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孟梓言
（一）
父亲，是个苦命的孩子。出生的时候，祖母难产去世。爷爷在村里当民兵连长，没有时间带他，只得将他扔给了祖婆。祖婆，是个小脚女人，常年守寡，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他养大。等到父亲接了婚，生了我。就在我满周岁的当天，祖母却在狂风暴雨中走了。
为了养家，爷爷在乡上给父亲谋了一份工作。当时，乡里缺人手，面向社会招募了临时人员。分为林业员、农技员、蚕桑员、广播员、治安员、邮递员、国土员、畜牧员，俗称“八大员”。“八大员”属于编外人员，由乡里自行解决工资待遇。虽然是编外人员，但干的都是公家的事儿，大小也算个干部。
当时全县大力发展蚕桑产业，县里建有蚕种场和蚕药厂，各地都建有基地镇和基地村，大一点的场镇还陆陆续续建起了巢丝厂，小的乡镇也都建有茧站。
父亲当的是蚕桑员。我们乡，有6000多人，七个村，每年要都要发3万多张蚕种，是全县有名的蚕桑产业基地乡。刚开始的时候，只养春蚕、夏蚕和秋蚕，后来技术逐渐成熟又增加了一季晚秋蚕。父亲除了当蚕桑员，管发蚕种、搞技术培训之外，还得跟茧站的人一起收茧子，与正式干部一起当驻村干部。
当上了蚕桑员，父亲就越发忙碌了起来。尤其是到定蚕种的时候。养蚕，是个系统活。要想发展蚕桑产业，就得先从种桑树开始。桑树容易老化，三五年就得嫁接一次。加上，蚕桑产业受市场影响，蚕茧价格极易产生波动。农民种地都很现实，如果挣不到钱，桑树种得再好，转过头就连根拔了。
父亲身上的任务很重，既要走村串户，上门开技术培训会，又得抓驻村的工作，时常回不了家。那时候也没有过周末这个说法。白天上门搞技术培训，晚上还得协调广播员，抓紧时间开广播会。
父亲小学未毕业，刚开始的时候吃了不少苦头。因为不懂技术，也没有多少学问，大家伙都不听他的。养蚕也没有形成风气，想养就养，不养就把桑树扒了。为了弄懂技术，父亲先后报了很多个培训班，甚至还报考了大专。一个小学未毕业的农家子弟，没日没夜地抱着大专课本，一字一句地学，硬生生地上他考上了大专，并顺利毕业。
从那以后，我家与大多数家庭一样，家里除了种地、养猪、养家禽，还都养上了蚕。每年的早春二月，刚过完新年，母亲便要开始对家里进行清洁杀菌。往年用过的簸箕、蚕架和蚕窝，以及堂屋和厢房都要用福尔马林进行消毒处理。
等到阳春三月，房前屋后的桑树长出了新叶。就又到了发蚕种的时候，刚刚领回的蚕种，放在一张绷着白色纱布，套着四根木条的匣子里。木匣子又分为两个正方形的小格。每个格子就是一张蚕种，两个格子就是两张。
一般情况下，每次母亲都要养至少三张蚕。
母亲说，老爸是管养蚕的，家里必须要当村里的大户。不然老爸开会，就没有说服力。人家就会说，你叫我们养，你怎么不养。养蚕的日子特别的苦、特别的累。从端上簸箕，将蚕卵从匣子里倒出来，几天时间就孵化出蚁蚕。刚孵化出来的蚁蚕，要用最嫩的桑叶，用剪刀剪成细细的丝均匀地撒在上面。早中晚，各喂一次。
不到一周的时间，蚁蚕就长成了二眠蚕、三眠蚕。进入四眠蚕，就是最忙碌的时候了。天微亮，母亲就背着背篼，满村子地去买桑叶。要买桑叶，站在山顶上吆喝一声，有谁卖就会招呼她。人家把桑田指给她，自己去摘。摘完，再叫人来过秤。每斤桑叶五分钱到一角钱不等，过完秤当面交钱。不管天晴下雨，雷打不动。每次摘都不少于百八十斤。
桑叶摘回来如果太热，还不能马上喂，容易患上脓病，得浇上石灰水，凉一凉。如果摘下来，有雨水，也不能马上喂，容易得亮水蚕。进入大眠后，蚕子就很容易患病。每天都得剃去蚕沙，用福尔马林消毒，再撒上石灰。等到蚕子头顶开始发亮，透着光，在桑叶边缘开始吐丝，就应该准备蚕窝，摘老蚕了。把蚕子送上了簇，几天时间就成了茧。
几年的时间，父亲成了远近有名的技术土专家。老百姓也逐渐信任他，有事没事都要找他，甚至还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李蚕子”。
