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幸运的是,不同的阶段里,你所遇见的每一件事都很有意义。
“
在很小的时候,你就看了《红高粱》,虽然看不懂电影,可是你第一次对电影这个事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你跑到后台,想直接看看银幕的后面是什么,然后发现,哦,电影中的人,都反了过来。那时候的你,懂什么呀,根本想不到什么做演员和从事电影行业,但那是你第一次知道银幕后面长什么样子,你觉得很神奇,原来电影的世界是如此之玄妙,由此种下了一颗好奇的种子,1988年,那年你十岁。一年不多,也一年不少的三十年后,你走进了《红高粱》导演的电影世界,这一次,这个世界叫作《一秒钟》,它对你的人生又是怎样的一个意义?我觉得,那就是你三十年的一个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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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ORGIO ARMANI
01 “如果换作我,可能我会更残酷”
回望过往的自己,算是一种自省。从经历过的、发生过的种种里,进行自我复盘和剖析。从此刻回顾过往,记忆画面中那满腔的热血,稍显青涩、紧张不安的模样,今日看来难免觉得幼稚倔强,但也是那样青涩的自己,一步步,一路跌跌撞撞,成为此刻的自己。
二十出头的时候,张译满腔热血地痴迷着表演,偏偏也是那个时候,他在表演上得到了一些严重的否定,“那是最年轻气盛的时候,执着于我的理想,我的追求,却被人说,你在这行里没有生路,那会儿,是真的难过。”
去年,张译回看了自己人生中第一次在电视剧中的表现,“有幸,看到自己1996年的表演,简直可以说,就是一个崩塌,一个崩溃。很想问当年的自己,为什么不能听别人的话,不去从事点别的行业?我完全看不到当年这个孩子身上有任何可能成为演员的希望,没有长开,又不会演,又紧张,又怯场。”原本只是特别想知道自己从前演戏是什么样,看完之后他自叹“何必呢”,何必要看,“而且你这个孩子,何必要干这一行?”
“明明是个自行车,非梦想着有一天要飞到天上去。如果你认识到自己是个可以改造的自行车,有安装插件的预留口,当然可以去尝试,通过学习去打造出你的外挂:一双翅膀。如果根本就没有这个预留口,不具备这个条件,就踏踏实实当一个优秀的自行车吧,不管是弯把的公路赛,还是直把的山地越野,或者是个谁都能扫码骑走的共享单车,不是也很好吗?”
想想当年听到的否定之词,他觉得实在也怪不了别人。当年的自己在此时的他看来,确实有些惨不忍睹;当时的否定在如今看来,更像是某种帮助:“别人是真的出于一份关爱,担心你这个孩子将来没饭吃,所以才说,你要不做点别的,你干什么都行,就是别演戏,别的工作你都能干得好。当年要换成是我来面对我自己,我可能会把否定的话说得更残酷一点。”
“年轻人在面对自己梦想的时候,容易出现一种什么问题呢?就是不能先把自己看清楚,所以很多年轻的朋友,包括我自己,天天嚷嚷着,我热爱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努力的!但怎么努力?实际上并没有方向。因为方向首先得建立在对业务领域的认知和性格认知上,所以要做调查研究,最首要的是认清自己。”
当年,他觉得自己就没有认清,于是在追求热爱与理想的过程里,跌跌撞撞、摔摔打打的情况持续着,直到有一天,在大家不断的否定中,他“屈服”了,离开了表演,转去做了一段时间的编剧工作,“我觉得这个屈服特别好,等于是让我把一只始终拼命往外打的拳头,给收回来了,然后我才可以开始慢慢积蓄力量,看清自己。”
那段时间的文字工作,无心插柳,为张译打开了一点可以呼吸的气口,让他反思、自省,找到自己的缺点,找到自己的可能性,“我觉得自省恰恰就是给人生安装预留口的一个方式,打造出预留口,才有可能拓宽自己的领域”,当他再次有机会重新把拳打出去的时候,他这台自行车上,已经装上了原先没有的翅膀,他认为这就叫“听人劝,吃饱饭"。改装过后的他,稍微能飞起来一点了,不过也没有上天,就是“能离地了,离地面大概有那么一尺来高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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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这是一份刀尖上的工作”
去年突然爆发的疫情,让张译也突然有了一次偶然的爆发——他有四部作品都不得不推迟在今年的下半年上映。这个密集的排片情况,他说不上来,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好的是大家集中观影,会觉得张译好像在大银幕上集中发力了,不好的是对于演员本身有一些过度的消耗,大家会不经意地去对比这四个作品。”
