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法观察中国社会、分清敌友，解决“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等重大问题的名作，在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各种伟大斗争中已经并仍在发挥极其重要的影响。《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自1925年12月1日在《革命》半月刊上首次发表，到1951年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做过一些认真修改。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毛泽东根据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进程的变化情况，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主要作过四次修改，在文章精髓一以贯之的基础上，这些修改更加深刻地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变化，也反映了毛泽东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和毛泽东思想不断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
研究毛泽东著作，首先就要研究毛泽东本人编定的《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下简称《分析》）。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定稿中，毛泽东开门见山地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研究“开篇之作”与“首要问题”，既是毛泽东思想研究和中国共产党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毛泽东著作版本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这篇文章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法观察中国社会、分清敌友状况，解决“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这个重大问题的极为重要的著作，在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关于这篇重要著作，学术界已经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本文侧重梳理、剖析毛泽东在这篇著作首次刊发后反复作出一些重要修改的情况，以此观察毛泽东一些重要思想的发展脉络和逐步完善过程。
一、写作《分析》要解决“首要问题”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且社会关系极为复杂，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呈现多样性、反复性甚至不确定性。在1926年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反复思考，如何面对“勾结帝国主义的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这些敌人，如何坚定我们自己的领导力量，如何团结和接近朋友，如何建立起革命和进步力量的“我们的阵线”等，在这种复杂局面下，写作《分析》就有深层考虑。
为什么要写《分析》这样一篇文章？当然是为了“分清敌友”！但如何分清敌友，这个问题却没那么简单，因为党内和我们自己的队伍里仍存在不同倾向，存在骑墙派、摇摆者，还有许多糊涂思想。毛泽东本人曾经清楚地说明了自己写作的缘由：“此文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为什么会存在“两种倾向”呢？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促进了工农运动蓬勃兴起，推动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发展，然而这样的革命运动遭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封建军阀以及买办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右派的扼杀。孙中山逝世后，国内革命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国共合作矛盾日益加剧。国民党内左派和右派两派分化——国民党左派支持革命，主张“联共”“溶共”；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则恰恰相反，主张“限共”“反共”，开始进行反革命的阴谋活动。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一批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国民党老右派中央委员邹鲁、谢持等人公开反共反革命。国民党内部两派严重对立，“暗流涌动”。不搞清楚国民党内存在的分化问题，就无法解决国共合作矛盾。各种势力的尖锐斗争以及国民党内部的这种两派分化现象，自然影响着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其内部也形成了不同态度和主张。
在这严峻的形势面前，中国共产党党内呈现出一些复杂的思想状况，主要有两种代表性倾向。
第一，以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由于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错误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和关系，提出了“二次革命论”，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认为工人阶级不能成为领导阶级，忽视和否认革命的同盟军农民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只注意搞工人运动，不注意团结国民党内的革命力量，同样忽视和否认革命的同盟军农民的地位和作用。
实事求是地说，陈独秀作为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在理论上认识到中国农民在国民革命中有重要的作用，认为革命政党只有取得农民群众的支持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但他把农民看作资产阶级同盟军，并认为“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这显然是把资产阶级看成比农民更为重要的革命力量，这种对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特别是农民阶级不够重视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误导了党内不少人。
