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活到80岁，你在地球上的时间也只是勉强超过4000个星期。现代人总是感到时间不够用，为寻找高效的时间管理方法而感到焦虑。英国《卫报》心理学专栏作家奥利弗·伯克曼曾经就是一名“生产力极客”，他花了数年时间试图优化自己的时间管理方法，最后他发现，你永远不可能做完所有的事情，越想要征服时间，你越觉得挫败、有压力和空虚。相反，放弃掌控时间的执念，接纳自身的有限，更能为我们的人生增加空间。
《四千周》，奥利弗·伯克曼著，戴胜蓝译，未读｜贵州人民出版社2022年9月。
人这一辈子太短了，短到荒唐，短到可怕，短到没礼貌。也许换个角度来看会更明显：早期现代人类出现在非洲平原上，大约是在20万年前；而科学家预计，在阳光变得越来越热、杀死最后的有机体之前，生命还将以一定形式继续存在至少15亿年。可你呢？假使能活到八十岁，也不过能活大约4 000个星期。
当然了，或许你命好，能活到九十岁，但这也才不到4700个星期。除非你命真的特别好，堪比雅娜·卡尔曼特，就是那个有记录以来最长寿的人。1997年卡尔曼特去世时，据说已经一百二十二岁了。这个法国女人声称自己见过凡·高（印象最深的是他浑身酒气）；而1996年，当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克隆的哺乳动物——绵羊多莉出生时，卡尔曼特还在世。生物学家预测，可能就在不久的将来，人的寿命就能普遍达到卡尔曼特的水平。可是，就连她也只活了大约6 400个星期。
这样算来，生命的长度还真是短得惊人，难怪从古希腊时代至今，哲学家都将生命短暂视为人类存在的决定性问题：我们获得了心智，能制订无限恢宏的计划，但根本没时间付诸行动。“我们生而为人，可人生如此匆匆，才刚要开始生活，便发现生命将尽。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例外。”这是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在一封书信中发出的感叹，这封书信现在被称为《论生命之短暂》（On the Shortness of Life）。我第一次算出生命只有四千个星期时，曾感到不安，冷静之后，我开始缠着朋友们，让他们不做任何心算，全凭直觉来猜人的平均寿命有多少个星期。一位朋友报出了一个六位数。我感觉，真的有必要告诉她，从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算起，全部人类文明存在的时间大致就是310 000个星期，这也不算是个特别大的六位数。按照当代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的说法，几乎从任何一个有意义的时间尺度来衡量，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随时都将死去”。
《论生命的短暂》，[古罗马]塞涅卡著，仝欣译，浦睿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2021年10月。
由此可见，广义上的时间管理应该是我们每个人最为关切的问题。可以说，时间管理决定了人生的全部意义。不过，现代学科中所说的时间管理却狭隘得令人郁闷，如同它更为时髦的亲戚——生产力。它关注的是如何尽可能多地完成工作任务，如何制订出完美的早晨例行计划，如何在星期天一次性做好整个星期的晚餐。毫无疑问，这些事情也挺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这个世界充满奇妙，然而似乎只有极少数生产力大师考虑过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所有疯狂的行动，最终目的或许只是为了体验更多的奇妙。不过，你若是想找到一种时间管理系统，能够有效地与同事、时事新闻、环境与命运建立联结，恐怕做不到。你可能会想，至少总有那么几本讲生产力的书，会严肃地对待生命短暂这一严酷的事实而不是佯装忽略它吧？如果这么想，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
因此，本书试图帮我们找回平衡，看看我们能否找到，或者说找回一些思考时间的方式，恰当地反映了我们的实际处境，直面我们的生命只有短短4 000个星期的事实，以及生命中闪现的点点微光。
传送带上的人生
当然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时间不够用这种事儿不需要别人提醒。我们一心牵挂着爆满的收件箱、不断变长的待办事项，这是因为总是有一种罪恶感萦绕在心头：我们本应做得更多，我们的人生本应更加丰富（你怎么知道别人感觉很忙呢？其实这就跟如何了解某人是不是素食者一样：别担心，他们自己就会告诉你）。民意调研的结果很明显：人们时间不够用的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而在2013年，荷兰一个学术团队经研究后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调查很可能低估了“忙碌流行病”的严重程度——因为许多人忙到没时间参与调研。近来，随着零工经济的发展，忙碌被重新定义为“拼”——无休止的工作不再是需要忍受的负担，反而成了令人振奋的生活选择，值得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炫耀一番。然而事实上，这也将同样的问题推向了极端：我们在逼着自己，将不断增加的工作量强塞进固定的、丝毫无法延长的一天之中。