“演员有很多种,有的演员就是在同一个类型的角色、同一个领域里深耕,他们的压力是要在同一类型中找到差异化,我相信他们的压力也不小,但是我呢,我形容自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见好就收。"
演过《我和我的祖国》里几乎全程戴口罩的“高远”,如果说最近再演一个戴口罩的人,他说自己会有点“肝儿颤”,因为之前已经做到了一个自己尽可能的极致,要在短期内再次塑造一个戴口罩的、但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物,他表示很困难,“不是我自己承受不住,是害怕观众找不到角色的差异,他们会觉得你为什么演两个同样的角色?所以其实不仅仅是我自己不希望雷同,观众的审美也包含着这样的期待。”
担心和紧张的心情,在每一次有新作品要上映的时候都恒定出现,并不因为次数的密集就削减一些,这时候他就会像是要交作业了一样,不知道接下来的成绩会如何。“等待观众的观感,就是等着验证我这几个月的工作有没有纰漏,观众是否满意,这个时候是没办法放松下来的,我今年最后的紧张,就是《一秒钟》,然后我今年的片子就都上完了,这之后应该才可以稍稍放松一点。”
观众的评价,和他对自己的评价,有时候会有差距,“不过好在一点,就是我个人感觉,这个差距越来越小了。”他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有点像调音师会做的事,不断调试,希望和观众保持同频,“我觉得这不是讨好观众的概念,它是说,我如果做不到去引领观众的话,就至少跟观众保持同样的一个欣赏水准,这样观影观剧的时候,大家首先会对你的世界观有一个认知。”
他也在看别人的作品,电影、电视剧、舞台剧,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当下正在流行的东西,他都会去看。除了做演员,他还有一个身份:观众。切换角度和感受,他觉得就必须常常提醒自己,你的表演不能老套,不能过时。
接到新的作品、新的人物,是他压力最大的时候。电影上映前,再紧张,好与坏都没有办法改变了,已然成型,一切结果都只能接受,可以改变的就是下一部电影,在未知的未来去试着创造、改变。表演的魅力,他觉得就在于每一次的不确定性,这也是他的压力所在。如何尽可能地完成好表演任务,同时,又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张译,这对他来说,每次都是一种极其痛苦的压力,然而“这个职业它就是这么一个属性”。
“很多角色是你从来没有接触过,或者是你即便曾经接触过,也会有一个很大的麻烦事,是你不知道怎么做出差异化。这种差异化是诱人的,但它同时是一个极大的陷阱,一把双刃剑。如果你做失败了,那就意味着你在这一次尝试当中垮掉了,观众会不认可、不接受。你怎么才能做到既要改变类型化的表演方式,又能够让观众接受,那你就得冒险了,这就是一个在刀尖上行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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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较真其实是“不得不”
《金刚川》里有句台词,三个字,剧本上写的是“告诉他”,在现场,张译结合了陕西方言,想着是陕西人来说这句话,那就应该是“告给他”。他不停地在现场比较,到底哪一种说法更合适,“我就像着了魔一样,一直在说”,最后他发现可能还是“告诉他”更合适,“虽然这不算标准的陕西方言,但是一部电影不仅仅给陕西的观众看,你还要让全国的观众能听懂,这里面就是纠缠着美学、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有时候,就是在某一个字上,会让你翻来覆去地琢磨,这就是这个职业的魅力。”
演员的四门功课——“声台形表”,每一个环节,他愿意去琢磨,更高级的方式,更合适的方式,寻找到自己能做到的一种极限状态,他享受着这样的乐趣。一个开枪的动作,他设计了很多版方案,因为是单手扣扳机,有一种方式是往身上蹭,那就要考虑到,是在侧面蹭,还是在正面蹭,“那肯定是正面更有力度一些”,但是这个方案最后也没有用上,因为他最后发现,还是用牙去咬的最好,那才是最狠的。得到这个动作,那就是一场大型较真的过程,在不同的地方来回来去地反复试验。“就这一个动作,大概我想了有前前后后半个月的时间,最后才确定要用这一招,所以对专业较真是有好处的,不较真的话,就不会有这个动作了。”
但爱较真的习惯,也并非每一次都能让结果尽如人意。很多年前他曾有机会和自己非常喜欢的韩国导演合作,导演希望他看过剧本后,先给出一些意见。“当时翻译给我的意思是“意见”,我回去把剧本又看了好几遍,非常认真地,从剧作的层面,提了一些意见,接着我跟导演很较真地掰扯了一整天,筋疲力尽,后来我发现自己理解错了,导演想说的可能是,你对这个角色有什么想法。我较真的结果就是导演说,你既然对剧本有这么多意见,那就不要你来演了。结果就是这样,也不能说遗憾不遗憾吧,因为如果在沟通层面都没有达到一个良好的状况,其实这样的结果,也是给大家提前止损了。 ”
