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作家不一定都被写入文学史，但那些以自己的创作，改变了传统的秩序的作家，一定不会被文学史错过。比如我们如数家珍的一些诗人：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温庭筠，苏轼，柳永，李清照……
任何一种写作，都会在历史中形成一个接一个的传统。而传统并非铁板一块，传统也在不断地更新自己，否则它将失去生命力。在某个特定的时候，在某位作家个人才能的引领下，传统的当下状态会被改变，过去的写作也会因此被重新检验，曾经重要的作家可能变得不重要了，曾经被湮没的作家也可能刚刚被发现。
柳永就是这样一位影响了“词”的写作传统的作家。今天的文学史一致肯定他对词的题材和乐调所作的拓展，以及对词的写法和美感带来的改变。与其他改变传统的作家一样，柳永的人生的遭遇也可以理解为写作的宿命，失之于彼而得之于此。
撰文 | 三书
久被误解的“怀才不遇”
《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
明代暂遗贤，如何向。
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
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
幸有意中人，堪寻访。
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
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自从第一个抒情主体屈原开始，“怀才不遇”就像万金油一样，被随便涂抹在古典诗人们身上。只要一位诗人写到空虚失落，不论是人生的普遍体验，还是某个特殊处境下的感受，都会被条件反射地解读为“怀才不遇”。这种大而无当的阐释几成定式，乃至内化为一种思维的恶习。是不是每个苦闷的诗人都在怀才不遇？什么又叫“怀才不遇”呢？
对于我们现代人，这些问题不难回答。首先要想想，一个诗人怀的是什么才，想遇的又是什么。如果所怀与想遇是两回事，“怀才不遇”就不成立。比如李白怀的是诗才，那么写出好诗，以诗名世，这就是遇，不能把仕途上的失败称为“不遇”，因为仕途上需要的是政才。政才和诗才不同，恐怕越是天才诗人，越不适合仕途。然而古代由于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的影响，人生观价值观比较单一，一个人读万卷书、能写诗，都不是只为当个诗人，而是要“学而优则仕”。这就混淆了不同的才能，也是“怀才不遇”之所以变成标准阐释的根本原因。
我们来看这首落第词。当时柳永二十四岁，六年前他离开家乡福建武夷山，一路往北，边走边玩，流连苏杭数年，是年进京参加科举考试。他本来信心满怀，视取士如拾芥耳，结果——却落榜了。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他认为这次失败只是偶然，运气不好罢了。年轻气盛的才子颇觉不服。他自许为龙，只是“未遂风云便”，所以才没有腾飞于天。但他说这是朝廷的损失，“明代暂遗贤”，表面上很委婉，实则在反讽，因为一个明主应该做到“野无遗贤”才对。
不管怎样，现实摆在面前，接下来该怎么办？也没什么办法，除了说句负气话：“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话虽潇洒，说完却是“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
世界顿时荒凉。东望西望，还是去“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那里有他的意中人，尚堪寻访。姑且可以“偎红倚翠”，即狎妓，在歌妓中间寻求温暖。这样过一生，也算风流畅快吧。算吗？
“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一个“忍”字，终归还是泄露出底气不足。进京赶考之前，柳永流寓苏杭的几年，曾放浪于歌楼酒肆，在歌妓乐工中间颇多相知。烟花巷陌的生活，应该是他真心喜欢的。然而，和那时候的读书人一样，也许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他身上也有一个“他者”。一个陌生的、与自己对立的他者。浅斟低唱我所欲也，功名亦我所欲也，如今只能舍彼而取此了。
