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份，举国上下正倾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除了一线工作的人士，大家都自觉居家隔离，通过社交媒体沟通信息。在每天的疫情报告数据中，一条推送突然在乐清人中间得到快速转发，那是一篇叫《疫鉴：近四百年乐清史上的瘟疫》的推文。推文集中梳理了过去将近400年间乐清历史上的瘟疫，并写上按语，供读者查阅参考。
整理这篇推文的作者叫项海峰，笔名石礁，是名书法教师，本报文化周刊曾在2018年3月30日刊发过《大荆话版〈将进酒〉——朗读者石礁让方言和古诗来了次碰撞》一文，介绍了这位文史爱好者。
因为职业的原因，石礁平时喜欢读古书，尤其对历史类书籍比较感兴趣，《道光乐清县志》是他常常翻阅的案头书。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石礁发现口若悬河、高谈阔论的多，而有益于百姓认知的客观的文字较少，他就一直寻思有没有这方面的素材或切入点，为大家写点或做点什么。
后来在一次阅读与灾难相关的历史类推文时，一个念头忽然就蹦了出来，石礁认为自己可以搜集整理乐清历史上的瘟疫。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人类和瘟疫的斗争不是今天才有，每一次斗争都曾给我们启示，都值得铭记。想到这些，他立刻行动起来。
在整个整理撰写过程中，由于相关史料相对单薄，而且越久远就越荒芜，石礁不得不缩小整理范围，把时间限定在史料相对完善的近400年左右。在梳理好资料后，他把这篇文字命名为《疫鉴》，并顺便摘录了自己的读书笔记，附在每条史料下（按语），供读者参考。
石礁在前言里写道：“文章推送后，我的心情一直是沉重的，一则是因为整理史料让我感到人类生命的渺小和脆弱，再则是我对人类总是善于遗忘教训深以为忧。不过也有好的方面，我们最终都挺过来了，不是吗？”
近400年乐清历史上的瘟疫
顺治十六年（1659年），春，瘟疫大作，人民死亡枕藉。
石礁按：“枕藉”的意思是物体纵横相枕而卧，言其多而杂乱。此处虽无详细数据，读者可脑补当时惨状。
嘉庆三年（1798年），春夏大疫。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旱。秋七月，大风雨，拔木淹禾，岁大饥。八月，大疫。时患霍乱转筋之病，犯者顷刻死，哭泣之声，几遍巷里。
石礁按：在古代，大自然灾害后，往往瘟疫接踵而至。霍乱之恶名让古人谈之色变，史载朝发夕死，只能听天由命。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霍乱流行，死亡枕藉。
道光三十年（1850年）春，瘟疫流行，儿童罹病夭折者甚多。
石礁按：何等无情！
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大饥荒，继发大疫。
石礁按：何种瘟疫未详，但饥荒之后大疫，惨况可想而知。
光绪十七年（1891年）县境内狂犬病突发，死人甚多，牲畜被疯犬咬伤者亦死。
石礁按：“突发”言猝不及防，“死人甚多”，画面不敢想象。
民国十八年（1929年）全县流行“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简称脑膜炎），死亡达3000余人，以儿童居多数。
石礁按：死亡人数极多的一次，不知多少家庭会哭天抢地。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霍乱开始在柳市地区流行，后蔓延到城区、虹桥一带，死者数以千计。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秋，霍乱病流行，县西沿海一带最为严重。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全县鼠疫6例，死5例。
石礁按：据统计，1943-1950年（1949年除外）连续七年在县内13个村共发病73例，死亡55例，均为腺肺型鼠疫。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日军在翁垟镇九房作鼠疫传播试验，以活人做标本试验而死者5人，因越禁脱逃被活活打死1人，被传染而死16人。
石礁按：“鬼子”真该死！
1952年，春，全县麻疹大流行，1万多人患病（绝大部分为儿童），造成372人死亡。此外，全县发声白喉73例，其中死亡28例，死亡率达38.4%。
石礁按：白喉是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因咽喉部现白色伪膜而得名。
1962年，7月13日，柳市区三山公社三房大队复发流行性副霍乱，迅速蔓延整个区，患病人数达1215人，死亡40人。
1971年1月至9月，全县流行小儿喘憋性肺炎，7月8日一天发病1421人，小儿居多，病死率0.14%。
1981年，县内少数村庄又发生霍乱，来势颇猛，后扑灭。
石礁按：这是霍乱在乐清的最后现身。
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全境……
结语：新中国成立以来，因为注射疫苗和政府的主动积极防控，甲类传染病鼠疫、霍乱已不复见。其它传染病也基本得到有效控制。但这并不意味着瘟疫已经远去，非典、新冠的接踵而至，告诫我们——人类和瘟疫的斗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瘟疫固然可怕，但如果不能在惨痛的教训中学会反思和总结应对，才更可怕！