不过,假如再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希望自己一定要提前问清楚,是要对剧本的意见,还是他个人对表演的理解,或者有很多时刻,可能就只是需要把意见变成建议,”虽然是同样的发音,把它换一个顺序,我有些建议,小小的建议,这么说会更好;甚至有的时候可以说,我有些话想私下跟你交流一下,哈哈,就是得看这话,你怎么去说。”
改变说话方式,更婉转地去说明自己的意思,这种处事的方式张译也很向往;只不过有的时候,还是觉得直接一点真的不错。他会想:“咱们就事论事的时候,都是为了作品好,而往往当你一开口的时候,别人也会知道,你是在为这个作品考虑 。”
从业这么多年,其实张译也在不停调整自己的想法、态度、思维方式:“因为人不自省的话,是没有办法前进的,无论你现在做得对也好,错也好,你都需要经常性地复盘,我希望自己能在沟通的时候更因人而异地去变通,这是我的一个前进方向,可是能不能做到,能做到什么程度,就要看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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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我过的还是我个人的人生
演员在过着许多不同的人生——这句话可能对有些演员来说很准确,对有些演员来说,又不是这样的。对张译而言,演戏“还真不算是过了不同的人生”,他从来没有觉得,因为自己演了不同的角色,就等于体验了很多种不同的生命;“我从来没有体验过他们的人生,我体验着的,还是我这个人的人生。演戏是我热爱的一份职业,这个职业就是这样,去扮演别人,但如果说我真的能设身处地,变成一个工人、一个科学家、一个军人,我是没有的。”
“我只不过是观察生活,比如观察工人是怎么样的,农民是怎么样的,军人是什么样子,把这些观察的结果尽量融汇到我的角色当中,给人们展示这样一个人和他生活的过程,并不是我在过那一段生活。就像是一个模特在T台上,穿着那件衣裳,抬着头,挺着胸,气度非凡,可那也不是他的人生,那个衣服更不是他的——您下场以后,您还得脱了,都还给人家。”
不断走近角色,又不断脱离角色,是张译作为演员的正常节奏;但是杀青,离开剧组,确实每每又令他有种不舍。因为每一部戏的拍摄,都在千难万险、千山万水中,从零去接近最后的完成,太多的人跟他缠斗在一起,“一个演员的背后,会有无数个人来帮衬你”。出现在电影的画面中,和他一起演戏的人,可能就那么几个,可是在镜头之外,导演、编剧、制片人、制片主任等画面背后的人,反而是和他交流最多的,吃在一起吃,坐车一起坐,一起聊天。一场戏怎么演,有无数个人在帮他出主意。
一个角色,领到了奖项,得到了认可,他认为,这当然是好事,非常感谢那些给了他奖项的人;同时,他又有新的忧虑,自己接下来即将面对的,是所有人要开始拿一个获奖演员的标准去重新衡量他的表现了。“下面的戏,都不是说能不能再拿奖的问题,是能不能再达到一个观众满意、专业人士认可的标准,所以这种心情,也不算全然失落,我是觉得压力更多了。”因为这些压力,以至于他得奖的喜悦变得相当短暂。
张译说自己不太是那种很关照自己的人。工作让这件事变得不太可能,时间精力不允许。还有一个就是,“我不太能定义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人、什么物种、什么性格,我也不去琢磨这些。如果你老去想自己到底是个怎么回事,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什么存在,你可能活得很艰难。我不琢磨那些事,我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无论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只用确定一点就好,那就是对于我来说,让自己尽可能变得更优秀,就是我对自己最大的关照。”
每个人身上总免不了被贴上和赋予各种标签或定义,外界又常通过这些外在的形象和身份来评判和定论一个人。其实,我们过的还是各自的人生,没有模板、没有准确答案的,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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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韩心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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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撰文:艾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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