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16年11月19日下午,河南省“‘濮阳杯’第七届黄河戏剧节”决赛剧——商丘市豫剧院整理、编排的大型新编历史古装豫剧《应天骄子——范仲淹》,由我市睢阳区目连戏传承保护中心在本市宋城影剧院演出剧场内,除有省评委亲临现场观摩评审外,到场的商丘观众,可谓座无虚席我虽然不是评委,没有对该剧的评审任务,但总还想说出观后感来——戏里戏外均“商丘”:商丘人,整理了商丘人的故事;商丘人,演绎了商丘人横空出世的原形轨迹;商丘人,传承发展了商丘地方戏——丰富了响当当的豫东调不然,就觉得如鲠在喉,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济源戏里戏外?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济源戏里戏外(戏里戏外均商丘)

济源戏里戏外

2016年11月19日下午,河南省“‘濮阳杯’第七届黄河戏剧节”决赛剧——商丘市豫剧院整理、编排的大型新编历史古装豫剧《应天骄子——范仲淹》,由我市睢阳区目连戏传承保护中心在本市宋城影剧院演出。剧场内,除有省评委亲临现场观摩评审外,到场的商丘观众,可谓座无虚席。我虽然不是评委,没有对该剧的评审任务,但总还想说出观后感来——戏里戏外均“商丘”:商丘人,整理了商丘人的故事;商丘人,演绎了商丘人横空出世的原形轨迹;商丘人,传承发展了商丘地方戏——丰富了响当当的豫东调。不然,就觉得如鲠在喉。

本剧作者是商丘人,本剧的名称是《应天骄子——范冲淹》。应天,北宋陪都南京,当今之商丘是也。范仲淹是应天骄子,也就可以理解成他是商丘人了。两者结合,足以说明我的感受之一成立。

我有一个感觉,大凡没有进入“范仲淹研究”行列者,可能包括不少商丘人在内,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的不朽思想和令人追求的价值观,以及他设定的自问自答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都十分熟悉。但是,对大名鼎鼎的范仲淹是商丘人,肯定会提出一大堆方方面面的质疑。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商丘人。说出的这个概念,当然不是有意否定“范仲淹是苏州吴县人”之说。因为我不仅有史实的证据,而且也表现在戏剧的情节中。

范仲淹的父亲范墉,虽然是苏州人——病故后也葬在苏州,但范仲淹的出生地,是范墉的为官之地徐州。范仲淹两岁时,其父撒手人寰,生活所迫,生母谢氏改嫁,进入时任吴县推官的朱文翰的家庭,由此,范仲淹改名“朱说(读音:yue)”。后朱文翰任山东淄州长山县县令,朱说(范仲淹)随其母和继父定居长山。戏里的朱说(范仲淹)23岁时,继父病故后,他便辞别在山东的慈母,来到国家级的声名显赫的“应天书院”求学。五年的“应天”读书生活,不仅与应天的李氏小姐爱情有果,成为“应天”的半个儿子,而且还将自己的生身老母由山东接到应天落户,母与子皆为地地道道的“应天人”。

今日商丘“范氏”后裔(虞城利民比较集中),除在其《文正祖祠堂记》上有“则我虞范氏其派衍姑苏也”的文字外,在《虞城范氏家族与范仲淹》一文里,还有“范宗聪是范仲淹的嫡传八世孙,于元末明初时期(由苏州)来虞城落户”的记载,范氏族谱多处文字间,显示出其来虞城的原因是“返迁”——走了以后再回来。其后裔当今虞城名人专题撰文说,范仲淹:“他在应天书院苦读五年后考上进士,入仕以后,其职田就分在了商丘的宁陵、永城和虞城.……并把其母接到商丘居住奉养。他的母亲去世后初葬在商丘,后定葬于洛阳伊川县万安山下的范园。她为母亲服孝三年,其间应聘到应天书院主持教学工作,他的长子范纯佑、次子范纯仁也出生在商丘。所以,范仲淹的家在商丘是历史事实,是不容置疑的。”

到此,便会清清楚楚地看到:商丘人,整理编排了商丘著名历史人物的故事。那么,“商丘人,重新演绎了商丘历史名人,横空出世的原形轨迹”也不难理解了。

随“序曲”开幕后,剧情由范仲淹冒寒风踏冰雪,饥寒交迫,晕倒在赴应天书院门前的路旁,而被打救的“病投书院”开场,经“春香传书”、“借梅寄情”、“清凉寺抒怀”、“依依惜别”、“夜宴琼林”、“捍海修堰”、“仕途波折”、“揖别黄河岸”数场戏,和应天教学的“尾声”落幕。不仅情节跌宕起伏,妙趣横生,扣人心弦,而且哲理深邃,发人深思,令人在感叹、赞许、钦佩中受益。