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为纠正中国共产党内在理论、策略上的混乱和容易产生的偏向，进一步明确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领导、动力、前途，分清敌、我、友，毛泽东撰写了《分析》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对我国当时社会各阶级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科学分析，初步解决了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同盟军、动力、革命对象等问题。
毛泽东本人在《毛泽东选集》的题解中明确指出，此文就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笔者认为，如果进一步探究，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写作《分析》，不仅是为了反对党内当时存在的两种错误思想倾向，还有针对当时国民党内右派的错误言行以及弥补国民党“一大”宣言的不足、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目的。这些毛泽东在文中也提到过，“要决定这个策略，就要首先分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宣言，就是宣告这个策略的决定和敌友的分辨。但这个宣言极其简单。我们要认识这重要的策略，要分辨那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阶级性，人数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二、“开篇之作”主要经历的四次修改和传播影响
搞清楚了为什么写《分析》，就更容易明白毛泽东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为什么要进一步思考和作出反复修改。《分析》可以看作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思想萌芽的重要标志，也是毛泽东思想发展成熟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文献之一。从1925年面世到收入1951年人民出版社《毛泽东选集》，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毛泽东对《分析》进行过四次主要修改，根据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进程的变化情况，此文在内容上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这既是客观形势发展使然，也是毛泽东本人思想发展的必然。
《分析》最早刊发于1925年12月1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主办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正是这个版本，提供了这篇文章在写作时间上的依据。199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之际，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在1951年人民出版社版《毛泽东选集》的基础上重印第二版，经过考证，把该文发表时间原定的“1926年3月”校改为“1925年12月1日”。而1950年《分析》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只征集到了1926年3月《中国青年》版的文本，毛泽东把《中国青年》转载时间“1926年3月”误认作写作时间。“1991年版”将发表时间改为“1925年12月1日”，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可以说，这恰恰说明版本研究的重要性。
在1925年最初刊发时，这篇文章最前面切入的几句话是这样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要分清敌人与朋友，却并不容易。中国革命亘三十年而成效甚小，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这个开头语，尽管问题的切入和论述所指已经非常明白，但毛泽东的思考却并未就此暂停。
（一）首发后的第一次修改
1926年2月1日国民党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第2期再发《分析》。《中国农民》是一个全国性刊物，《分析》能被这个刊物再发，足以证明该文的重要性。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次再发，但他此时肩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政治周报》社社长等职务，又要出席国民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间和精力有限，因此只做了少量改动，如将“劳动量”修改为“劳动时间”，因为劳动量就是劳动者的劳动耗费量，包括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和所耗费的能量，劳动量是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不会因为个人不同而不同。劳动时间会因为每个人工作效率不同而不同。这样的修改更加准确。又如，将“帝国资本”修改为“国际资本”等，因为“帝国资本”是帝国主义用直接投资或贷款形式对旧中国进行的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国家垄断金融资本的结果，也是其奴役和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项有力工具。“国际资本”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投资而形成的国际利润留成。尽管只是个别文字上的修改，但却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概念使用上非常认真。
这次修改再版，在农民以及关心中国农民问题的人中得到广泛传播，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农民运动中的地位，扩大了影响力。《分析》重点阐述了与农民关系密切的“半无产阶级”，指出“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还分析了地主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等与农民息息相关的问题。这种对农民问题的清晰认识，在当时还是很少见的。
（二）第二次修改
一个月后，即1926年3月13日，毛泽东收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主办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的来信，说当月的《中国青年》决定转载《分析》，请毛泽东根据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修改。
这期间，由于认识有了发展，也有一定时间，毛泽东对已经发现的文中一些不妥之处进行了校正，并结合《中国青年》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修改，改后的这一稿刊发于《中国青年》1926年3月第116、117期。
