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史皇弟，今天我们给大家聊的是宁宗朝的僵持。孝宗赵昚（1127年生，1162—1189年在位，1194年卒）以奋发有为之姿态，登基伊始，锐意恢复。一旦受挫之后，锐气丧其大半，是后虽念念不忘“恢复”，却再未付诸实施，而是在一个新和议的框架下度其余生。他无从改变对金弱势。他的治国之道，较高宗要积极一些。他频繁更易宰相，以维持自己的强势，为后世留下“独断”之名。但他的时代，朝政也只能算是“正常”而已。没有出现“权相”，但出现了宠任近习的迹象，他与朝士之间所起的风波，多由于此。而他所选择的继承人，更使他晚景凄凉，且引起朝政的巨大动荡。
孝宗赵昚
光宗赵惇（1147年生，1189—1194年在位，1200年卒）虽是孝宗亲子，却远不如身为高宗养子的孝宗那样尽孝。正因不孝，光宗终被群臣所逐，而立其子宁宗赵扩（1168年生，1194—1224年在位）。但宁宗秉赋素弱，不任繁重的政事，其当政之初，便严重依赖扶持其上台的韩侂胄。侂胄出身外戚，但却强干，志满意得之余，主动对金发动攻击。当绍兴以后唯一一次主动的“北伐”失败之后，宋以侂胄的首级为条件之一，再次获得了和平，并由此进入史弥远专权的时代。皇帝自始至终，未起过主导作用。
光宗赵惇
可以说，在光宗朝，重新进入了臣强君弱、太阿倒持的时代，且较秦桧时代更为彻底、更难扭转。光宗被大臣所废，以及权臣政治一直持续至南宋将亡之时，都是皇权不振的后果。不过，孝宗至宁宗朝，是宋政权相对安全的时期。宋固然无力振作，金也逐渐呈现疲态，再无初期的迫人气势。两国相互虽有攻伐，终不能打破僵局，在平淡的对峙状态中，共同走向衰颓。
秦桧
高宗唯一的亲子赵旉，在苗刘兵变中受了惊吓，旋即病死。自此，高宗再无后嗣。赵旉死后仅三天，便有人上书，要求高宗“择宗室之贤者”立为后嗣。此后，立养子之说不绝于耳，甚至对高宗有重大影响的哲宗孟皇后，也建议立太祖之后为嗣——事实上，太宗之后在靖康之难中几乎被金军一网打尽。
靖康之难
绍兴二年，高宗选择了燕王德芳之后伯琮（后改名瑗），育于宫中。过了两年，又选了秦王德昭的后代伯玖（后改名璩）养起来。年龄较长的瑗，在长期的竞争中不占优势。他曾获得赵鼎的支持，从而引来秦桧的反对，而太后韦氏、皇后吴氏都偏向璩。瑗早熟，胜在端厚凝重，在秦党的监视下，战战兢兢地度日。秦桧末年，瑗主动卷入了斗争。他向高宗报告，秦桧已病重，只是瞒着皇帝。于是有了高宗夜访秦府的一幕。
高宗是始终倾向于瑗的，但也只有在反对的力量消失之后，他才做出决定。他后来回顾说，早有立瑗之意，只是怕母亲不高兴。绍兴二十七年韦氏卒，三年后，瑗进封建王，改名玮，获得了“皇子”的名分，而璩确定了“皇侄”的身份，安置到绍兴府去了。两人地位立即有了差别，形势基本明朗。绍兴三十二年五月，高宗出诏，立玮为太子，更名昚。六月，传位于太子。此后，他以“太上皇”的身份，安享二十五年晚景。
关于高宗何以退位，据他宣称，是“老且病”，想退闲休养。最后这两年多，高宗的皇帝生涯确实不好过。自闻完颜亮有意南侵，他始终处于高度紧张之中，又要竭力抵挡，又觉得守也是守不住的，不如“迁都”以避。后来被大臣推着，勉强到建康前线去巡视，年近六十的皇帝不免感到身心疲惫。不过，最令他深受打击的是完颜亮毁盟之事。
完颜亮
从金军北退到宋高宗退位之间的半年，是金最为艰苦之时。金师一路北退，人心惶惶，未能在本国境内沿途诸州有效布防。而完颜雍正竭力调集兵力，平定契丹人撒八、窝斡在北方的叛乱。宋军顺势在原边界以北占领了一列州县。这本来是大好时机。但分散的进击很难有持久的效果，四处都在进行一城一地的争夺，这是一种动态的僵持，无法以这种方法打破双方的均势。总须有全局性的谋划和进击，才可能获得突破性的进展。
