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拿来工作了。”鲁迅先生不会想到，在当代社会，被动工作的职场人都是他这句话的践行者。
很多人刚进入职场还没从喜悦中走出，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虽然看起来还像人，实际早已进化成为了一个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新物种——社畜。
“社畜”一词最早的出现时间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是日本公司写法“会社”与“牲畜”的合称。社畜是用于形容上班族的贬义词，指在公司很顺从地工作，被公司当做牲畜一样压榨的员工。由于某些原因，员工也会表现得如牲畜一般，沉默、隐忍、任人宰割。
在电视剧《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中，新垣结衣饰演的30岁的职场女性深海晶每天都被工作所折磨，不仅要完成自己的工作，还要随时给能力差的同事收拾烂摊子。老板给她分配额外工作时，常用一句“能者多劳”安慰她（这对我们来说似曾相似的场景）。这种日子让她坐地铁时都会产生跳轨的冲动。
挤地铁上下班、没什么社交、存不到钱出门旅行、没时间恋爱、甚至连遇到合适对象的机会都没有，这样的生活，是如今千万个写字楼里年轻人真实的日常。
“如果可以像野兽一样自由生活就好了。”这既是剧中的一句台词，也是正在看剧的社畜的心理活动。
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了以大企业和年功序列制为特色的就业市场，即工资与在公司工作的年限相关。从一家公司跳槽离开后不仅工资暴跌至实习生等级，而且会遭受社会歧视。在1990经济泡沫破裂进入“失去的二十年”后，因为经营困难很多公司不时逼迫员工主动辞职。因此社畜们对于公司的要求只好逆来顺受，不少人因为下班时间太晚而错过最后一班电车干脆直接睡在公司里。超负荷工作也导致了很多家庭问题，甚至有不少人因为过度劳累而死在公司，还有一部分人选择了自杀。
在2015年12月，一家位于东京涩谷区的公司年会上，老板要求一名男性职员“做一些有意思的事”，职员拒绝后，老板抓住该职员的脖子，两次将他的脸按入沸腾的火锅，造成职员面部烧伤。令人震惊的是，直到三年后，该职员才有勇气将这件事向社会公布。比起自己身体上所受到的伤害而言，他更担心的是老板会生气。
早在1930年，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他的文章《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中预言，21世纪人每周工作15个小时，相当于做二休五。但很显然，这个预言非但没有实现，反而和真实情况相去甚远。据2015年中国适度劳动协会会长杨河清的课题组全国抽样所做的调查显示：27%的受访者每周工作40小时及以下，27.7%的受访者每周工作41-48小时，26.5%的受访者每周工作49-59小时，18.8%的受访者每周工作60个小时及以上。
无节制地加班、工作时间不明确、模糊工作和生活的界限等情况在普遍存在，人们期待中的“休闲型社会”变成了“过劳型社会”。
在西方，有一种说法叫“拜工作教”，即把工作当作宗教一般的人生信仰，工作不再单纯是一种换取物质的方法，而变成一种生产身份与地位的手段。德瑞克·汤普森在《大西洋月刊》发表的文章《美国千禧一代是怎么变成社畜的》中给出过这样的数据：2005年，最富有的10%已婚男性平均下来工作时间最长。他认为在美国，对于一些财富达到一定水平的人来说，工作代表着自我价值的实现甚至为社会创造价值而不仅仅是为自己赢得物质利益。
在职场中的人很难不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拜工作教会创造出一种拼命的工作氛围，并将这种氛围变成一种公司文化。试想这样一种场景：下班时间到，你的工作已经完成，但是部门里却没有一个同事下班，此时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开溜。是不是觉得很熟悉？主动参与工作的人自然无可厚非，但是这种行为对他人的影响已经开始逐渐变得合理。