但是,细心的人们会发现,本剧对范仲淹出阁入相、终身爱民爱国、力主“庆历新政”的治国大策的不俗表现,没有编入,对脍炙人口、思想性极高的《岳阳楼记》的出手没有涉及。一句话,就是对多数人不太熟悉的范仲淹这段历史,被搬上舞台,而家喻户晓、令人折服的范仲淹的那些故事,却没有进入剧中,像是有些令人惋惜和遗憾,是否还应该对剧本再讨论讨论。

不过,再从本剧“名称”和所写的范仲淹在应天求学成才,走入仕途,因坚持朝中纲纪,而被扣上“犯上”的帽子离开京城,返回应天的故事,剧情的结构,紧紧围绕“应天骄子”而做文章,是无可厚非和恰如其分的了。辩证地去看,里面有作者的特殊用意:拓宽对范仲淹了解的视野,使更多的人熟悉范仲淹,更好地宣传范冲淹的思想及其社会价值。

全剧除去“序曲”、“尾声”的九场戏,足足涵盖了所谓“惋惜”、“遗憾”和“再讨论”的内容。九场戏里先后展现出一个鲜活的范仲淹:艰苦求学,断齑画粥;博览广思,标新立异;严于律己,志向鸿鹄;心系百姓,身先士卒;忧国忧民,针砭时弊;不畏权贵,正直刚强。特别是应天求学,不仅赢得学友的称赞,也博得老师的好评,为其顺利科举得中,为官清正打下良好的基础——为剧情发展,埋下伏笔。

刚中进士,尚未走入仕途,就展现出范仲淹的“棱角”。恩科揭榜,宋天子宴待包括范仲淹在内的新科进士,席间得知沿海兴化县水患成灾,当地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而丞相吕夷简,却认为是不足挂齿的小事,提出以后再议。在众多尚未委任官职的进士中,唯范仲淹挺身而出,提出与吕丞相完全相悖的处置意见——民为国之根本,朝廷即可派官员前去赈灾。宋天子当场委任范仲淹为兴化县令,范仲淹领旨而去。救灾现场,身先士卒,指挥得当,筑堰捍海,与民共同抗灾,受到百姓的称赞和拥戴。

初出茅庐,首战告捷,范仲淹也因此“提拔”到汴京城任“秘阁校理”。在皇帝身边,面对吕夷简策划、有违国家纲纪的“皇后寿日”活动,直言相谏——明确家事即家事,国事即国事,劝皇帝和皇太后,改变既定筹备,实现国事与家事的分离。不料获罪被贬出京,回到应天,开枝散叶,以待复出,该剧也到此落幕。

一场大戏,不仅重新演绎和“复活”了范仲淹——由来应天求学,到学业有成,横空出世,再到“直谏犯上”遭贬回应天,他个人人生的这段历史,而且还寻找、勾勒出与其以后为官生活,有着惊人相似的周期性循环的首个“原轨迹”。进而达到本剧作者一叶而知秋的目的——以此寓函着范仲淹后半生不俗的真实人生,让观众进入剧情,浮想联翩,余味无穷。

剧作者的构思,不仅合理、巧妙、取舍得当,而且其寓意,完全符合范仲淹的生活实际。之后,范仲淹再次由应天走出,虽有出相入阁荣耀,但仕途却像过天车似的高低起伏不定,老是重复着首个“轨迹周期”。正因为如此,他才在为官的道路上,历经千锤百炼,形成一颗忧国忧民之心——《岳阳楼记》,是集中反映的载体之一。我认为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时年58岁——距病逝时间只有6年的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之所以令一代又一代的人们高山仰止,是因为该文章是他自己人生思想的升华和总结。虽然这些情由没有写进本剧的剧情里,但是,透过“应天骄子”的情节展现,就见微知著,像是透过墙外一枝红杏,便可推知墙内百花盛开,春色满园。从这一点上讲,“岳阳楼”思想的根基,是深深地扎在应天读书、应天执教、应天生活的芳泥厚土之中。所以,一个“应天骄子”的称谓,一个“第一周期的循环”,就能通晓、涵盖商丘人范仲淹的一生。

再说“商丘人,传承发展商丘戏”。这里,我不是说,本剧是商丘市“目连戏传承保护中心”演戏,也不具体讲演员的手眼身法步,如何精准到位,而是说舞台上的唱腔“充满豫东调”。

传统的豫剧——河南梆子,分豫东调、豫西调、祥符调、沙河调——后被以演员命名“门派”的方式所取代,而豫东调名人辈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河南举行戏剧汇演,虞城县豫剧团大红脸唐玉成先生,被冠名“豫东红脸王”;洛阳豫剧团团长马金凤女士,冠名“洛阳牡丹”——其参演的《穆桂英挂帅》为传统豫东调。当然,宁陵籍的省豫剧二团的大黑脸李斯忠,商丘豫剧团所拍豫剧电影《包青天》中扮演包拯的吴心平、扮演韩琦的许颖和新近被戏迷称为红脸王、唱腔中融入唐玉成唱腔格调的刘忠河以及与之同台演出的“国母娘黄爱菊”、“小金枝张建华”等等。