每到定蚕种、发蚕药的时候，我们都是全家总动员。父亲负责发蚕种，母亲和我负责卖蚕药。蚕种都是以克为单位的，一张蚕种也就几十克，大户人家往往一季要养上三四张，绝大多数的人家都是半张，甚至两三点的也有。刚刚从蚕种场拿出来的蚕种见不得光，父亲扯了很多黑布，将蚕种紧紧地包裹起来，骑着二八杠永久牌自行车，从镇上带回乡里。回到乡上，又通知各村的养蚕户来领。领的时候，父亲将单位发的报纸，剪成小块，用着抓药的秤杆称，多了少了就用一支鹅毛，轻轻地拨减，要做到不差毫厘。多了，父亲得自己贴钱，少了老百姓又要闹意见。
卖蚕药不是个好差事。父亲在自己的办公室靠窗的位置格了一处小房子，里面堆满了石灰、蚕用福尔马林、蚕用氯霉素、蚕用红霉素以及防治亮水蚕、脓包蚕、僵蚕的药品。这些药品有着很强的腐蚀性和毒性，还散发着难闻的臭味。尤其是卖石灰的时候，石灰都是用碗一碗一碗地舀，扔在磅上秤。往往一场下来，手上发黑发臭，脸上满是石灰，有时连眼睛都要被敷上。
收茧子，是个熬更守夜的麻烦事儿。那时候收茧子，主要靠眼力，看水分和茧子的成熟度。父亲对于这些事儿，自然是手到擒来。但每回都要得罪人。因为收茧子要唱级，等级高的自然能买到好价钱，等级差的自然谁都不愿意。都想多买点钱。有的老百姓就特别鬼。茧子还未成熟就摘下来，水分特别足。父亲少不了与人闹红脸。
当驻村干部，也不简单。尤其是那些年要抓计划生育和收“双提留”。刚开始的时候，人家都叫父亲，小李子。往后随着年纪越大，人们从小李子、李蚕子，逐渐变成了李干部。父亲是个能干务实的人，每年都要获得县上、镇乡上的表彰。奖励的东西，除了大红奖状，有时候还要发点衣服、被单、洗洁精什么的，让村里人格外眼红。
等到我考上初中，乡上又增设了计划生育专职干部。最初的时候，由组织推荐，后来又要通过公开招考。父亲原本是由组织推荐的，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被人顶替了。再往后，父亲年纪大了，考了几回都没有考上。计专干部是编制内的干部，吃的是国家供应。退休后，还有退休金。
父亲当了近三十年蚕桑员，其间乡里考虑到他劳苦功高，又临时让他兼任了乡办事处的副主任。事情更多，也更忙碌。但收入始终没有增加，受处分挨批评的时候倒是不少。虽然是副主任，但他始终是编外人员，班子会上也没有发言权。苦活、累活，都扔给了他。美其名曰，你也是领导。
这期间，为了将来让我能够吃上国家供应。父亲干了一件傻事。那时候，农村户口转城市户口特别难。后来，地方上出了一个政策，可以交钱卖户口。父亲花了一年的积蓄，给我卖了一个城镇户口，因为没有落户地，只得挂着三爹的户头上。
谁曾想等我考上大学，户口就转到了学校。一夜之间，买来的户口就成了笑话。
（二）
我读大一的时候，有一天父亲突然给我打来电话。哽咽地对我说道，君娃，我下岗了。
父亲的话，让我十分震惊。怎么回事，我连忙问道。父亲支支吾吾地说道，因为改制，原有的“八大员”都要被清退。也就从那天起，我才知道在政府单位工作原来还有编内编外之分。也从未想过，大家敬重的父亲，原来一直是个编外人员，是个临时工。只不过别的临时工，最多干一年半载，而他却劳心劳命地干了近三十年。马上面临退休，却被一纸公文，发配成了普通群众。称他为史上最长的临时工，也不会夸张。
下岗后的好长一段时间，父亲都处于迷茫的状态。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能干什么？出去打工，年龄大了，工地上不会要他。去做生意，又有点拉不下面子，乡里乡亲都看着他，害怕人家笑话。也就从那天起，父亲开始酗酒。
多年的高强度工作，让父亲患上了严重的肝病和腰椎间盘突出。皮肤暗淡发黄，走路的时候开始躬着腰杆。父亲酗酒，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和自己赌气。
每次醉酒后，父亲都爱说胡话。话里话外，充满了不甘和心酸。其实，父亲那份工作，工资待遇也只能勉强养家糊口。随着我考上大学，家里的负担就更重了。父亲也不是没有想过早点换工作，但多年来养成的职业习惯，却让他放不下，也舍不得。
父亲下岗后，家里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很长一段时间，父亲都无所事事。
半年后，农村合作基金会破产，给家里赔偿了两间铺面，他才和母亲在乡上做起了水泥和瓜果蔬菜的买卖。