事实上，柳永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此便放弃科举，他后来还考了很多次，然而屡试不中，直到五十岁才终于考中。考中后，他流宦四方，任各种下级官吏，人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但因科举失意及后来仕途受阻，使他一心填词，反倒成就了他在词史上的地位。遇或不遇，得还是失，这本来就不是个问题。
给我们幸福的往往不是原先想的那个人，成就我们的也可能不是坚持在走的那条路。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在其名作《未选择的路》中说，树林中有两条路，他选了其中的一条，而错过另一条，这使得路上的风景全然不同。鲁迅先生也说过，地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走的人多了，路便开始吃人。与其说我们选择了路，不如说路选择了我们。一个人会走什么样的路，往往是注定的，要么被社会选择，要么被个性或命运选择。而更深层的体验还有，人要么同时走在两条路上，要么并未走在任何路上，也就是说，人可以从他的生活里原地失踪。
文伯仁《金陵十八景之牛首山》
悲秋是一种慢审美
柳永现存词两百多首，其中多写市井歌妓与羁旅行役，而歌词中故事的布景多在秋天，多在薄暮，多在雨后。此或出于性情，亦由于调长拍缓的慢词，尤宜传达清秋暮雨的绵长感。
《夜半乐》
冻云黯淡天气，扁舟一叶，乘兴离江渚。
渡万壑千岩，越溪深处，
怒涛渐息，樵风乍起，更闻商旅相呼。
片帆高举，泛画鹢、翩翩过南浦。
望中酒旆闪闪，一簇烟村，数行霜树。
残日下，渔人鸣榔归去。
败荷零落，衰杨掩映，
岸边两两三三，浣沙游女，避行客、含羞笑相语。
到此因念，绣阁轻抛，浪萍难驻。
叹后约丁宁竟何据，惨离怀，空恨岁晚归期阻。
凝泪眼、杳杳神京路，断鸿声远长天暮。
这首词给人直观的感觉是篇幅长，不仅字数多，念起来气息也拉得很长，以至不知该从哪里分行。比如上片从“渡万壑千岩”开始，直到“更闻商旅相呼”，一脉贯下，简直没有换气的余地。
柳永之前，五代北宋词以小令为主。“小”即字数少，“令”是曲破中节奏明快的一截。由此就不难理解，小令的抒情性为什么很强，不论字数还是曲调风格，都不容许拖沓。柳永也写小令，但性情和天赋使他偏爱曲折婉转和复杂缠绵的表现形式。既然这种曲调很少，那么他就自己来创造。
慢词之慢即曼，“长”的意思。相对于小令，慢词的曲调变长，字句相应跟着增加，曲子的节奏也放慢，抒情更为曲折多于变化，也更适合铺叙渲染。宋词在元代渐渐式微，今天我们听不到当时的慢词曲调，但从《乐记》的描述可知，“慢”的乐感是“宫、商、角、徵、羽，五音皆乱，迭相陵”，有点靡靡之音的况味。
和《诗经》一样，五代北宋词（苏轼以前配乐演唱），失去了音乐，只留下单薄的歌词，实在是可惜。我们只能读着歌词，对其乐曲作渺远的想象。所幸这些歌词都是好诗，因此经受住了其所依赖的音乐主体的丧失。
《夜半乐》原是唐教坊曲名，古乐至宋已不存。柳永精于音律，喜欢自创新曲，或借旧时曲名另倚新声，此首“冻云黯淡天气”遂成《夜半乐》之正体。
读其文本，如读一篇旅途随笔。首片纯用白描，诗人乘扁舟离开江渚，度万壑千岩，越溪深处，怒涛渐息，樵风乍起。可见行旅的艰难。此时更闻商旅相呼，并见他们“片帆高举，泛画鹢、翩翩过南浦”。商旅们互相结伴，长年在水上贸易往来，他们习惯了这种生活。在诗人看来，他们是快乐的，片帆是轻盈的，画鹢也像在飞，翩翩然过了南浦。
相形之下，他的扁舟寒酸而孤单。黯然伤神中，望见远处酒旆闪闪。这就转到第二片，仍以白描写途中见闻。“一簇烟村，数行霜树”，走了大半天，终于望见了人烟。此时太阳快要落山，渔人扣舷而歌，缓缓归去，这一幕对倦行的旅人就是幸福。败荷零落，衰杨掩映，枯索的秋景渲染着旅途的凄凉。
“岸上两两三三，浣纱游女，避行客、含羞笑相语”，这个情景很明丽，也瞬间触发了诗人的心事。“到此因念”开启了怀想和怅望，诗人自叹不该轻易就抛开绣阁，而流浪在水上荒野的地方。岁之将暮，归期多阻，神京路杳，此时心事更说与何人道？！
