有了奇妙的重合，这种联结又暗含着现代性的讽刺。
对于X美术馆的展览，黄勖夫希望能用科技和各种媒介给观众带来更多体验，“让你重新感受到这个心脏的存在。”
与当下发生联结
谈及“千禧一代”艺术家的艺术特点，除了“科技感”之外，黄勖夫还特别提到了“当下性”，“我觉得艺术必须要有当下性，讨论最当下的问题、最日常的信息。”
对于艺术的“当下性”，策展人、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常务副馆长曾特别强调，“美术馆不应该只是作为大众生活的调剂，而要直面当下最紧迫的艺术问题，介入到更加前沿、先锋的社会文化现状中。”
这也体现在中国各大美术馆的实践之中。例如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在今年五月疫情缓解之后，就迅速举办了一场展览，名为“紧急中的沉思”，在长达五个月的闭馆之后，讨论这次全球性的疫情给人类、给艺术带来的反思。展览标题来自美国诗人弗兰克·奥哈拉
（Frank O'Hara）
的诗集，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在危难时刻，我们都必须再三思索我们爱的人是谁。”
从2011年至今担任UCCA馆长的田霏宇
（Philip Tinari）
生于1979年，也见证了美国互联网的突飞猛进，也可算作“千禧一代。他之所以离开家乡美国长居北京，原因之一也是被中国社会当下发生的艺术所吸引。在一次演讲中他提到，某些展览、某些艺术，是不可能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发生的。
X美术馆的开幕展也特别设置了“社会观察者”模块，展览介绍中写着：“当代艺术家从社会生产关系、流行文化的意向以及物件的材料属性中获取参考和灵感，从而对当下社会环境中普遍存在的日常细节进行反思和批判。”
《罗密欧与朱丽叶》，艺术家：谢燚。
其中一件名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作品独自占据了一整个展厅。在巨大的背景墙上投影着一片流动的星空，而星空下放着左右两组共9个音响，正同时播放着略带沙沙声的音频，依稀可听清几个反复出现的词语，“打工”，“想家”，“家里有个妹妹”……
事实上，这片星空是艺术家谢燚在东莞的工业区做田野调查时，从工厂流水线的传送带上录下的影像，传送带不规则的磨损刚好形成了一片星空。而音响中反复播放的语句，是谢燚和工厂男工人、女工人聊天的音频，他删去了自己的问话，把留下的回答剪辑在一起，用9个音响分别播放，又构成了一组新的对话。之所以叫《罗密欧与朱丽叶》，则是因为东莞的工厂大多生产外贸商品，为了让工人们显得更加“洋气”、更好与外商交流，工厂给每个工人都起了一个英文名字，罗密欧和朱丽叶就是其中两位工人的英文名。
传送带与星空，工厂工人与罗密欧和朱丽叶，形成了两组现实与浪漫、真实与想象的对照。
《造像研究》，艺术家：李维伊。
而在另一组影像作品中，患有先天性疾病的艺术家将自己大腿上多次接受手术留下的疤痕作为了创作灵感。四条视频中的一条，背景是一座座被爆破的摩天大楼从废墟恢复原状，前景则是一座金光闪闪的弥勒佛不断靠近又远离，而丑陋的长条形疤痕就像一只蠕动的蜈蚣，在佛祖身上游走。你可以从任何角度解读这个作品：摩天大楼是城市的疤痕吗？佛祖的佛光也会照耀城市的废墟吗？但它第一眼给你的视觉冲击——怪异、刺眼、不忍直视——就已经足够强烈，尽管构成画面的三个素材都不罕见。
左侧为作品《佛祖》。
不过，和当下联结最紧密的作品，可能是挂在美术馆一进门左手边墙上的“洗手液”，就像疫情期间任何公共场所入口处都会摆放的免洗除菌洗手液一样。只不过它的数量有两个，右边的“洗手液”中装着一种航天高分子疏水材料做成的白色小颗粒，左边的“洗手液”中装着纯净水。将白色小颗粒在手心揉开，接到手中的水滴便会结成一颗圆滚滚的水珠，晶莹宛若水晶。
在艺术的创造力之下，疫情期间的洗手消毒也变成了一件有些浪漫美好的事情。当然，白色小颗粒本身没有消毒作用，感受过水珠的奇迹，转身还需要再次洗手。
跨领域：一切皆可艺术
在黄勖夫“当下性”的定义之上，吴冬雪又补充了 “跨领域”和“开放性”。对于千禧一代而言，艺术创造不再局限于“艺术家”的身份。有国外的生物学家就将染色体的DNA序列作为艺术的呈现。
参加X美术馆开幕展的33位艺术家，并非每个人都是“职业艺术家”，他们中有建筑师、表演家、程序员或者声音工程师。这也使得走进美术馆不仅是视觉的欣赏，而是调动更多感官，去看、去听、去触摸、去玩耍。
例如制作X虚拟美术馆的艺术家强家栋，本身是一个建筑师。他在开幕展中呈现的作品是《混沌极繁超体》，就来自他作为建筑师的工作经验。他收集制作了包括重庆、敦煌在内的七座城市的3D复刻，成为这件作品七个空间的基本架构。但是每个空间又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艺术化，呈现出各自强烈的艺术风格，如以红色、黄色为主色调喜庆的唐人街风格，或是黄色、灰色和紫色构成的都市嘻哈风。观众戴上VR设备便可以进入其中一个空间，自由探索每个细节，而在其中某个角落，就藏着进入下一个空间的彩蛋。遗憾的是，即使是美术馆的工作人员，在探索了两个月之后，也没有成功找到任何一个彩蛋。
《苦塔》，艺术家：王子耕。
另一幅作品《苦塔》的雏形同样来自于建筑学。艺术家王子耕在纽约帝国大厦的建筑剖面图上进行了二度创作，细致地勾画出了每层楼人们在忙碌的工作，帝国大厦的一楼，还有个显眼的苹果标志。而塔身则写着“苦集灭道”，佛教四谛，苦为生老病死，集为召集苦的原因，灭为灭惑业而离生死之苦，道为完全解脱实现涅槃境界的正道。在这座现代的苦塔之中，一个人可以走完终生。
艺术家陈丽同则彻底打破了艺术与生活的界线，利用街边的废旧垃圾、家中的琐碎杂物来进行艺术创作，就连母亲购买的“光波鞋垫”也能成为她创作的源泉。
而这种对学科边界和艺术定义的打破，生活即艺术、艺术即生活的实践，正是当代艺术诞生以来，杜尚等艺术家所倡导和追求的。艺术绝非神圣不可侵犯，艺术家也从不高人一等，任何一种表达的欲望都有机会成为艺术的一种形式。
由此来看，X美术馆的创立和这场名为“终端 >_How Do We Begin?”的开幕展，比起一个回顾与展览，更像是千禧一代艺术家的集结与宣言。
而这一集结与宣言有着千禧一代共通的特性。他们渴望交流、渴望共感，也渴望打破、渴望重塑。
作者｜肖舒妍
编辑｜张婷
校对｜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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