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顾1900年的历史，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两件大事总让人痛心唏嘘。有人难免提出这样的设问：如果慈禧太后果断剿灭义和团，必定不会有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更不会有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义和团拆毁的铁路。
历史不容假设，对于上述问题，不得不说，慈禧缺乏向义和团下狠手的条件，现实不容许她这么做。她在1900年6月21日正式向十一国宣战之前，始终在剿与抚之间游移不定，就是现实环境对她的制约所致。
最大的现实，就是义和团的口号和立场。
那年头外国列强在清朝的势力越来越强，贪婪地攫取利权。来华的传教士和中国教民恃强凌弱，经常做出不法的行为，欺压普通百姓，民教矛盾日益激化。
清政府在处理百姓与传教士、教民的纠纷时，慑于列强的淫威，往往牺牲百姓利益偏袒传教士和教民。
1900年日本兵押解一位义和团俘虏走在天津街头。
山东、直隶等地的百姓最先对这种状况表达不满（也与华北大旱民生艰难有关），起而行动，打杀传教士和教民，进而仇视一切洋人和铁路、电线等舶来品。
历来的民众起事，都是将矛头直指政府当局，将其推翻取而代之。但这一次完全不同，义和团成员是要打击侵略中国的洋人，帮助清廷稳固统治。众所周知，义和团将“扶清灭洋”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义和团将自己定位于官方的合作者，而不是敌对者。
以现在的眼光看，义和团是带着民族主义情怀的，只是其中裹挟着愚昧和盲目排外的心理。
如果慈禧太后痛下决心，强力镇压义和团运动，那将会变成什么样的局面？义和团将不再是官府的合作者，而变成了反叛者，他们将调转枪头反抗清政府，清政府也就变成了卖国政府、汉奸政府、无能政府。
这样的话，一场排外运动就变成了内乱，义和团还能占领道义高地，让清廷更加窘迫、处境更加艰难。
八国联军中的中国雇佣军。
慈禧太后对此心知肚明，所以明知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功未必可信，她也不能旗帜鲜明地武力平定义和团运动，而主要采取“以抚为主”的方针。
但是，不去打击义和团，就无法安抚各国公使，无法阻止他们的军事行动。慈禧也不敢去得罪这些洋人。所以，她又不得不做一些限制义和团的文章，下发一些派兵镇压、遣散团众的谕旨。
当年5月29日、30日，慈禧连发两道谕旨，充分表现了她的两难处境。两道谕旨表达了两个意思：第一，义和团杀人放火，与乱民何异？“若不迅速筹办，何以禁邪慝而净根株！”语气十分严厉。第二，义和团杀人放火，是因为混入了“游勇会匪”，要求地方官员处置时区别对待，“严拿首要，解散胁从”。
这是一种模棱两可、两面讨好的策略。当然，最终的结果是外国列强十分不满，义和团继续发展。
八国联军进占北京后，正在燃烧的建筑。
既然慈禧左右逢源，为何在6月21日突然来了个大转变，公开义和团的合法地位，跟洋人撕破脸呢？这也是形势有了新发展，逼她做出的选择。
第一，义和团迅速做大，遍布京城的大街小巷，清军也被广泛渗透，已经到了无力镇压的地步。慈禧加以招安利用，顺势利导，将他们推向对外战场，实现某种目的，也是意料中的事。
第二，6月19日慈禧得到报告，八国联军不顾清政府的关切，要求中国守军交出大沽炮台（其实慈禧得到报告时，联军已占领大沽炮台）。大沽炮台丢失，天津危若累卵，北京将丧失重要屏障。慈禧认为联军咄咄逼人，碾压她的底线，有必要给以回击。这一点成为她发布宣战诏书的直接理由。
八国联军士兵侮辱北京女性。
第三，外国公使反对慈禧的废立计划，让慈禧憋了一口气。1900年初，慈禧打算废黜光绪，拥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称帝。良辰吉日都选好了，外国公使却表示反对，慈禧有所忌惮，不敢强力推行，只得作罢，但对洋人的愤恨进一步加深。
第四，载漪等盲目仇外的王公，在慈禧面前煽风点火，力主对外开战。载漪编造外国公使要求慈禧归政光绪的谣言，深深刺激了她敏感的权力神经。联军一旦进京，很可能强迫她将大权归还光绪。慈禧对此深深忧虑，利益攸关，她绝不愿意这种情况发生。这是慈禧发布宣战诏书的隐情，也是她反复强调的“不得已之苦衷”。
慈禧原本不是糊涂虫，但是内外形势发展太快，加上载漪这样的猪队友，让她很难准确判断局势，最终酿成了“庚子之祸”。她的行为看似疯狂，实则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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