刚开始的时候，父亲觉得很没面子。但了挣钱，也只得厚着脸，在大街上叫卖。有些不明情况的人，来卖水泥，总是爱问他，李主任你怎么也干起了这个行当？
父亲潮红了脸，给他递上一支烟，讨好地说道，没办法，下岗了。
听闻他下岗了，那人有些诧异，伸过脑袋来点燃烟，舒畅地抽了一口，喃喃地说道，没想到啊，你们也有下岗的一天。
父亲叹了一口气，赶紧给他拱手说道，以前多有得罪的地方，还请多担待。
那人呵呵一笑，有些嘲讽地说道，没事，以前都是公家的事情。以后有生意我都给你介绍过来。父亲连忙道谢，给他打了八折，还找来车子把水泥送到他家。
遇上买水果蔬菜的乡亲，那些人总是打趣父亲说，李主任你大小也当个干部，怎么也干起这下贱的营生，这不是要抢大家伙的饭碗吗？
父亲低着头，无奈地说道，没办法，下岗了。总得讨口饭吃。
每次逢场下来，父亲就像走过了一道火焰山。全身上下没有力气，低着头，闷闷地抽着烟，久久不愿再说话。母亲看不过总爱说他，下岗了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我们重头再来，重新上岗。
就这样又过了大半年，父亲突然高兴地对我说，他又上岗了。上岗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那一批的蚕桑员被集体清退后，县里的蚕桑产业一夜之间全部崩盘。改制后，县里撤掉了各镇乡的茧站，变卖了资产，各地的蚕桑技术站也退出了历史舞台。没有懂技术的人员指导，老百姓养蚕出现了大幅亏损，很快就将家里的桑树都扒了，种上了水果等经济林木，遍布全县的基地镇、基地村也销声匿迹。
为了重新发展生产，原本国有的丝绸公司被贱卖给了私人。私人老板为了挣钱，又将他们这些蚕桑员返聘了回去。
等到我大学毕业，日薄西山的蚕桑产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丝绸公司也宣布破产清算。父亲再次下岗。
早在父亲第一次被下岗之前，父亲他们就自己掏腰包购买了社会保险。连续买了二十多年，每年至少五千块。等到父亲六十岁的时候，该领退休金了。父亲才发现，他领不到退休金。原因是在他们当“八大员”的时候，单位购买的那一部分，根本没有给他们买。父亲没有办法，又自己掏钱补上了那一部分。可还是没有领到。后来找到人社局查了档案，才知道自己的档案与工作年限对不上，年限不够，也领不到。
从人社局回来，父亲第一次流了眼泪。他辛辛苦苦几十年，到头来，除了当年清退的时候给他发了一万多块钱的清退费，连基本的社保都领不到。反而是那些在村里的农民，靠着钻政策的空子，走人情关系，花三万多元卖上了社保，每月能够领到两千多元。而他则除了等，还是等。
与父亲相同命运的蚕桑员，不少人走上了上访的不归路。刚开始的时候，父亲也去闹过。后来，闹大了，一些人给重新补齐档案和资料解决了问题，而像父亲这种没有坚持闹下去的，并没有彻底解决。一些年纪大、体弱多病的人，熬不住岁月和身体，坟头上早已经长满了草。而父亲为了生活，不得不放下身段去帮表弟，在他的养殖场干起了养猪的活计。
父亲的失落和悲伤，无法用言语去描述。母亲对父亲的事情，一直耿耿于怀，久而久之，便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时好时坏，这让父亲更加痛苦。
（三）
2007年，我大学毕业，回到了县城。回来的原因，是因为父亲听说县上的事业单位在招收临聘人员，就替我投了一份简历。就这样我也延续了父亲的命运，成了一名编外人员。
进入事业单位，我是先从实习生干起的，一连干了大半年。实习期间，跟了一位师傅学技术，在他身边打下手。每月仅有三百多元。由于养不活自己，父亲进了城找到了三爹，让我寄居在他家，才让我在城里有了落脚之地。
2008年特大地震后，单位方才与我签订了临聘合同。到那时，我才知道单位已经有七八年没有按编制招人了。
我的师傅，比我的命还要苦。他当编外人员的轨迹从他中师毕业，就开始从镇乡当起。最初是在镇上当文书，给报纸当通讯员。后来，因为文章写得好，又被抽调了报社，成了报社的临聘人员。再后来，他又转岗到了单位，转来后还是编外人员。而与他同期的编外人员，就有十几号人。