然而，忙碌仅仅是开始。当你停下来思索便会发现，生活中有许多抱怨，本质上也是在抱怨时间有限。比如，我们每天都要与互联网造成的分心搏斗，注意力能够集中的时间已经少到值得警醒。即使是从小就爱看书的人，现在恐怕也很难连续读完一段话，而不产生伸手拿手机的冲动。这种状态令人感到不安，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充分利用本来就很有限的时间（如果早晨的时间无穷无尽，你就不会因为将一早晨的时间浪费在社交媒体上而感到懊悔了）。或者，你的问题不是太忙，而是忙得不在状态，在沉闷的工作中煎熬，或者根本就处于失业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因为生命短暂而更觉痛苦，因为你本不想以这种方式消耗有限的生命。正是因为我们的时间和注意力都如此有限、如此宝贵，社交媒体公司才会想方设法尽可能多地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也因此，用户看到的必须是能煽动情绪的内容，而不是那些更平和但也更准确的内容。
接下来还有些亘古不变的人类难题，比如和谁结婚、生不生孩子、应该追求怎样的事业。如果可以活个几千年，这些问题也就不会那么伤脑筋了，因为时间很充裕，我们可以将每一种可能性分别体验个几十年。与此同时，任何与时间相关的烦恼都不得不提到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三十岁以上的人应该都非常熟悉那种感觉，随着年纪渐长，时间似乎在加速流逝，一直不断加速，直到像七八十岁的老人描述的那般，几个月的时光一闪而过，感觉就像几分钟。还有比这更残酷的吗？我们的4 000个星期不只是在不断流逝，而且所剩越少，时间流逝的感觉就越快。
如果说一直以来，我们都与自己有限的时间相处甚艰，那么最近发生的事则让问题显得更为危急。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封城期间，我们的日常生活暂时被打断。许多人都说，感觉时间在瓦解，日子不知怎的，既飞逝而过，又好像永远过不完，令人不知所措。时间使人两极分化，这种情况比以往更加严重：有工作且家中有小孩的人，时间不够用；停职和失业者，时间又太多。人们在原本应该休息的时间工作，违背了昼夜作息，有人在家伏案于电脑屏幕前，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在医院和快递仓库等地方劳作。用一位精神科医生的话来讲，未来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留下我们许多人困在“崭新又永恒的现在”——不是在刷社交媒体，就是在开零碎的视频会议，要么就是失眠。人们焦虑不安，无法制订有意义的计划，更不可能清楚预见下一个周末以后的生活。种种状况真是令人懊恼。这说明了一个问题：有如此多的人不善于管理自己有限的时间。我们本想努力充分利用时间，结果不仅失败了，还经常会让情况变得更糟。多年以来，我们淹没在“活出完全优化的人生”这种建议中，这在诸如《打造极限生产力》（Extreme Productivity）、《每周工作四小时》（The 4-Hour Workweek）、《高效的秘密》（Smarter Faster Better）这类书中随处可见，网络上也尽是“生活小窍门”，教我们如何在日常琐事上节省时间（注意，“生活小窍门”这个词的意味很古怪，它似乎暗示着，最好将你的人生视为某种有缺陷的装置，它需要改造，以防运转得不够理想）。现在有无数应用程序和可穿戴设备将你的工作效果、健身效果，甚至是睡眠效果最大化，有代餐饮料来省去吃饭的时间。还有上千种类似的产品和服务，从厨房电器到网上银行不一而足，它们的主要卖点都是帮你达成一个普世性的目标——最大限度地利用时间。
问题也不完全在于这些技术手段和产品不起作用。它们确实管用。你可以完成更多工作、参加更多会议、送孩子参加更多课外活动、为老板带来更多利润。然而矛盾的是，你反而会感觉更忙、更焦虑，并且不知为何感觉更加空虚了。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曾指出，在现代社会，时间就像一条停不下来的传送带，无论我们完成前一个任务的速度有多快，它都会以同样快的速度带来新的任务。“效率更高”似乎只会让传送带转得更快。
《无声的语言》，爱德华·霍尔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
这就是时间令人恼火的真相，但大多数时间管理建议似乎都没有切中这一要害。时间就像一个闹腾的幼儿，你越是努力控制它，让它服从你的安排，它反而从你手中溜得越远。想想那些帮我们战胜时间的技术吧：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洗碗机、微波炉、喷气发动机的世界，这些工具都在帮我们节省时间。按理来说，我们应该感觉时间更为充裕才对，但实际上没人这么觉得。人们反而觉得生活在加速，大家都更没耐心了。不知怎的，比起在烤箱前等待两小时，在微波炉前等待两分钟要让人焦心得多。多花十秒钟等待网页缓慢加载，也比花上三天时间通过信件接收同样的信息更加折磨人。
我们为了更高效地工作做了许多尝试，但同样弄巧成拙。几年前，我的电子邮件泛滥成灾，于是采用了所谓的“收件箱清零”（Inbox Zero）方法。但我很快发现，当我以极高的效率回复邮件，唯一的结果就是收到更多电子邮件。拜这些邮件所赐，我感觉更忙了，于是买了时间管理大师戴维·艾伦所著的《搞定》（Getting Things Done），他在书里提出的承诺很吸引我：“即使手头有一大堆事情，头脑也仍能清晰而高效地运作”，可以“达到武林高手口中‘心如止水’的境界”。不过，我未能领会艾伦这话的深意：事情总是做不完的。于是我开始尝试完成多得做不完的事。实际上，我也确实变得更善于迅速完成待办清单上的任务了，可结果，更多的工作又如魔术般冒了出来。