契丹
在金方形势最困难的五月，高宗才正式确定以复出的张浚“专一措置两淮事务”，但还未决定基本动向应当是攻还是守。六月，孝宗登基，但仍是循着这条游移不定的路线。九月，朝内开始讨论攻守问题，张浚欲守淮，开始在淮北构筑工事，史浩建议守江，争执不下。同时，张浚门下被陆续召集至临安，这显示，皇帝逐渐倾向于张浚的意见。但是，金军此时已于北境取胜，擒窝斡，乱事被敉平。至十一月，北境重兵大体都开始向南转移。隆兴元年正月，向南境转移的金军已陆续到位。宋方在陕西的形势也已恶化，宋军主动放弃已得之地，退军途中为金军邀击，丧师数万。此时，张浚进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开始策划北伐。
时机被浪费，或是因为皇帝缺乏反击的决心，或是寻找一位作全盘筹划的人才太不容易，或是宋军的整顿和动员效率过低，或是三者兼而有之。但更关键的是，高宗退位引起的皇位更替，导致了朝政的暂时混乱。孝宗于危难之际突然站到前台，对于自己担当的新角色，很难立即适应。老少更代，对于基本国策的理解也全然不同，人事方面也必须有所变动。于是，本就因为议政充分而施政迟缓的宋廷政治，更因核心层的不大不小的震动，进一步拖沓。跨高宗、孝宗两朝的一年之间，宋方几乎没有任何有组织的进攻。
张浚
当金军已经完成军力的南移之后，张浚终于回到了权力核心。对他来说，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到隆兴元年正月，不过十四个月时间，他的回归非常迅速，然而对于宋金对抗的格局来说，十四个月太长了，这两个时间点之间，形势发生了逆转。宋方也不是不知道这一点，张浚麾下的武锋军都统制陈敏就意识到：“闻金重兵皆在大梁，必有严备。”岂止是严备，且有进一步的动作。又拖延一段时间，终于做出北伐的决定，又显得仓促和不妥。
北伐的适宜时机已经过去了。但是，张浚之锐意进取，至老不改。宰相史浩以下，给他忠告的同事、友人，不知凡几，大体都劝告他，对形势的判断不要过于乐观。但张浚觉得，自己已年近七十，苦等三十余年才有再图恢复的机会，绝不能空掷。孝宗皇帝对北伐大事予以绝对支持。适逢主管侍卫马军司李显忠、建康都统制邵宏渊献策攻取女真屯驻重兵的虹县与灵璧，张浚主张二人分帅大军北伐。不幸得很，继富平之役、淮西之叛，张浚主持的隆兴北伐，再次出现惨剧。二人顺利攻下虹县和灵璧，接着，李显忠又攻下重镇宿州（治符离，今安徽宿州市）。可是待女真大军到宿州城下，李显忠轻敌取败，邵宏渊坐视不救，两军遂一同溃还。郑重其事的北伐，出师仅一月就轻易地结束了，时在隆兴元年五月。
女真骑兵
总结至此，宋仍然占着两年以来占领的商、秦、唐、邓等州，形势看来比以前还要好点。当金世宗提出议和时，宋仍然犹豫着。但拖延了一年多之后，金军突然跨过淮河，迅速攻陷江北淮南一半州县，这时，宋才意识到，貌似改善的形势，实在是经不起一击的，终于再次接受了和议。隆兴二年十二月，和议成。较之绍兴和议，隆兴和议有两处重要变化：两国关系，由君臣改为叔侄；岁币由银、绢各二十五万，减为各二十万。宋获得了较前优厚的待遇。尽管宋不可能满足于经过改良的弱势地位，尤其不能满足于原封不动的边界。可是反击的尝试遇挫之后，锐气复丧，无力打破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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