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份来自权威机构的调研报告，折射出专家的担心。近5年来我国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增35%。年轻的大中学生占比逐年增多，必须列入艾滋病防控人群中，并向他们普及正确防护和预防艾滋病。
12月1日是 世界艾滋病日，近日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吴尊友透露，近5年我国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增35%。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主要以性传播为主，主要是男性同性性转播。截至今年10月底，我国报告现存活15-24岁的青年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9152例。
“男同”的艾滋病风险
“大中学生感染者中，男同占据82%。”吴尊友向新京报记者介绍，目前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在性别上以男性为主，男女比例为11：1；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主要以性传播为主，主要是男性同性性转播。
研究生一年级学生李维（化名）只是近年来不断上升的学生感染者中的一员。
尘埃落定在七个月前。
4月份，正值论文答辩的关键时刻，李维收到了市疾控中心的确诊报告。HIV阳性，红色印章刺眼夺目。之前的侥幸证明是自我安慰的逃避。
一月份时，李维在一朋友建议下做了HIV检查初筛，“就是觉得去抽个血吧。”20分钟后，初筛结果下来。两道杠闪在眼前，脑子一片空白。“我也不怨他，要怪只能怪自己吧。”如今李维已接受感染的事实。
李维口中的“他”是在去年12月份旅行时认识的。2014年12月，成绩优秀的李维通过几轮面试，顺利保送到北京某高校读研。一身轻松，李维独自前往南方，提前兑现计划已久的毕业旅行。
在事先定好的青年旅馆，李维和一个男游客入住同一房间。男生二十三、四岁样子，自称从事销售工作，常来南方出差。两位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天南海北闲聊，“最后聊到男女关系和性，好奇之下，李维与对方发生了关系。”
“小旅馆里非常简陋，没有准备安全套，也没有想过要采取安全措施。”再次联系时，李维已收到初筛报告。
李维再打电话过去，对方已不再接听。出于好奇，李维在网上检索对方号码。自动弹出的网页显示，对方是专门服务男性的性工作者。
飞来横祸，李维愤怒异常，但也无可奈何，“我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报警。”李维只是给对方发了一条短信：你把我彻底毁了，但希望你好自为之，不要再去害人。
事实上，如李维一样的男性同性艾滋病传播比例正在逐年上升。一组来自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在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当中，2008年至2010年，男性同性传播所占据比例分别为59%至67%；2014年至2015年1月到10月均为82%。
截至今年10月底，我国报告现存活15-24岁青年血色艾滋病病毒感染者9152例，占全国感染的1.6%。
“混乱社交圈”向校园渗透
据权威机构调查发现，青少年学生的感染，都是从高中到大学的转型之中发生的。吴尊友介绍，很多学生被社会人士所利用，通过这一途径，社会上的艾滋病开始向高校渗透。近5年我国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增35%。
与李维相比，张明（化名）看到两道杠的检测结果时出奇平静。
10月4日还是5日，张明已经记不清初筛的具体时间。防艾志愿者张海龙所在的NGO每天有一辆车停在马甸桥附近，为市民提供咨询和检测艾滋病、免费发放安全套等活动。每隔三个月，张明会前往检测车检测一次。
唾液检测，20分钟就能出结果。“检测显示两道杠，疑似感染。”张海龙见到过很多感染者无法接受事实而崩溃，准备了一大堆话安慰张明。
“嗨，没事儿！”四个小时后，张明晃晃悠悠地回来了，称早料到了。张海龙惊讶于张明的“无所谓。”
“后悔有啥用，都是自己作的。”一个月后，张明笑嘻嘻地谈论自己的遭遇。
大二时，张明开始和一男性住在一起，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同志”。
“虽然我不排斥男性，但要不用‘那种东西’，我不会跟他发生关系。”张明所指的“那种东西”是新型毒品。
第一次接触新型毒品也是在大二。张明前往一男性朋友家中，对方拿出一种新型毒品。好奇的张明接过来闻了一下，“一下子就蒙了。”
“等我知道它的危害时，已经晚了。”回忆起第一次吸食新型毒品的好奇时，张明又恢复了理智。
大学生默默（化名）“中枪”则源于他们混乱的“社交圈”。
早在初中时，1994年生人的默默已听说“同志群体”，但不以为意。高中时有了喜欢的男孩子，默默“彻底理解了，并进入这个圈子”。
直至大学默默开始频繁地更换男朋友。通常情况下，在交友网站，默默和对方先视频聊天，合眼缘后约见面、约饭，最快和对方认识三天发生性关系。“基本上一个月会和两三位发生关系。”
在更换男朋友时，默默偶尔会在圈内社交群里听人谈论“艾滋病”。知道同性性行为容易感染艾滋病，每次发生关系前，默默都要求对方采取安全措施。一年前，身体无虞，默默开始疏忽大意，不再采取保护措施。
艾滋病防治的校园尴尬
新京报记者在北京多所学校进行的随机调查300名学生显示，90%大学生普遍知道艾滋病的基本知识，但并不知道如何正确防护和预防艾滋病。有高校的防艾讲座，甚至遭遇仅有七八名同学参加的尴尬。
在北京某高校，红十字会学生社团想把同伴教育延伸到每一个班级，“但是和学校谈判结果是不允许，学校的态度是每个班级开始进行类似的培训有强迫意味，不能要求所有同学都对艾滋病防治感兴趣。”会长李美含直言。
中国农业大学学生社团负责人称，他们会在艾滋病日前后拉横幅、发传单、搞讲座，但这些效用并不明显。学校社团组织有时也开展一些自发形式的讲座，但参与 的学生很难超过50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校医院一保健医生介绍，学校每年都会在艾滋病日当天开展活动，“通常一个防艾讲座，只吸引七八名学生来听。”
有高校学生社团曾想在防艾宣传上做一些尺度较大的图片，吸引更多人参加，担心学校通不过，因为，前几任社团负责人曾在学校尝试大规模发放安全套，也被学校提醒“收敛”。
《艾滋病防治条例》要求高校、中学等将艾滋病知识纳入相关课程。但记者调查了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五所高校，发现设有“性教育”方面的课程，但少有专门的防艾课程设置。
吴尊友建议，面对学生的性教育，应该建立从小学到高校的一套完备的教育体系。“小学时，应该开始学习男女性别差异等基本性教育知识；中学时，应该学习男女如何交往以及自我保护等普遍性的教育；大学阶段，从各个方面进行有个体差异的设立完备的咨询体系。”
“各个学校以讲座、开学第一课、选修课、必修课等课程设置开展多种形式的艾滋病性教育。”吴尊友说，只有性教育知识夯实，在特定环境中，比如面对发生性行为的要求，学生们会做出正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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