这次修改和《中国青年》的转载，让《分析》声名远播，特别是在当时的青年运动参与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当年5月，毛泽东以修改后的《分析》为教材，在广州第五、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国民党政治讲习所等进行讲授，湖南省各县主办的农民运动干部训练班，也几乎都将《分析》作为课本使用。这一时期广州出版过单行本。1927年4月，由中共汕头地方党和共青团主办的汕头书店以《中国农民》版为底本再版了单行本。
这次修改后，《分析》广为流传，在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时期和重大历史阶段都发生了重要影响。直到解放战争时期的1946年4月，为动员农民群众，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将《分析》编入《土地政策重要文件汇编》，1947年1月太岳区党委又将其编入《土改政策选集》。
（三）第三次修改
1950年，中共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负责主持编辑工作的毛泽东以《中国青年》版为底本，对《分析》进行修改。
此时恰逢中共中央决定重印《六大以前》文献集，毛泽东对原稿中个别表述不够准确、科学的用语进一步做了修改，如在阐述中产阶级的时候，没有详细归类哪些属于中产阶级，没有划分哪些属于中产阶级的右翼和左翼，但指出它们是以本阶级利益为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个幻想。毛泽东做这样的修改，显示出毛泽东对待革命的敌、我、友问题思考的进一步成熟。此外，毛泽东还删去了原文对知识分子、流氓无产者的论述，修改后的《分析》作为党的历史文献，补编入1951年2月编订的《六大以前》文献集，于1951年5月由中央办公厅出版。
（四）第四次系统性修改
《六大以前》重印本编订后，《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仍在继续。毛泽东反复斟酌，除对《分析》做了较大修改和补充外，还亲自加写题注，录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并作为开篇之作出版发行。《毛泽东选集》版的《分析》文本，应该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成熟经典版本。此后凡是收录此文的各种版次的毛泽东著作集和单行本，均按照《毛泽东选集》版出版发行。《分析》的单行本也有数十种，其中汉文版（包括注音本）9种，少数民族文版10多种、外文版50多种，此外还有盲文版1种。
三、从《分析》内容修改看毛泽东的思考变化
为什么毛泽东要反复修改这篇文章？其中原因很多，但根本原因还是客观形势的变化和主观认识的发展。这些情况，充分反映在毛泽东对文章的具体修改中。笔者现对比几个主要的版本，仔细校勘了其中的内容变化。
第一，反映在“策略问题”还是“首要问题”等的思考上有重要变化：对1926年《中国农民》版（以下简称“《农民》版”）与1926年《中国青年》版（以下简称“《青年》版”）的校勘。
1926年3月，毛泽东应《中国青年》的要求，对《分析》进行了第二次修改，由于认识有了发展，毛泽东对这次修改比较谨慎，包括对一些提法、文章的构架和文字等都进行了加工，这些修改反映出毛泽东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
一是从“策略问题”到“首要问题”的转变。“《青年》版”第一段引言由“《农民》版”的近400字删减为不足200字。文章开宗明义就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概括精炼、简洁、通俗，又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内涵。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要领导中国革命成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分清敌友”从策略问题上升为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制定一切革命策略的前提。
“《农民》版”主要从“策略问题”上展开阐述：“中国革命亘三十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所以不能如此，乃是未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军队中，未有他的向导领错了路而可以打胜仗，在革命运动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这个革命可以不失败。我们都是革命党。都是给群众领路的人，都是群众的向导。但我们不可不自问一问：我们有这个本领成功吗？要有「不领错了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致谨于一个重要的策略。要决定这个策略，就要首先分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宣言，就是宣告这个策略的决定和敌友的分辨。但这个宣言极其简单。我们要认识这重要的策略。”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在最初发表这篇文章时，毛泽东是把分清敌友问题当成“策略问题”来思考的。
“《青年》版”删除了“策略”概念：“中国革命亘三十年而成效甚少，就因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运动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这个革命可以不失败。我们要有「不领错了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文中涉及“策略”一词的内容被删除。这一修改表明，毛泽东已意识到“分清敌友”不仅是策略问题，更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1926年1月，毛泽东以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身份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意识到国民党内右派的错误言行以及国民党“一大”宣言的不足也属于革命的首要问题。因此，他将“不致谨于一个重要的策略。要决定这个策略，就要首先分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宣言，就是宣告这个策略的决定和敌友的分辨。但这个宣言极其简单。我们要认识这重要的策略”这几句话删除。
二是对社会各阶级和革命特性的认识更清晰、表述更准确。这次修改，毛泽东意识到，不能简单用“三等人”来划分社会阶级。因此“《青年》版”删去了“《农民》版”中“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分析则有”这样的表述。这表明毛泽东已认识到原来的表述不够准确。阶级是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集团。我们平时习惯用上、中、下这种口语化来表述某种事物或现象，但上、中、下三等并不能展示阶级的实质。用这种口语化方式无法精准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而用五大阶级来划分中国社会阶级，运用阶级分析方法详细分析当时中国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群来认清中国社会的实质，彰显了毛泽东对当时社会状况全面而正确的认识。