史书记载的瘟疫
古代百姓心中常有三大畏惧——战乱、鬼怪和瘟疫。由于不知道这些传染病的来源，人们把疾病归咎于神灵的发怒和对人类的惩罚，被称之为“众神之怒”。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把公元前430年发生在雅典城内的一种可怕的流行病称为“瘟疫”，“雅典城里的人像羊群一样死去”。中国古代殷墟甲骨文已有“虫”“蛊”“疟疾”及灭虫的记载，这可能是能够追溯到的我国有关瘟疫的最早记载。
《小屯殷虚文字乙编》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与天地沟通的巫师正在占卜，他所问有两件事，其一是这个瘟疫是否会蔓延开去？其二是商王是否感染瘟疫？可以想见当时的王城里应该发生了大规模的人群感染事件，以至于商王都有了被感染的风险。
《史记》也用“疠”“大疫”表示疾病的流行。特别是“疠”，在中国古代文字学中间是指“瘟疫”的意思。这个字在《尚书》《山海经》《左传》都出现并且使用了，这应当是中国最早的有关瘟疫的文字记载。
现存文字中有关大规模瘟疫的记载，是发生在东汉末年中原地区，有史料统计，东汉桓帝时期，全国人口5000多万，至三国末年，全国因瘟疫死亡人口以千万计。建安二十二年，一场席卷全国的大瘟疫更是造成了十室九空的悲惨局面，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就是巡逻军营、照顾士兵时染上瘟疫死的。东汉文学著名的“建安七子”，就有五人死在这场瘟疫中。东汉末期百余年成为我国历史上疫情最严重的时期之一。
曹丕、曹植两兄弟也描写过这场瘟疫。魏太子曹丕在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7年）撰写了一封信《与朝歌令吴质书》，信中写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另一篇是曹植的文章《说疫气》，文章中记录到“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
而就在曹丕给吴质写信的九年前，著名的赤壁之战也与瘟疫大有关联。早前史家将孙刘联军胜利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曹军不熟水性，但随着医学史料的挖掘，其实不然。
孙吴联军攻曹，曹操船舰损失惨重，下令撤退。但奇怪的是，撤退途中，曹操下令把未烧着的船也一并点燃。相关医学史的研究表明，彼时血吸虫病在赤壁地区传染甚广，这种疫病以水为传染源，从北方而来的曹操军队除了不通水性外，对这种瘟疫也知之甚少没有免疫。撤退途中曹操下令点燃的船，很有可能与防止瘟疫蔓延有关。这一点在他其后写给孙权的信里也得到了证实：“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
《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崇祯十六年，大疫，南北数千里，北至塞外，南逾黄河，十室鲜一脱者。”以山西地区为起点，中国北方地区发生了一次规模巨大且极严重的鼠疫灾害，北京城也是重灾区之一。对处于风雨飘摇的明朝而言，这场鼠疫无疑是雪上加霜，以致李自成两天就攻下了固若金汤的京城。
据中国中医研究院出版的《中国疫病史鉴》不完全统计，从西汉到清末，我国至少发生过321次大型瘟疫。每次疫情，都能让当时的社会为之颤栗。
历史悠久的隔离措施
聪慧的炎黄子孙在千年的对抗史中，摸索出了一条从巫鬼之术到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战“疫”之路。这就是严密的隔离措施。我们的祖先对待瘟疫主要采取了三种方法：第一是药物治疗。第二是免疫疗法，主要是针对天花。第三是隔离传染源。除了以上三种以外，还包括做好公共卫生等等。总而言之，中国古代创造了很多有效的治疗瘟疫的方法，这些都是人类宝贵的财富。
中国古代的医师们早就认识到瘟疫有着极强的传染性，并发现隔离传染病人是非常必要的预防措施。从汉代开始，就用隔离病人的方法来防止瘟疫的传播。古代战争期间，军队中患病的士兵也需要从健康的军人中隔离开来。实践证明，这种隔离法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控制瘟疫的方法。
“中国古人非常重视传染病。”《中国疫病史鉴》主笔、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负责人梁峻对记者说。据介绍，两千多年前的医著《黄帝内经》中就有预防传染病的记载；从汉代起，医书里都把传染病作为重点项目加以关注；晋朝葛洪的《肘后方》记载了“虏疮”（天花）、“狂犬咬”（狂犬病）等；其后的医书对疟疾、麻疹、白喉、水痘、霍乱、痢疾、肺结核等急性传染病及其辨证治疗办法都有明确记载。
睡虎地出土秦墓竹简中记录了这样一段秦代传染病的“隔离”制度：一名正在接受筑城刑罚的犯人服刑还没有结束，却被发现得了麻风病，当地官员迅速将他转移到了一个叫“疠所”的地方隔离。这或许是出土文献中能见到的较早关于官方治理疫情的记载。
而正史中有关政府官方干预疫情的记录，则始于西汉。元始二年，京畿一带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蝗灾，疫病随之而来。汉平帝下诏：“民疾疫者，空舍邸第，为置医药。”由政府安排专门的房子“隔离医院”负责医治疫病患者，这是我国历史上较早出现的关于公立临时疫病隔离医院的记载。
