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前，英国的出租图书馆基本决定了出版社对选题的取舍。图为穆迪图书馆的场景。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英国学者保罗·波普洛斯基主编的《语境英国文学史》（English Literature in Context）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给本科生用的教科书，图文并茂，编排版式新颖，特别强调“语境”二字，封底的推介词是“全面、易懂，是所有英国文学学生的基础资料和参考工具书”。
为此我还专门请教了盛宁教授，这个“语境文学史”怎么翻译成中文能让中国学生觉得“全面、易懂”些，毕竟这个外来词这些年颇为强势地出现在很多学者的基础词库里，动辄语境这个语境那个，很是曲高和寡，反倒让自己的文章不那么“全面易懂”了。我问可不可简化为“英国文学背景史”，盛教授回答说，不妨叫“英国文学内外史”。看来这又回到了翻译的“上下文”问题上了。虽然莫衷一是，但我们的观点还是一致的，这个context如果出现在书名里最好不要直接叫“语境文学史”，那会排斥很多读者，因为这个词不“易懂”。
但这本教科书确实给英国文学史的写法来了一次革新，实实在在地提供了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氛围，除了历史的宏大叙事，更多的是细微到日常事件中，如到近代，每一章里都有“文学市场：生产与消费方式”的详细论述。
从维多利亚时期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文学作品的出版多受制于当时的图书采购渠道，这就是穆迪出借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由于图书价格昂贵，普通百姓只能从图书馆付费租书看，出借方往往能成批下单采购书，通过出租盈利。这样，出租图书馆对一本书的态度，基本决定了出版社对选题的取舍。出租图书馆甚至可以明令出版社出什么书，决定出版社的编辑方针。书中有穆迪出借图书馆的插画，几乎就是一个图书超市的感觉。
而到了现代社会，纸张便宜了，印刷术改进了，图书造价就降下来了，教育的普及和收入的增加，都让图书不再是奢侈品，普通百姓开始有能力消费图书，出版社可以自行决定选题，文学创作渐渐就更加自由了。后来这种租借方式都消失了，等于一个强势行业消失了，文学解放了。
看到这里，我就想起这三十多年读英国文学史的历程，颇多感慨。
恢复高考后我读英语专业，自然必读英国文学史。但竟然发现中国出版的英国文学史不是中国人写的，也不是英美人作者写的，而是苏联人写的，由中山大学教授戴镏龄主持翻译的。多少年后我采访戴老，他说是五十年代“一边倒”，他们这些留学英美的学者都被要求专门花时间学习俄文，学习苏联的文学研究方法，学习的结果之一是几个人合作翻译了这本《英国文学史纲》（阿尼克斯特著）。
用这样的英国文学史，总令人觉得隔靴搔痒，也不甘心。于是我们总算读到了纯英文的英国文学史，这次是美国人William J Long 所著的版本，是从我们的外文书店后门进去的“内部书店”里买的影印本。因为版权问题，我们不能正式出版很多外文书，就靠这种办法满足读者。这位以给高中学生编书著名的作者写的教科书，还是相对简单了些，于是我们那位1950年代留美回来的老师就推荐了《人民的英国史》给我们作为辅助教材来读。现在看，这两本书一起学，倒有点“语境英国文学史”的读法了。这次上网查那作者的背景，方知人家是老牌的英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写了很多人民的这人民的那之类的普及读物，开启人民的觉悟，可谓鞠躬尽瘁也。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河南师范大学的刘炳善写了一本英文的《英国文学简史》，曾风靡各校英文专业。但毕竟是出自实用的教学目的教材类写法，读了感觉不佳，就没再细读。很多年后，方读到刘先生翻译的古典英国散文，文笔老到，字字珠玑，堪称大家。
后来读研究生，就不读文学史类的书了，但看到有新书出来还是会买，就买了一套四本的皇皇巨制《英国文学史》，却还是从俄语翻译过来的，原著是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的，1958年版，不知道中国学者们翻译了多少年才在1983年得以出版。那套书一共十多元，花去我三分之一的月助学金，我还是很舍得。
一直到1996年前后，才读到了王佐良先生独立撰写的单卷本《英国文学史》和王佐良、周珏良主编，大批北京外语学院教师参与编写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这个结果确实来之不易。
说到我自己，在1980年代还差点促成了另一部苏联学者所著的单卷本《英国文学史》的翻译出版。我因为翻译了苏联学者米哈尔斯卡娅的《1920-1930年代英国小说的发展道路》中的劳伦斯论述部分，作者就送我一本她丈夫米哈尔科夫所著的单卷本《英国文学史》。我看了里面的劳伦斯部分，发现其看待劳伦斯的角度是我们当时所不具备的辩证角度，就把它列入了我组稿的一套丛书中。但那时正赶上1980年代末的混乱时期，这类书征订不上印数来，书稿请一位俄语教授翻译好了，却只能以千字3元的稿酬标准退稿，很是遗憾。
这些就是我读过的一些叫英国文学史的书。直到现在我才真正读一本英国人写的英国文学史，可是它已经叫《语境英国文学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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