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如果遇到天灾，并不是朝廷直接救援，还需要一整套的救灾程序，可以说比较繁琐。
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与《宋会要辑稿》中，记录官员上奏救灾的内容里常出现“诉水旱灾”、“诉灾伤”、“检覆”、“检放”等词语，这些词语应是代表宋代对灾荒的处理方式，但是其执行的过程在北宋存留的史料当中，并没有详确与直接的记载。
使我们仅能从各项记载中慢慢地加以拼凑，所幸南宋董煟曾著录《救荒活民书》在其卷二〈今具旱伤敕令格式下项〉中，对此相关规定有完整的记载，故根据此可以推断在宋初即已有一套救灾的程序与规定，兹以该书〈今具旱伤敕令格式下项‧淳熙令〉、〈今具旱伤敕令格式下项‧淳熙式‧敕诉灾伤状〉与〈今具旱伤敕令格式下项‧淳熙式‧检覆灾伤状〉的格式与内容，来检视北宋救灾的程序与规定，此三者内文节录如下：
由以上内容可知宋代百姓受灾后，必须经过诉灾和检覆两道程序才能获得减免税收，其中又有诉灾期限与非时灾伤的详细规定。然而，今日所见虽为南宋孝宗时期之格式，但如前所述，其实早在宋初即具有针对灾伤救助的一定制度与程序。
《救荒活民书》
一、诉灾
诉灾，即是受灾户向地方官府报告灾伤损失情形的程序，是百姓将灾情上传政府的管道。然而，诉灾不是随时的，宋朝订定了确切的限期，宋太祖时就曾下诏规定，水灾或旱灾的诉灾期限，夏天必须在四月前，秋天必须在七月前。也许是因应各地农时不尽相同，太宗时更明确规范各地的诉灾期限，各有调整。
宋代诉状
前述〈淳熙令〉同样也记载诉灾的期限，若灾害属于非时灾伤，灾后一个月内必须诉灾，但是，各地的灾情，依环境地形变化而有差异，遇有其他意外情形而导致逾时诉灾者，朝廷仍会斟酌灾情破例接受。
或有地方官员主动要求“乞展限一月收诉灾伤状。”的事例出现，若有不晓得有诉灾期限，以致超过时限诉灾者，经过相关单位査实后，也给予检放。因此，在宋朝诉灾期限是具有弹性的，显现其人性化的一面，这其实也是一种体民的表现。
古代状纸
当时诉灾必须先书写状纸，内容有一定格式，从〈今具旱伤敕令格式下项‧淳熙式‧敕诉灾伤状〉中可得知，灾民需书写其原户所有田的面积、原夏秋税缴交的数量，以及灾前种植的田亩数、受灾后损伤的田地范围、灾后剩余多少田苗数，并于受灾处立牌做记号，待官员检覆。
但民间百姓普遍知晓诉灾程序，其内容常不依照规定填写，官员执行点检时，也未清楚认真查核，以致失实，使得诉灾者能够轻易获取蠲除免税的额数，更使地方政府少收许多税额。这可能是诉灾程序中的弊端，藉灾伤躲避支付二税，也或许是地方官员不想因灾荒检放而减少应收税钱的说法。
实际上，地方单位执行政府行政措施时，要达到完全没有疏漏，实不可能，以诉灾而言，北宋政府透过由下到上的官僚体制来传递民意，其中却是漏洞百出、弊病丛生。较常见的情形即是地方官不允许百姓诉灾伤。如：
其奏文指出未被受理的民户为数不少，显见地方知县漠视灾民诉灾伤状的问题十分严重，使人民的怨怼因此被压抑，而距京城较近的开封府尚且如此，那么离京城远的偏远州县又是受到怎样的对待呢？
尽管如王涉、吴安行、李悝等阻碍百姓诉灾的官员，已得到应有的处分，然而对于饥民与四散的流民，宋朝廷势必得耗费更多的资源进行救助，如此举措岂非有舍本逐末之嫌。是以，为基本救灾程序的诉灾，是最底层的、直接接触传递灾情的第一道线，唯有透过体恤民户的良官廉吏，始能提高救济的行政效率。
流民图
例如，在神宗时，知大名府的韩绛（1012─1088）就是这样体恤百姓的地方官，其曾上奏：由于当地旱灾已拖延至四月，且通常诉灾期限为四月底，若再要求百姓诉灾等待检覆，必定要延宕一段时间百姓才可获得蠲免，为尽快让百姓恢复原生活型态，韩绛希望中央能直接免去受灾人户的夏税，而其矜恤灾民的请求也获得神宗的认可。
哲宗时，夔州路的提举常平官傅，传正得知有被灾却未诉灾之民户，未先上报，即自行赈济灾伤七分以上者，事后才上奏中央请罪，之后传正不但被免罪，还获得哲宗的嘉奖。对于地方官减免百姓负担的行为，其实政府态度是正面的，也唯独如此诉灾才能达到其应有的功能。