至南朝时期，有“六疾观”“别坊”等隔离机构。唐朝设有“病坊”，宋代设“安乐坊”，通常由中央政府视疫情分拨经费，由地方政府采购药物，招募僧人照料病患。
除了有效隔离外，自唐朝以来，由政府组织医疗力量救治，都是战“疫”决胜的根本保障。正统十四年，淮扬发生瘟疫，明英宗派了40多个太医奔赴疫区，救治百姓。而根据历史记载，官方对于疫情时期的“赐药”“颁方”都是免费的。
及至明清时期，“科学战疫”有了划时代的突破——人痘接种法的普及，这是人类战胜传染病“天花”的经典案例——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疱里的痘浆、痘疮结痂磨成的粉末吹入健康人的鼻孔中，使其感染，进而获得天花的免疫力。史料显示，自明代开始，科学的种痘方法已经在民间开始使用。
因康熙帝自小的天花经历，他对人痘接种法的推广和普及产生了重要作用。自康熙帝开始，对天花的防治由单纯的躲避隔离变为多极防治结合。在他的倡导推动下，清朝天花防治更加系统化。
到了晚清，在和西方接触的过程中，逐渐开启了近代化的防疫历程，在防疫体系中，“公共卫生”的概念开始被接受和推广。
抗疫与中医学
在战胜历史上为数众多的大规模瘟疫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医学没有一次缺席。那些悬壶济世的医生，古往今来均为世人所景仰，人们尊称他们为“郎中”“大夫”（古代官职名称）。对于拯救苍生的“大医”，老百姓敬他们为“医圣”“药王”，世世代代感念其恩德。
在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尚未结束之时，可以着重讲一讲“医圣”张仲景和他的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正值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这部书论述了对多种传染病的治疗医方，其中很多是经实践检验、可靠、有效的验方。
根据张仲景的记录，他那全族总人口有200多的张姓家族，从建安初年开始，不到10年，2/3的人身亡，其中死于传染病伤寒的占70%。他在《伤寒杂病论序》中写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医圣”提到的“伤寒”一词，与我们现在说的伤寒略有不同，其主要症状为发热，并且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实则是对各类疫病的指代，人们称这种病为“温病”“热病”“伤寒”。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瘟疫，又称大流行病，是指大型具有传染力且会造成死亡的流行病，在广大区域或全球多处传染人或其他物种。
《伤寒杂病论》又作《伤寒卒病论》，在四库全书中为子部医家类，是中国第一部理法方药皆备、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医临床著作，被认为是汉医学之内科学经典，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张仲景确立的六经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一直为中医学者所尊奉。因为历史因素，本书原貌不复可见，后世分成《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书分别流通。至今是中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
《伤寒杂病论》一书中，张仲景将各种“伤寒”分为6大病种，并根据其临床上的不同表现再逐一细分，针对每种病分别给出治疗手段和药方。《伤寒杂病论》中载有方剂110多个，《金匮要略》中载有方剂260多个。
除去两书重复，实收方剂260多个，有些至今还在被人们所使用，比如：白头翁汤：治疗痢疾；白虎汤：治疗乙型脑炎；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治疗肺炎；大黄牡丹皮汤：治疗急慢性阑尾炎；茵陈蒿汤：治疗急性黄疸型肝炎；乌梅丸：治疗胆道蛔虫症；炙甘草汤：治疗心律不齐……
更值得后人钦佩的是，张仲景在担任长沙郡太守期间，繁忙公务之余，仍坚持给百姓看病。瘟疫流行时，大量染病的老百姓就医无门，张仲景想了个办法，每个月留出固定时间，官府衙门不处理其它公务，让百姓们进来看病，诊断、治疗的地方就设在官府大堂上。
张仲景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坐堂医”。
而后中医传承愈广，东晋医学家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对天花、虏黄病(即现代所说的黄疸)、沙虱病(恙虫病)等传染病的治疗作出了贡献。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不仅总结了许多治疗传染病的方剂，还提出用熏药法进行空气消毒、向井中投入药物给水消毒等消毒法。
本文写作参考了《中国青年报》载《被瘟疫改写的历史》；《华西都市报》载《中国历代“战疫”简史：从巫鬼之术到公共卫生建设》；陈忠海：《历史上360多次瘟疫，中国传统医学没有一次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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