“《青年》版”删除了“《农民》版”的第三自然段：“中国各阶级对于民族革命的态度，与欧西资本主义国内各阶级于社会革命的态度，几乎完全一样。看来好似奇怪，实际并不奇怪。因为现代的革命本是一个，其目的与手段均相同，即同以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联合作战为手段，这是现代革命异乎历史上一切革命之最大的特点？”这是因为，1925年毛泽东在撰写此文时，是以西欧社会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作为参照物来阐述当时社会主义革命与国际上民族民主革命的联系。1926年1月，毛泽东以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身份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特性“既不同于英、法、德、美、日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同于中国的辛亥革命”。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为农民革命，而解放农民是巩固国民革命的首要基础。因此，毛泽东在修改时删除了这段话。
从上面这两个版本对比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首要问题”的认识在很短时间内就有了质的提高，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认识、分析，则是不断深化的。
第二，反映在“革命的首要问题”定位上有战略性提升：对1951年人民出版社版的《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选集》版”）与“《青年》版”的校勘。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分析》又进行了两次修改。其中1951年“《选集》版”在具体内容上有很大变化。笔者以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与其修改底本版本（“《青年》版”）进行比勘阅读，从其修改变化的痕迹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加深了对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认识。
1951年8月，中央组织编辑《毛泽东选集》时要收入这篇文章，毛泽东以“《青年》版”文本为底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进行了详细科学的分析，进一步表达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些基本思想。阅读这两个文本，笔者发现，“《选集》版”文本中毛泽东进行了精雕细琢的修改，具体修改如下：
一是在分析“首要问题”和各阶级状况上更加准确和精炼。
首先，删除一些绝对化的论述。“《选集》版”删除了“《青年》版”的第二段：“无论哪一个国内，都有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五等人……对革命守中立，参加革命和为革命主力军的种种不同的态度。”从这可以看，毛泽东认为以前有关“无论哪个国内”的判断太过绝对，必须校正。同时也更突出了写作此文的目的，“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分清敌友”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斗争过程中必须解决的战略问题。把“革命的首要问题”提升至战略高度，增强了论述的理论性。
其次，根据时代变化作出相应文字处理。“《选集》版”删除了“《青年》版”中“阶级性、人数”两项和各阶级人数及对于革命态度的比较表。毛泽东做这样的修改，是基于新中国成立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改变，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人数已经与新中国成立后不同。删去这些数字，不仅没有破坏原文整体文意，反而使行文更加精炼、简洁。
二是在理论分析上更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
首先，进一步分清各阶级的轻重。“《选集》版”将“《青年》版”各个阶级“第一”“第二”冠称删除，改变了原先将各阶级地位并列、不分孰轻孰重的处理办法。其次，突出工业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论述关于革命领导权的变化时，“《青年》版”并没有论及，只论述了无产阶级，指出“故工业无产阶级虽不多，却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选集》版”修改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结语部分增补了“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这样一句话，明确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属于工业无产阶级。
三是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划分做了更准确的归类。
首先，原来属于同一个阶级的，修改后分列为不同阶级。“《青年》版”将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官僚、军都称为“大资产阶级”，而“《选集》版”将“大资产阶级”称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并指出：因为它们“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它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所以他们“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做这样的修改，是因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都是革命的对象，他们之间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代表的对象不同，生产方式也不同。地主阶级（包括小地主）和买办阶级相较于中产阶级有进步性，而将小地主从中产阶级中剔除是应该的，小地主和大地主代表的对象以及生产方式是共同的，可统归为地主阶级，所以这样的修改是必要的。此外，毛泽东还把“半益农”阶层划为“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的资金”的贫农。“国民党右派”由原来的中间阶级修改成为中国革命的死敌。这样修改是因为从1925年到1951年，在中国革命道路上对象发生了重大变化，也表明作者对中国社会的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指出这部分人在革命中作用的同时，强调了其所具有的“破坏性”。