这些人拿着微薄的工资，干着一线最苦最累的活。而那些有编制的年轻人，却因为是在体制内，纷纷被提拔为中层干部。当时部门内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拿着买米糠的钱，干着劳心劳肺的活，操着卖白粉的心。闲暇里，同事之间总爱开玩笑说，你娃不努力，不懂业务，那就转岗让你当领导。
那时候，部门内的情绪十分压抑。压抑的原因，是一群不懂业务在编人员，在忙乱指挥一群懂业务的编外能手。做得越多，错得就越多。打板子、写检讨、替人背书也不少。
老一点的编外人员总爱在私下里叫苦说，逮着个蛤蟆，把尿都要挤出来了。遇到这些叫苦的同事，领导总是严厉批评道，变了泥鳅你还怕糊眼睛，干脆你辞职不干得了。而我们年轻一点的则自嘲着说，我们吃的草，挤出来的血。比那孺子牛还要孺子牛。领导则打着哈哈说道，幸亏你是头牛，不然单位可不会要只会摇尾巴的狗。
等到我正式成为编外人员的时候，他因为业绩突出，被单位破格提拔为部门主任。2009年，单位时隔九年后，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在编制。万幸的事，我过五关斩六将，顺利通过了考试，从编外转为编内。
我考起的那天，师傅格外地失落。因为他的年纪大了，超过了最低年龄段，无法报考。当我看到他，站在窗子外，偷偷地抹眼泪的时候，我根本不敢上去安慰他。我怕触及到他内心最为脆弱的尊严。
万幸的事，师傅的命比较硬。在我入编半年后，师傅因为工作突出，不怕死不怕累，得到了跟上级领导的赏识。将他作为特殊人才，提请到集体审议，经过会上的一番论战，师傅方才被破格录用为在编人员。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师傅也就从那天起，成为了远近有名的“红人”。
在我当编外人员的那些年，单位陆陆续续走了不少好兄弟、好姐妹。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迫于无奈，而被迫离开。因为年龄、因为学历、因为家庭，他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热爱的职业，选择到其他单位从事其他职业，争取机会进入编内。
编外的那些年，单位只负责购买“五险”，而不买住房公积金。年终奖，不管业绩怎么突出，考核系数远远低于编内人员。编内人员中层能拿到1.3以上的系数，而编外人员只是象征性地表示一点。因而每到过年的时候，是我们最难过、最愤懑的时候。人家喝酒吃肉，我们连汤都喝不到一口。
编外人员除了师傅这个个案，几乎没有人有提拔的机会。反倒是出了什么差错，问题总是说出在编外人员的身上，写检讨、扣工资，动辄被威胁要辞退。单位陷入了一个怪圈，有能力的没机会，有机会的没能耐。提拔的不懂业务，懂业务的提拔不了。单位领导也很头疼，但谁也不敢去开天窗，触碰底线。
（四）
等到我当上部门主任的时候，单位的临聘人员就更多了。一线部门，七成以上都是编外人员。
由于缺少机会，难以考进编内。不少人就把单位当成了人生历练的试验场，埋着头学技术，等到十八般武艺都学会了，就把单位当作了跳板。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句发人深省的口号，叫“以事业留人、以感情留人、以待遇留人”，但谁都不提以岗位留人、以编制留人。
编内编外隔着一道门，这道门分成了三六九等。闯开那道门的，自然是高人一等；倒在门外的就像我父亲一样，生老病死都低人一等。
我的一位好兄弟，叫阿豪。当时是我们部门的顶梁柱。苦事、难事他都抢着干。默默无闻地干了五年之后，迫于生计，不得不带着自己的未婚妻跳槽到了市一级的单位，虽然也是编外人员，但因为层次更高一些，机会也更多一些。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成都遇见了他。晚上聚在一起，找了一处背街小巷，喝了点小酒。言语间，依然充满了悲伤和羡慕。
他数着手指给我算了一笔账。光是每月的房贷、车贷都压得他喘不气来，何况还有高昂的学费和医疗费。因为双方都是独生子女，还得供养四位老人。
他醉醺醺地说，要是时光能够倒流，他一定想尽千方百计考进编内。考进编内，虽然不能发财，但至少能够旱涝保收。
阿豪极度热爱他的职业，甚于爱他的妻子。他在大学学习的每一本书籍，都关乎他的职业。