更可怕的是，这种思想一定程度上已经下沉到了更低的阶层和年龄段。从记事起，就不断有人给我们灌输“劳动光荣”的概念，无论是文学作品、影视作品还是学生时代的毕业典礼，我们听到过许多类似拜工作教的说法：把你的工作当作光荣的梦想。
这种弱化了物质价值的说法没什么问题，却不一定适合所有人。当我们不断接受这样的观念，将工作当作一种责任和信仰，却在真正开始工作以后发现我们很难在工作中找到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在曾经的大工业时代人们很难有这种落差感：终日坐在纺织机前的女工大概率不会对工作有过多高尚的幻想，因为这只不过是一个糊口的劳动。
时代的变迁带来了劳动场景的改变，但坐在写字楼里做PPT的年轻人依旧感受到了工作的重复与无聊，这种心理变化带来了无尽的焦虑和抑郁。除了糟糕的心理感受，物质上也往往很难获得满足。谷雨数据给出的《招聘职场闪辞专项调查》显示，应届生闪辞的第一原因是薪资福利待遇不满意。结合马云总结过的辞职原因，“伤心了”和“钱不够”两种全部达标，离职潮也就不足为奇。
“社畜”恰到好处地描绘了这种无奈又自嘲的心理——虽然坐在舒适的办公室，但是依然像牲畜一般苟活；虽然像牲畜一般苟活，但是至少坐在舒服的办公室里。
另外，处在信息时代中的职场人每时每刻都在利用互联网带来的便利，但也几乎都会感受到，工作与生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据美国《信息周刊》杂志的调查报告称，有90%使用便携式信息终端的人表示“工作时间增加了”。你在约会、在聚餐甚至在奔丧的时候，都随时能接收到关于工作的信息，造成了部分人的“信息恐慌”，看到微信消息弹窗就会神经紧绷。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系列健康问题：视力下降、脱发、颈椎病，对于年龄的恐惧就这样被提前了。
社交网络同时也带来了另一种“成功学焦虑”：无论被工作和生活折磨得多么疲惫，每个人上传在社交网络上的状态总是光鲜亮丽的，每个人的主页都充斥着简洁好看的工位布置、每日达成的工作成就以及明媚的笑容。
不仅如此，每一个财富榜甚至个人社交主页都在展示着这个人有多少关注者、多少人会给他们点赞……成功变得可量化，成功的形象也变得可视化。在国内，中产阶级的标准也曾被大量转发，房子和车子的数量、有品质的生活、旅行目的地……这些具体的规定使得社畜陷入深层的焦虑，面对既无法实现个人价值，又没有高薪的工作产生自我怀疑，但实际上，这正是大多数人的工作状态，并非人人都过得像自己朋友圈里展示的那样好。
以程序员为例，作为典型的被社交网络固化的群体，程序员们总是带着令人怜爱的发量和各种色彩的格子衬衫出现在人们的印象中，为了修改bug而日渐秃头是他们的必然宿命，因为热点新闻连夜维护程序是他们的职责所在，所以没完没了的加班成为了这个职业的标配。正是因为刻板印象如此深入人心，程序员对于996的反抗才更加令人关注。
“社畜”虽然是一个舶来词，但是它一是来自和中国有着相似文化背景的邻国日本（东亚三国青年加班惨状可以说非常雷同），二是它精准地描绘出了写字楼民工的生活状态和心理活动，再加上日剧、动漫等日本文化产品的输出，成功地被当代中国年轻人所接受。
微博账号“社畜茶水间”主要分享社畜在工作上的大事小情，有时只是发泄情绪，粉丝量达到15万，日发博数只有10条左右的情况下阅读数竟然超过100万，互动数在5000上下。博主“游识猷”发布的关于社畜的新词语“社身畜地”、“一无是畜”等的微博获得了超过2万的转发量。
在“正能量”和“丧文化”互相碰撞的今天，“社畜”蕴含着年轻职场人对现实生活不满的抱怨、无力改变现状的无奈还有权衡利弊之后只好自嘲的可爱。无论生活变得如何一团乱麻，至少我们还有自我调侃，自我安慰的力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