二、检覆
检覆，为灾民向地方官府上诉灾伤状后，由官员亲身前往受灾民户查看被灾情形的程序。首先受委托的官员必须查核受灾是否属实，被灾情形为何，再判定需检放多少分数。〈今具旱伤敕令格式下项‧淳熙令〉中说明地方官员收到诉灾伤状后，必须照着状纸中所在的田地检视作物种植的情况，再勘其受灾田段，并核对村里与村民姓名身分无误后，将应检放之数登记下，每五日即需上报所属州之长官，其查核户籍无误后，再行贴榜告示。
检覆亦订有时限，以预防灾民诉灾后地方官员故意拖延怠慢。宋太宗时已立有这种规范，其曾谓宰相曰：“立限以遣之。”后期更有详细的条文规定，《长编》中记载着：“不得过四十日。”从官府收受诉灾状至贴榜告示的过程，必须在四十日之内完成。
由上述这一连串过程可知当时检覆的规定相当严谨，并且透过〈今具旱伤敕令格式下项‧淳熙令〉，更了解灾民诉灾时必须留下受灾的证据，以示检覆官员，才能继续下期耕作。但是，百姓辛苦栽种的米粮因灾害而无法收成，已相当不好过，若要再等待官员检覆，反而耽误农事的进行，为了不阻碍农时《宋会要辑稿》〈食货一‧检田杂录〉有如此的记载：
《宋会要辑稿》
仁宗景祐二年（1035）十月十三日，下令修改《编敕》规定，使受灾户留下被灾的作物，作为官员检放的证据，方便百姓改种。另外也有“仍勿检覆。”这样的情况也是避免让灾民承受过多的压力，使其尽快从灾伤中复原。
在许多方面都可以感受到北宋政府体恤百姓的用心，象是宋代检覆灾伤是没有受灾面积限制的，宋太宗时曾下诏，无论被灾田地的范围大小，都有接受检覆的权利，这其实也是一种体惠贫民的措施。有时视灾害情形，无须透过检覆手续即可直接减免税赋，干兴元年（1022）宋真宗特免去其覆检，藉由省去检覆的繁复手续，鼓励逃户能够回籍耕作，各归其业。至和三年（1056）时，京东、京西、荆湖诸路水灾，仁宗也下诏：“更不覆检。”灾情紧急的时候，直接跳过检覆的程序，决定给予宽限税赋。
然而，检覆过程中仍是有疏漏的时候，官员检放不实是主要因素。如政和年间，臣僚上奏遇到非时灾伤，先是知县不明受灾情形即受理百姓诉灾申州，而后州依规定委托检覆的曹椽簿尉更是“不依条躬亲检视。”使得政府因此亏损极大税收。较严重的是对于灾伤不予理会的州县长官，勒令民户如时缴税，徽宗时京西路水灾的均、房州诸县即因放税不尽，导致百姓无法生存而聚为盗贼。为改善这样的状况，徽宗也下诏面对不负责的地方官员，是允许越级申诉的。
三、抄札
抄札，是灾情发生后，官府派人登记受灾人口情况，以备赈济的工作。但是，此程序并未见于董煟《救荒活民书》的〈今具旱伤敕令格式下项‧淳熙式‧敕诉灾伤状〉与〈今具旱伤敕令格式下项‧淳熙式‧检覆灾伤状〉中，究竟在北宋救灾的程序中，抄札用于何时，初步将情形简论如下。
以北宋资料来看，抄札用于灾伤后的有，毕仲游（1047─1121）知耀州时，当地大旱，放税已达七分以上，其以常平米赈粜，更抄录缺食人口。
苏轼
与绍圣元年（1094）正月，苏轼（1036─1101）上〈乞减价粜常平米赈济状〉提到，因元祐八年（1093）河北诸路灾伤，仅放二分税，实际灾伤程度却达五分。即是因灾伤检放不实，以致灾后仍有百姓缺食的状况，但已过诉灾的期限，而且也不是河水灾伤无法依条例赈济，苏轼希望朝廷可同意出粜常平米赈济。而此处所指抄札是灾后，州县地方官可以登录缺食人口，给予粮食的赈济。
此两条例子，抄札皆是用于灾后抄录缺食人口的工作。不过，抄札也有用于平时救济的，比如抄录老疾与贫困百姓的人数，再给予救济。北宋时期抄札在赈济工作中，是用于灾后的登录措施，同时也适用于平时救济，官方会主动抄录老疾、贫困或缺食之人，予以救济，是一种对受灾或弱势人口予以统计登录的工作。
由以上可以看出，在宋代，救援灾民并不是简单救援，还需要一整套的流程。但是各个皇帝都在修改流程，以达到快速救援的效果。
参考文献：
- 《救荒活民书》
- 《长编》
- 《宋会要》
- 《宋会要辑稿补编》
- 《宋代社会保障研究》
- 《西台集》
- 《苏轼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