他常说，熬更守夜不是罪。受罪的是失去了理想、失去了尊重。对于他来说失去了这份职业，就意味着失去生命，从此人生形同枯槁。尽管这份职业让他身在编外，但他至少还能找到存在的价值。
因而，他特别害怕领导找他谈话。他害怕，莫名其妙的下岗。他除了这份手艺，几乎找不到其他活路。
很不幸的事情，还是应验在了他的身上。他还是被迫下了岗。原因很简单，年纪大了。不再适合从事这份需要年轻人的职业。
失去了热爱的职业，阿豪很快沉溺在传销的洗脑神剧中。并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当再次提及他的职业，他冷漠得不屑一顾，冷冷地说道，那东西也能算是职业？那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场苟活。被迫像狗一样生活，然后过着狗一样卑微的人生。他说，你看我现在过得多好，我每天都在创造财富，每天都有人因为我成为百万富翁。
不久，他的妻子带着女儿就跟他离了婚。而他从此消失在茫茫人海，再无音讯。
阿豪的故事，在我们单位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人人都在唏嘘，编制这条河趟过了多少人，又冲走了多少人。趟过河流的人，如同找到了一条奔向大海的江。但江里的暗流和礁石，又将人碰得头破血流。岁月淙淙，身在江中，心似围城，带走了理想，也带走了光芒。未有趟过河流的人，找不到大地的归属，如同流浪在荒原的独狼，总是充满饥饿和恐慌。渴望一条河，给自己温暖，带给自己安康，将自己带去理想的远方。
那些年，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没有编制，就没有身份，没有归属感，就是临时工。上级领导和同事有意无意的歧视，肯定是有的，干的活一样，甚至更多。走在大街上，憋屈的不只是钱袋子，还有对未来的恐慌。
（五）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局限，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眼光。随着社会的发展，“编制”也在我们的生活中开始进化。
这些年，每到招考的时候，我们单位其实有很多尴尬。领导们抱着满满的诚意，求才若渴。挂出了招考的公告，但报名的人员总是寥寥无几，甚至还有不少的时候出现空缺，无法按比例开考。
很早以前，我们就与相邻的大专院校，建立了校地合作关系。以往，都是学校的领导主动找到我们解决就业的问题，将特别优秀的学子推荐给我们招录进编制。但这些年，我们亲自上门，在学校里，摆摊设点，拉着老师帮着我们宣传，请他们帮忙找学生来报名。有时候迫于情面，学校领导和老师当着我们的面，亲自给学生打电话、发短信，甚至将我们的传单发到每位学生的微信上，但都门可罗雀，收效甚微。
领导们很苦恼，考编的时候不愿意来。反而与我们签订临时合同，来的人比较多。
部门里新入职的小云，是一名90后本科毕业生。恰逢单位招考，他没有报名参加。这让我感到十分的奇怪。在我看来，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他为什么要放弃。
有一天，同事结婚，喝了不少的酒。酒过三巡，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参加单位的招考呢？他醉眼熏熏地笑道，考编有意义吗？
我给他递了一支烟，给他点燃，语重心长地说道，当然有意义。考进了编制意味着今后衣食无忧，意味着单位将会更加重视你，你将会更有前途。
他抽了一口烟，吐着烟圈淡淡地问我，工作是什么？人为什么而工作？我想了想说，工作当然是指付出有报酬的劳动。人为什么工作，不过是为了理想，为了生存两种活法而已。
他笑了笑说道，您说得很对，工作就是两种活法。如果是为了生存而工作，那么我考大学干嘛呢，我也可以像农民工一样去给人搬砖、砌墙，兴许比我现在还要挣得多。可惜我不是为了生存而工作。我既然考上了大学，选择了这个行业，那么我就应该有不一样的活法。我们更应该尊重自我、尊重劳动、尊重付出，更应该得到体面、得到尊重、得到认同。