初听范仲淹的扮演者的台上唱腔,他似乎背离了“豫东调”。特别是前半场的“小生戏”,他唱腔轻盈典雅,不温不火,像是一杯透明的白开水,与高亢、洪亮、丰满拖腔韵味十足的豫东调,格格不入。但是,再入戏中细品味,唱腔设计者设计剧中人物的唱腔,是为剧情服务的,换句话讲,戏中人物需要的就是这个“味”和“调”。但是,从某个角度讲,扮演范仲淹者,除大胆吸纳了包括现代戏,甚至话剧中的现代舞台表演艺术和道白“腔韵”,接纳了南方戏中的优雅轻盈、举止稳重、表演细腻、绵里藏针的声腔表演外,骨子里还是“豫东味”。特别是在戏中人物由思想“纠葛”到思想“解放”时的唱腔,就采用豫东调拖腔结尾,高起高落,悠扬动听,对体现剧中人物的性格和感情的抒发,起到关键的作用,也换来了剧场内的热烈掌声。

后半场的范仲淹,更是淋漓尽致的大板大板的豫东调,有的就是唐玉成老先生原汁原味的高亢委婉的声腔再现,有的就是许颖先生在“韩琦杀庙”中,句句扣紧喷泉似的奔放而出的唱法。剧场内,掌声不断,高声的叫好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像是被豫东调和唐老先生、许颖先生“原味”旋律置换出的重磅炸弹。当然,他所采用的“豫东调”之外的众家之长,借它山之石以攻玉,就是一种创新与发展,使得豫东调更加丰满和完美。

实话实说,剧中人物范仲淹,是不好演的。按剧情发展,由“小文生”,到挂胡子的“胡子生”——豫剧里称红脸,一个演员扮演全程中的几个角色,就得有几种行当的不同唱法。这里,我们不讨论扮演者的表演难度,也不研究他对豫东调的贡献,再去说一个“纯粹”的豫东调的扮演者——宋王。他是拜豫剧表演艺术家,堪称当今豫东红脸王的刘忠河为师的一位演员,不仅唱腔一丝不苟地紧紧跟随刘忠河,而且“做派”也随其老师——只是一个唐王,一个宋王罢了。当然,听众不会对他吝惜自己的掌声。

李湘屏之剧中的二号人物,她的扮演者,着重于闺门旦角色。唱腔清脆圆润,悠扬动听,但是比起“宋王”来,好像是她的传承师傅不唯一。明显,有两句属常派——不多,时而有“祥符调”的细腻委婉进入,虽如此,她仍然没有走出“豫东地”——她的声腔韵调,还是以豫东调为基础的。有马金凤的“穆桂英”唱腔成份、有“金枝玉叶”声韵元素,更有“哪呀海,咿呀嘿……”豫东调特有的俏丽、委婉、生动、悠扬的“花腔花韵”(包括丫鬟春香的扮演者地地道道此种演唱)。这个大拼盘,应该说她与“范仲淹”的“声调”一样,有继承,有创新,有发展。对随着她的演唱而来的阵阵掌声和欢呼声,就不足为奇了。

这里,还需要说一下“吕夷简”丞相——剧中是“白脸奸臣”。豫剧有黑脸、花脸之分,扮演正面人物,以黑脸居多,如包公戏,演奸臣和反面人物,以花脸居多,如潘洪、王强等。可是剧中的白脸“吕夷简”,却占据两个商丘的“正面包公”。他的道白及唱腔,多学习李斯忠的本腔本韵,而在其中一句托腔里,借用了吴心平的“新包公”的旋律,观众爆以热烈的掌声——反面人物得到掌声是不易的。而不论是李斯忠,还是吴心平,都属于豫东调的传承者,两位“活包公”被“吕夷简”所占,白脸奸臣受欢迎之谜,也从中破解。

我把晏殊与范母谢氏放在一起谈一谈。两人在剧中分别为“三、四号人物”,当然出场及唱腔均有一定分量,俩人的唱腔,虽有作曲者新设计,但是,没有脱离豫东调的大环境:高腔大韵,二者有之;声腔婉转迂回,二者有之;边说边唱,说唱结合,二者有之。让听众更加亲近,自然的就掌声不断。“范母谢氏”的唱腔里,也像本文讲的“唐王”、“宋王”错位一样,“范母”的腔调里,含有“国母娘黄爱菊”的声腔韵味,增加了唱腔的浑厚和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