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电影注重挖掘民族文化的灵魂，展现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积极构建自己的本土认同。韩国电影除本土文化表达外，还有商业片的利益追求。
在国际传播中讲好本土故事，表现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感，进而推动了韩国电影市场的快速发展。韩国校园暴力题材电影的发展已经步入成熟期，该题材的影片不但具有强劲的市场发展潜力，也具有极高的社会价值和现实影响力，对我国电影的创作具有很大的启示。
中国校园电影由于受到中国传统伦理、主流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很难从其固有的道德教化和社会伦理范式中解脱出来，以至于较多校园电影中的人物出现刻板化、同质化等局限性，人物形象的扁平化，使影片丧失真实感，以至于较难获得观众的情感认同。
教师在电影中大多承担着教书育人的作用，他们都是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的正面形象，是社会良知的一道正义的光。电影将教师形象“神圣化”，忽略了教师的个性塑造，未能体现教师形象的多样性、立体性建构，未能还原教师形象的真实性，使得国产电影创作的教师形象给观众带来视觉疲劳。
要解决这一困境，电影要减少受以过去教师形象“模式化”的建构痕迹，打破以往“刻板化”的教师形象，创造更立体更真实的教师形象，在电影中展现教师的独特个性。
丰富教师的人物形象，这是建构多元形象的保证，在韩国校园暴力电影中，常常通过展现教师的心理变化来展开叙事，教师形象呈多元化建构，和国产电影中的教师形象大相径庭，多为负面形象.
如《熔炉》中虚伪丑恶的校长李江福，对学生拳打脚踢的朴保贤老师；《怜悯》中的校领导违背教育职责，功利冷漠；《蚯蚓》中教师收取好处费，贪污腐败等，以此来揭露人性的复杂。除教师形象外，国产电影中学生的形象也不够多元，表现得较为单一化。
电影集中表现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成长环境，人物形象表现为“二元对立”，如才貌出众的好学生和淘气不听话的差学生，或女生青春靓丽、男生高大英俊等模式化的青年群体画像，电影缺乏对学生成长的深入挖掘，片面化的人物形象难免会与受众心理产生落差，且对学生性格不具有全面的认知。
而在韩国校园暴力电影中，导演通过对施暴者和受害者进行多元化的人物形象建构，让观众拥有强烈的代入感，拉近银幕人物与观众心理之间的距离，产生情感共鸣，从而表达更深刻的电影内涵。
在韩国校园暴力题材电影中，对校园残酷现实和社会腐败现象的关注与反思一直是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关注未成年成长的同时，也从不同视角揭示社会的黑暗，感受弱势群体的痛苦与绝望。
电影通过对社会现实的观照，体现其社会责任感以及人文主义的关怀。电影《熔炉》是由韩国真实事件改编，讲述发生在慈爱聋哑学校的校长x侵幼童事件，这部电影通过对现实的刻画，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引起了公众对残疾人、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广泛关注，同时当地政府也对有关规定做出了调整和完善。
《熔炉》的成功上映直接推进了《x侵害防止修正案》（又称《熔炉法》）的出台，并且电影中所展现的校方和政府人员、警察等特权阶层之间的权钱交易，以及对韩国司法体系“前官礼遇”潜规则的曝光,也促进了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是电影社会功能的体现。
除《熔炉》之外，还有《妈妈不哭》、《蚯蚓》、《姐姐》等反映校园未成年性侵的电影；《优雅的谎言》、《我们的世界》、《怜悯》等反映校园冷暴力、关照未成年心理健康的电影。
韩国校园暴力题材电影对于社会问题给予严厉地批判，但同时对于社会弱势群体、尤其是未成年给予浓郁的人文关怀与希望，韩国校园暴力题材电影创作的成功经验为我国电影工作者提供借鉴。
近些年来，国产青春电影掀起热潮，但存在人物形象扁平化、主题表达同质化、内容缺少深度等问题，以至于校园电影爱情元素泛滥、价值输出混乱，一度陷入发展困境中。但随着校园暴力事件频发，电影创作者关注到校园安全问题，开始出现了以校园暴力为题材的电影，如《悲伤逆流成河》、《少年的你》等。
是中国首部关于校园暴力的电影《悲伤逆流成河》，讲述了上海两名高中生——易遥和齐铭在感情上存在纠纷，并深陷校园暴力中的悲惨故事。这部影片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反响，但未脱离校园爱情片的影子，人物刻画较为扁平，未曾直视影片戏剧冲突。
2019年，由周冬雨和易烊千玺主演的电影《少年的你》，入围第69届柏林电影节奖，国内总票房突破13亿元，掀起了校园题材电影的观影热潮。
该电影将校园青春题材与现实主义题材两者相结合，通过对家庭成长教育、校园暴力等社会热点问题的探讨，并从成年人的角度对青少年的成长困境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揭示了校园暴力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并尝试着从多维度来解构与编排，从而突破了以往青春电影真实感不足、人物性格刻画单一、叙事杂乱和主题内涵不足等问题。
相比之下，韩国电影深度聚焦各类现实存在的社会问题，具有极高的社会责任感。中国电影创作者应加强电影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传递更多对社会现实的观照，以此来拓宽电影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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