“有编制，不就是能够让你更好地获得这些吗？”
他端起桌上的酒瓶，给我斟满酒杯，与我干了一杯，然后说道，哥我很敬重你。但你说的话，我不完全赞成。编制是件好事，但有编制不一定就能获得这些。这些年，其实您比我更懂。如果是因为为了编制而工作，因为编制而盲从，那么我的选择又有什么意义呢？
他叹了一口气接着说道，不是我不想去考编制，而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强行给自己套上一个笼子。
“笼子？”我很惊讶地问道。
“对，就是笼子。给自己套上笼子，我只会变成原地打圈的老黄牛，甚至不努力，还会变成一只只会牙牙学语的八哥。这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是行业内的“编制”。如果我真有本事、有能力，我将永远活是在行业内。无论单位怎么改革，社会怎么发展，你永远淘汰不了我。因为你不需要我，会更多的单位需要我，我仍然有能力活得更好。但如果我没有能力、没有本事，我又何必浪费青春，一头栽在不适合自己的行业里。趁着年轻，我还能有调头的机会。如果等我老了，兴许我就将永远失去追求未来的可能。人既然学会了游泳，就不能在一条河里淹死。失去了工作，我还可以重新再找。但如果失去了热爱和自由，那么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但长此以往的话。一旦你失去了工作，意味着你将要失去曾经付出的一切。”
“我不是这样认为的。我不确定我会永远游离在编制外。而是我觉得什么时候合适，什么时候我需要。眼下，单位的招考对于我来说，无足轻重。因为我不会止步于此。”
“你想跳槽？”他的话，吓了我一跳。
“眼下还没有这样的想法，但将来说不准。如果我觉得单位不再适合我，我一定会跳槽。如果单位适合我，我想我会好好干下去的。”
“跳槽可不是太明智的想法。你可要考虑清楚。”我提醒道。
“哥，你不要把跳槽看得那么痛苦。这其实是一个社会正常的职业流动，也是一个单位新陈代谢的最好方式。再说了，有时候的失去，是为了更好的获得。可能我会失去现在积累起来的人脉和认同，但我获得的机会会更多。因为这些年的经历历练了我，让我更成熟、更有能力，去应对行业的挑战。让我更有机会总结自己，提升自己，进入更高层次的平台。”
一年后，小云如他说的那样。他从部门辞职，顺利应聘到了更高层次的单位，并很快独挡一面。
等到陆陆续续的90后，开始在部门里挑大梁。我才渐渐明白小云说的话。
他们常说，别惹我不高兴，信不信我明天请假不来了。
我给他们说，请假是有制度的不能随便请。
他们说，我没有随便请。我大姨妈来了痛经。我小姑子生小孩了，我得去看看。凡事种种，总有不高兴推脱的理由。
不高兴了，他们撂下工作，说走就走。“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这些年轻人，家庭相对殷实，没有生存的压力，就比当初的我们要看得更清楚、更长远。对于他们来说，有没有编制，其实无所谓。他们在意的不是眼前，而是长远。
在他们看来，人一辈子如果只干过一份工作，其实是没有出息的表现。他们不在乎安稳，是因为他们都很年轻，也有能力。他们在乎的是这个行业有没有未来，工作起来高不高兴，有没有人情味，有没有存在感和获得感。钱多钱少，也无所谓。反正他们都是月光族，他们也有能力养活自己。
“人挪活树挪死”的道理，亘古不变。编内编外，看似是一道门。其实，是你情我愿的选择。这些年，编制的意义从一个时代的符号，逐渐变成理性的选择。用90后同事的话说，编内编外没有截然不容的好坏之分。如果是因为编制，让他们固步自封，那么他们会决然地放弃编制的诱惑；如果是因为编制，让他们更有梦想，那么他们也会再次走上人生的“高考”。但如果身在编外，能够活得更好、更有职业空间，又何必在乎那个身份符号。
可以说，对编制的认识从盲从到理性，痛苦了一代人，也成就了一代人。固步自封，如我父亲那样的人生，纠结于编内编外的因果，注定了悔恨的结局；不拘眼前，如小云那样的决绝态度，坚持自我的择业理想，自然是如鱼得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