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自请下调到陕西前线，负责国防事务。
此时他的朋友滕子京，正在湖南岳阳做知州，而始建于东汉的“江南三大名楼”之一岳阳楼就在这里。
岳阳楼紧靠洞庭湖畔，登楼而上，便能下瞰洞庭、前望君山。滕子京在政事之余，抽时间重修了岳阳楼。
然后，滕子京画了一幅《巴陵胜景图》（岳阳古称“巴陵”），并写信请范仲淹为岳阳楼写一篇“记”。
范仲淹当时在陕西前线，军务繁忙，就没有写。等转过年，范仲淹又被下放到了河南邓州，可能有点闲暇了，于是写了这篇《岳阳楼记》。
想来，范仲淹不可能抛下邓州的行政工作，专门跑到那么远的湖南岳阳写篇文章。
他是根据图画、资料，还有想像，完成了这一千古名篇。
有意思的是，岳阳楼是滕子京主持重修的，天天见、天天看，肯定对岳阳楼有很深的感情和热爱。
而滕子京自己也会写文章，他也亲自写过岳阳楼、洞庭湖，写得怎么样呢：
“东南之国富山水，惟洞庭于江湖名最大。环占五湖，均视八百里；据湖面势，惟巴陵最胜。濒岸风物，日有万态，虽渔樵云鸟，栖隐出没同一光影中，惟岳阳楼，最绝。”
（滕子京《岳阳楼诗集序》）
写景状物，流于平面，从传播度和认可度来说，滕子京这篇文章远不及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不是没有原因的。
滕子京还为洞庭湖写过词，说实话，也不怎么样：
湖水连天天连水，秋来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帝子有灵能鼓瑟，凄然依旧伤情。微闻兰芝动芳馨。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临江仙》）
其它就不说了，一共六句词，上阙结尾的“气蒸云梦泽 波撼岳阳城”用了孟浩然的名句，下阙结尾的“曲终人不见 江上数峰青”来自另一位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等于有两句都不是自己写的。
可见，文章并不是简单的客体反映，更需要主体的表现。
《文心雕龙》里说：“目既往还，心亦吐纳。”
但如果心里没有感受，反复观察也无用；若心里有储备，就是不亲眼看，也可以写出好文章来。
范仲淹自然是那种心里有储备的人。
《岳阳楼记》一开篇，他就写“予观夫巴陵胜状”，“予观”不是写实，是“想像”，但想像来得“理直气壮”，没有丝毫犹豫。
接着便写洞庭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这是“岳阳楼之大观”，气势恢弘。但“前人之述备矣”，前人夸的已经够多了，就不多说了。
不说地理形胜，那说什么呢？
他把文人雅士，还有政治上受打击的人，都写到岳阳楼来了，说“迁客骚人，多会于此”。然后干嘛呢？
是想看看大家的“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就是登临赏景之后，会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感受。
这就是范仲淹的思路，他要写的不是俗套的地理风物，而是来到这里的迁客骚人情感的特殊性。“览物之情，得无异乎”的重点不在“览物”，在“之情”，更在于 “异”。
接下来，范仲淹就写了三种感受，这是文章的脉络。
第一种感受：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这段写的是览物而悲者，由天气的恶劣写到人心的凄楚。
范仲淹形容此时的洞庭湖“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说湖水非常浩荡，甚至遮蔽了日月星辰的光辉，山川也被遮挡不见了形迹。
范仲淹没去过，所以不知道洞庭湖的真实样貌。但有一个叫袁中道的，明代人，他去过。他说洞庭湖其实没有那么浩荡，甚至在秋冬时，湖水少的就像一条小河，只有在春夏之交，湖水才会大一些：
“洞庭为沅、湘等九水之委，当其涸时，如匹练耳；及春夏间，九水发而后有湖。”
——袁中道《游岳阳楼记》
范仲淹是苏州人，来自太湖边，他发挥自由想像的艺术感受，把他对太湖的印象和自己内心的气魄，在《岳阳楼记》里赋予了洞庭湖。
它可能不符合实际，但作为抒情散文来说，它符合范仲淹自己。他就是一位气魄豪迈的将军。
还有接下来的“薄暮冥冥，虎啸猿啼”，也非常精彩。“猿啼”本来是悲凉的声音，谚语都说“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凄厉的猿声常常引起行客的思乡之情。
但把“虎啸”和“猿啼”结合在一起，“薄暮冥冥，虎啸猿啼”，这感觉就不一样了，这种悲情带上了豪迈，带上了范仲淹自己的烙印。
天气虽阴霾，但波涛汹涌，能把天上的星月和地上的山川淹没。
当把悲伤放在极度宏伟的空间里，悲伤也悲得神气、雄伟了，这是范仲淹作为大政治家、大军事家的心胸和气概。
再看第二种感受，“由悲转喜”：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这段写的是览物而喜者。到了“春和景明”的时候登楼，便打开了一个阳光灿烂的画面。
“登斯楼也”，心境也变成了“宠辱偕忘”的超脱，和“把酒临风”的自如。
宠辱不惊是一种中庸的处世心态。既不自命清高，也不妄自菲薄；既不清心寡欲，也不声色犬马；既不吹毛求疵，也不委曲求全。
要对人生路上的一切顺利与挫折都抱有这种超然的心态，是很难实现的，但这是范仲淹追求的精神境界。
而这，还不够。
范仲淹觉得，在“淫雨霏霏”的天气就“感极而悲”，在“春和景明”的天气就“其喜洋洋”，这样的境界是不够理想的。“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或者有品德高尚之人的思想，能不同于以上两种心情。
于是他写出了第三种感受，是更高的追求和境界：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这段是全篇的重心，兼有抒情和议论，笔调激扬。这种更高的思想境界，是不因个人遭遇而悲喜，在朝廷做官就为百姓忧虑，被贬谪下放就在远方为国君忧虑。“进亦忧，退亦忧”，无论政治上失意与否，都是忧虑的，这是很理想化的人格。
下面的话好像更不可思议——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说，要在天下百姓还没感到忧愁之前，先感到忧愁，这个不难；但怎么才能确定天下百姓都安乐了呢？这是永远不可能的。
这意味着，有这样人格追求的人，等于取消了自己在任何条件下快乐的权利。
这样的标准，平常人达不到，范仲淹自己达到了吗？似乎也没有。
“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这是范仲淹身在西北边塞时因想家而写的词。他说要“不以己悲”，只忧百姓、忧其君，可想家想得哭出来的时候，不就是因为自己在悲伤吗？他也没做到。
但可以理解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所写的，那不是说大话。
一来那是他对自己的勉励。在政治上失意、被贬谪下放的时候，他对自己提出了更高、更严苛的要求，即便做不到也要这样鼓励自己，让自己的精神不被压制下去。
二来，诗词里的范仲淹和散文里的范仲淹，是可以有区别的。诗词是个人的东西，可以写儿女情长；但这篇散文是要公布在岳阳楼上给大家看的，承担着社会功能，所以更严肃、更道德化、更理想化。
身居江湖，仍心忧国事；虽遭迫害，仍带着顽强意志追求理想化的人格。
所以《岳阳楼记》的著名，从不是因为岳阳楼的雄伟、洞庭湖的美丽，而是因为作者思想境界的崇高。
有了独放异彩的思路，和清晰流畅的脉络，是不是见过实物、写的是不是实景，就没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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