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清光绪年间，就曾下诏废科举，兴学堂，但是，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尽管经辛亥革命，乃至五四运动的洗礼，私塾仍然作为重要的教育场所普遍地存在着，我们丰县尤为突出。
就拿我的出生的仇集村（今属师寨乡）附近来说，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先后就存在着五处私塾，分别是村南一里许的孙庄、村西隔河相望的涂庄、史庄和仇集一箭之地的仇后窑及村北五六里的刘庄、刘小营。都有一处或两处私塾。
其分布的密度，可以说是相当大了。
再现私塾的情景
私塾之所以能较多地存在着，首先是劳苦大众对知识的需求。
科举制度虽已废除，读书人考秀才，中举人没有了指望，但人们还希望自己的子弟学些文化知识，将来能在社会上应酬世事，如代人看信、写信、写春联、写契约等。
再则，政府财力有限，新兴的学校少，在我村周围十余里内，只有常店、王寨、刘小营三个集镇有小学堂。
广大农民能够送子弟远道上学的，真是廖若晨星。
私塾的规模很小，如我村的张慎书、仇义贤二位塾师，都在家设馆授徒。
村东头的校舍只有两间草屋，容纳学生六、七人，村西头的一处是草房三间，也仅容纳十二、三人而已。
私塾除在家设馆授徒外，出外教书全系聘用。
一般由富有之家带头，联络有子弟入学的人家，共同延聘宿儒一人为塾师。
聘期多为一年，每年以农历十月初一开学，俗称“开馆”，到第二年重阳节放学，俗称“解馆”。
如双方协商同意，可继续延聘。
塾师的生活待遇，由学生共同负担。
分担的数目，，按家庭经济情况而定，如我随孙基照老师上学时，每年缴“制钱”七千五百文。
富户子弟每年十五吊（千），家境稍差的五吊、六吊不等。
学生初入学管在一二年内，每天早晨念生书。
早饭后，学写毛笔字。剩余时间，教学《百家姓》、《千字文》等。下午温习熟书，学生一天到晚昂首朗诵书歌子，过着“食而不知其味”的学生生活。
以后念的书多了，学习范围也逐渐扩大，老师便开始讲解。
当然，每早还是念“生书”，饭后除练习大字外，还加写小楷，之后，老师开始讲“四五”，午饭前，还讲一两首古诗。
每逢三、八日，命题作文，限当日交卷。午饭后，依然是温习熟书。
每年旧历十月初一到第二年清明节，每晚加上“灯课”一两小时，由老师选讲古文这一课改在下午的后半段时间进行。
塾师的教学方式是机械的填鸭式。
早晨教生书，按每个学生逐一进行，谁把昨天的生书能背熟，便继续向下教读（用红纸条贴到老师教读之处，叫“贴号子”）。
聪明的学生可以多教些，反之，要少教些。
教师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决定教读章句的长短，所以学生的读书进度不一致。早饭后，学生写完大小楷，老师便逐一评改，俗称“排仿”。
对写得好的字，用红笔画圈，特别好的要画双圈或三圈，对写得不好的字，要改正笔划，很差地要打“X”。
排仿结束便讲书，这时不管学生的进度怎样，一律都从《论语》讲起，对古诗文讲读也是如此，不是逐个教学了。
下午温习熟书，，但有种规定，即不论你念过多少本书，一律要拿到老师跟前去背诵，这叫做“卷苦子”的温习方法。
在背诵过程中，老师还要“提读”，如学生正背《论语》，老师忽在《孟子》或《诗经》上提一句，你就得接着这一句背诵下去。
尽管这样，也不能把所有的书都背诵完，老师一听到学生背诵得很流利，便说：“拿回去吧！”
因此，每一个学生都要经过背诵这一过程的。
塾师为了管教学生，还有严厉的惩罚制度。
如学生一再背书不会时，使用“戒尺”猛打，戒尺是木制，长尺许，宽一寸强，后一寸弱，学生有吵打或违反学规者，也分别轻重予以责打。
每年雨季到来，老师便在学生臂上写“戒水”二字，一旦发现谁洗澡把字洗掉，便加赤打（脱衣服）。
另外还有罚跪的惩罚方法，当学生再三背不会书时，便罚他跪在地上念，甚至放学、吃饭、也不让回家。
戒尺
有时学生家长拿着礼物去慰问老师，往往一见面就说：“老师，我的孩子你要狠管，不好好念书，就狠打，不打不成器”。
因此，那时的老师体罚学生是丝毫没有顾虑的。
学生上私塾，没有固定的年限，一般八九岁入塾，到二十岁左右已经是个劳动力，便自动下学了。大多数学生回家务农，也有个别去当兵，有条件的学到一定阶段便转入县城或集镇小学去学习。
我们这一辈人，进入的是最后的一代私塾。
北伐军抵丰不久，王公玙来丰任县长，便下令取缔私塾、村塾，由政府建立学堂，消息传到我村，塾师孙基照（清末秀才）大有江河日下，世风不古之感。
有一次他忿然提笔命题叫我们作文，文题是：“孔子之道与中山之道孰优孰劣？试评论之”。
由此可以看出他对新文化教育有严重的抵触情绪。
可是，任何一种旧的习惯势力，总难抵挡历史前进的车轮，尽管在抗战期间，地处穷乡僻壤或拉锯地区，或有一、二、处私塾在死灰复燃，但毕竟是风中之烛，没有什么生命力可言。
以后随着抗战胜利，我党建立的人民政权日益巩固壮大，文化教育事业与日俱进，中学一天天地在扩建，作为一种封建教育形式的私塾，终于走完了它的历史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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