柳永作为一个编曲填词的流行音乐人，在歌妓中有很多知音，很受歌妓们的爱慕。群妓葬柳七之类的佳话不必再八卦，要点是他在词中如何书写这种感情。从很多词来看，歌妓们只是他失意时用来疗伤的温柔乡，他钟情的也不是某个具体的对象，而是她们这一类赋予他价值感的人。或许因此，柳永写不出深刻的爱情，纵如“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抑或“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类名句总觉多少有些轻薄，一个真正深情的人不会说得这样露骨。
文伯仁《金陵十八景之燕子矶》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
柳永的词当时流行于市井，以至“凡饮井水处，皆能歌柳词”，而喜欢雅词的士大夫将其鄙视为“尘下”。此乃当时的文艺品位问题，不必妄加臧否。即使今天，我们也会看一个人读什么书听什么歌，从而对此人或明或暗地做出品位高下的判断。文人词自晚唐五代以来，非常唯美典雅，即便如此，填词仍不能作为正业，只能算个“诗余”，何况像柳永这样大量以俚语俗语入词，且内容的确涉嫌“尘下”的。
被晏殊宰相嘲笑过的《定风波》一词，可谓“尘下”的代表作。
《定风波》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
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
暖酥消、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
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
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
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
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此词是柳永大量使用俗语俚语的典范，比如“无那”、“无个”、“恁么”等，句子都是口语，语气热烈泼辣。同为传统的闺怨，这位思妇却不静穆，她浑身冒出呛人的烟火气。
此词显然为青楼女子而作。使用活泼的口语，一为帖和歌者的身份，二来也为增加演唱时的娱乐效果。这与贵族筵席上，自家声伎所唱的华美典雅之词，自然有天壤之别。
为人开明心胸豁达也是填词大手笔的晏殊宰相，尤其点出“针线闲拈伴伊坐”这句，以斥责奚落柳永竟然敢说他们都是一样的填词。暂且不论词品的高下，单就这句话描绘的生活，一个男人如果梦想这样生活，即使放在几十年前，又能被多少人认可？古代男子在二十岁的成年礼上，要象征性地朝四个方向各射一箭，意为“好男儿志在四方”。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男人，在过去向来被认为没出息、窝囊废，更何况“伊”还是个倡家女呢。
柳永自己不敢承认，而是借助歌妓之口，说出了他想过的生活，这句话其实就是“我想和你虚度时光”。在他看来，年少时无谓的分离和奔波，才是虚度光阴。这句话在今天的语境里，大概会被欣赏，甚至被推为爱情至上。
最后一个问题：柳永创慢词写俗语，就一定是今人所谓的“俗”吗？如果翻开《乐章集》，稍加浏览就会发现，他的大量词作在今天看来实在很“雅”。雅与俗，只是当时填词审美的差异。抛开趣味上的选择，柳永对词的革新意义更为重要，这才是他被文学史记住的原因。
如今世俗好以“流行度”作为评判标准，柳永的“俗”被过度拔高，并以他如何赢得众妓之爱慕来证明他的成就。这都是不知所谓的评价。对一个诗人不恰当的推崇，可能比对他公允的批评，会造成更具毁灭性的否定。如果是他的“俗”赢取了大众，那么只能说明人类文化的悲哀，真的在于高雅的失传而流俗的易传。
作者｜三书
编辑｜张进
校对｜柳宝庆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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