这些都不是未来应有的样子。1930年，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题为《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的演讲，其中给出了著名的预言：在百年以内，由于财富增长和技术进步，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间将少于15个小时。人们面对的挑战将是，如何填满所有新的空闲时间才不至于无聊到发疯。凯恩斯告诉听众：“人类自从诞生以来，第一次面临真正的、永恒的问题——从经济需求的压力中解放以后，应该如何使用自由。”但凯恩斯错了。事实证明，当人挣到足够多的钱来满足需求以后，便会出现新的需求，向往新的生活方式；我们从未真正赶上隔壁阔绰的邻居，因为一旦赶上了，我们又会忙不迭找到过得更好的新对象来攀比。结果，我们变得越来越卖力工作，忙碌很快成为名望的象征。这显然极其荒谬，因为在人类的全部历史中，成为富人的根本意义就是不必做那么多工作。进而言之，富人的忙碌具有传染性，因为对金字塔尖的人而言，多挣钱有一个极为高效的方法，就是在公司和行业中削减成本、提高效率。这意味着金字塔下方的人会有更强烈的不安全感，为了糊口不得不更卖力地工作。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英语：John Maynard Keynes, 1st Baron Keynes，1883年6月5日－1946年4月21日），一般称作凯恩斯（或译为凯因斯），英国经济学家。
没做正经事
现在，我们触及了问题的核心，一种更为深层的体会，更难用语言表达：尽管忙忙碌碌，可即使我们之中的幸运儿，也极少抽得出时间做正经事。我们总觉得可以用更有意义、更充实的方式生活，也说不上到底是什么方式，但总是不经意间把时间消耗在了其他的事情上。这种追求更大意义的渴求可以有很多种形式。比如说，它可以是一种强烈的愿望，让你投身于某项更大的事业，因为直觉告诉你，这一历史上的特定时刻充满危机与磨难，相比于以往的赚钱与消费，时代可能对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也可以是一种挫败感，因为你不得不花一整天来打工，只为争取片刻时间去做自己热爱的事。它还可以是一种简单的向往：时光易逝，你只想更多地陪陪孩子，更多地亲近大自然，或者至少不是将时间花在通勤上。环保主义者兼心灵作家查尔斯·爱森斯坦回忆称，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物质生活富裕，他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下，孩提时代就第一次感受到了我们使用时间时的基本“错误”：
我早就明白，相比于现在，生活本应该更加欢乐，更加真实，更有意义，世界也本应该更加美好。我们本不应该讨厌星期一，不应只盼着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小便之前本不需要举手申请。天气这么好，我们不应该窝在家里，日复一日。
感觉自己生活在错误的状态中，这种想法只会在我们试着提高生产力时显得更加强烈，因为尝试的结果似乎是，真正重要的事被推向距离我们视线越来越远的地方。每天，我们的时间都花在努力“解决”各种任务上，以便让它们“不碍事”。结果，我们的精神寄托在了未来，等待有一天肯定会有办法去解决真正重要的事。与此同时，我们会担心自己不够格，担心自己可能缺少内驱力和毅力，跟不上当今生活前进的步伐。“这个时代的核心精神是一种沉闷无趣的紧迫感。”散文家玛丽莲·罗宾逊写道。她认为，我们许多人花了一生的时间“将自己和孩子打造成工具而没有视为最终目的。”我们奋力去掌控一切，可能符合了某些人的利益；我们工作更长时间，为了获取额外的收入，购买更多的消费品，于是我们成了经济机器中更好的齿轮。但这并不能让内心平静，也不能让我们将有限的时间花在自己最为关切的人和事上。
电影《天使爱美丽》剧照。
《四千周》（Four Thousand Weeks）同样是一本讲述如何充分利用时间的书。不过这本书基于以下信念：我们所了解的时间管理已经遭遇惨败，不能再假装它还有效。这个不寻常的历史时刻，时间感觉如此飘忽不定，说不定这也是个绝佳的机会，让我们重新考虑自己与时间的关系。我们眼前的这些挑战，前辈思想家也都曾面对过，将他们的智慧放在当下，事实会变得更加清楚明了。生产力是个陷阱。高效只会让你更加忙碌。将垃圾清理干净，只会让垃圾更快出现。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人真正实现过“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无论这指的是什么，而且想完成这个目标，你也不会照着“成功人士在早上7点前要做的六件事”去做。你期盼着会有这么一天，一切终于尽在掌握——泛滥成灾的电子邮件得到妥善出来；待办清单不再越来越长；工作与家庭生活中的所有责任都能得到履行；其他人不会因为你错过截止日期或者掉链子而生气；最后，你变成了一个完全优化的人，终于可以投身于生活原本的真谛。让我们从一开始就承认失败吧：这种情形永远都不会发生。
不过，你猜怎么着？这其实是个非常好的消息。
原文作者/奥利弗·伯克曼
编辑/李永博
导语校对/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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