其次，对“知识阶级”的认识有了新变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知识阶级有了新认识，所以在修改时将“《青年》版”阐述“知识阶级”的内容予以删除，将原文中我们的敌人“反动派知识阶级”称之为附属于“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这样修改比较切合实际，因为在20多年的革命征途中确实有一些知识分子成了反动阶级的附庸。在原文本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认识还比较模糊，“《选集》版”则明确将知识分子划分为一个“阶层”，大大简化了对知识分子的论述，这足以说明毛泽东的思想认识经历了一个随着实际情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丰富和完善的过程。
最后，对“真正的朋友有多少”等判断有了变化。在对“革命的首要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同时，客观上存在一个“真正的朋友”或“真正的敌人”人数的变化问题。因此，“《选集》版”结尾部分删除了原文最后两个自然段，涉及的主要内容是，“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我们现在可以答复了。……我们真正的朋友有多少？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我们的真正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他们（也不过）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团结起来！”10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毛泽东写作《分析》时，为了使革命领导者们清醒地认识到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实际，采用了当时的数据实例来分析各阶级，这有助于我们在实践中更好地发动革命力量进行革命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敌友关系发生了根本改变，有必要删除这些内容。
作出上述处理后，毛泽东采用“综上所述”的概括来回答“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力量和同盟军问题，不仅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做了科学分析，更重要的是分清了敌、我、友。在进一步提炼总结后，全文逻辑更加清晰，内容结构更加严谨，文笔也更流畅。
当然，也应该看到，《分析》从1925年12月面世，到1951年收入《毛泽东选集》，尽管进行了四次修改，但文章精髓一以贯之，只是在一些提法和具体问题的论述上更加准确、清晰。而“《选集》版”的修改则更加体现出作者思想的变化。四个版本相比，“《选集》版”更为全面系统，内容更具理论性，论述更具“经典性”。这与客观实际的发展相吻合。从1925年到1951年，中国共产党历经了20多年革命运动的考验，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吸取了大量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认识不断深化，所以对《分析》从思想内容、文字、表述进行了精雕细琢的修改，对部分文本内容进行了重新建构。从《分析》的变化也可以看出，毛泽东自大革命时期起就代表了我们党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正确路线，毛泽东思想是不断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的。
《分析》是毛泽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法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辨明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初步提出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堪称毛泽东思想萌芽的一篇光辉文献。《分析》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大革命时期，讲的是分清敌友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但是，对这个首要问题的认识和阐述，却伴随着毛泽东在革命、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应该说始终是毛泽东思考国内、国际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革命的对象不同、建设面临的风险挑战不同，自然都会产生分清敌友的问题。
古今中外，分不清敌友甚至敌友颠倒而导致惨痛教训或失败乃至亡党亡国的例子，比比皆是。即使如此，分不清敌友甚至敌友颠倒的问题仍时有发生，并且不少人依然认识不到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在这篇文章开篇就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既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一个集团、一个政党、一个国家面对风险挑战时需要作出清醒判断的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曾经尖锐地指出，以往革命斗争屡屡遭遇挫折甚至失败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这些强调就是希望能警醒那些带有糊涂思想的人，特别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认识错误的人。毛泽东把这篇文章放在自己最看重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开篇，就是警醒全党同志必须时刻牢记、重视分清敌友问题，解决“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这样的首要问题。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能否分清敌友，是关系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模糊甚至判断错误是极其危险的。今天我们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在外部不断遇到试图打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各种力量挑战和敌对势力阻挠的时代环境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仍然是我们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首要问题，需要我们去认真分析、思考、研究，并从毛泽东的论述及思考中吸收深刻智慧和辩证方法。
（作者：邹卫韶，韶山毛泽东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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