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与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对这个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国家，我们有着非常复杂的感情。不过，如果我们排除民族感情只谈经济的话，日本这个国家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它在科技水平和经营管理方面为这个世界做了很多贡献，更重要的是，它的经济模式——曾经的成就和踩过的坑，也是其他国家，尤其是我们可资借鉴的绝佳样板。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曾称世界有四种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日本和阿根廷。
他说这话的时候其实是在盛赞日本的东亚模式。但在日本陷入失去的三十年之后，回头再看这段话却有了别样的滋味。
曾经的东亚优等生在高速发展之后、在一度成为世界第二大国之后，发展态势戛然而止进入了持续低迷状态，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属于底层规律的决定性因素在当时被人所忽视。
事后来看，泡沫经济及其破裂显然应该是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日本在泡沫经济破裂后一蹶不振，国运自此而衰。
不但日美差距重新拉大，第二宝座让与邻国，而且自身的优势产业也在中韩的挤压下越来越薄，以至于对外贸易一改常年顺差，开始出现逆差。
尤其是去年7月起开始出现的逆差还呈现出持续扩大的态势，今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7.92万亿日元）甚至创下了有统计数据以来的半年最高贸易逆差纪录。
跟通缩这个老大难相比，产业优势弱化才是真正的灾难，因为不被世界分工所需要的日本只能继续滑落。
回到本文关心的重点——日本的泡沫经济和泡沫破裂，让我们来看看我们能从中汲取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
前言先看看泡沫破裂前后日本的经济状况。
1965年日本首次出现对美贸易顺差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70年代便以以巨额贸易顺差为资本跻身债权国行列，荣登世界债权国榜首。
与此同时，美国则在1971年出现了首次贸易逆差，并在1985年耗尽海外债权转而成为净债务国，债务规模并在此后越长越大，再无回头。
然而泡沫破裂后，日本的发展趋势迅速逆转。
1989年至1992年，日本股票的时价总额减少420万亿日元，土地等的评估额则减少了380万亿日元。这合计800万亿日元的金融资产的损失相当于国家财力的11.3%。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所有物质损失在国家财政中所占的比例是14%。
两个数字竟然相差无几。
可以说，在泡沫经济以前，日本用制造业打败了美国，但在泡沫经济之后则是美国用金融业赢回了局面。这是一场金融业对工业的降维打击。
日本起飞战后日本经济快速起飞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其内在的管理模式——战后，日本沿用了战争期间的国家动员体制，在通产省和大藏省的长期规划和资源集中调配之下，日本经济快速发展。
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则在于当时的国际形势。
二战后，国际社会进入冷战状态。日本由于身处冷战前线，具有重要的地缘优势，因此获得了美国的垂青。
随着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战争“特需”景气的推进，日本在美国的重点扶持下，经济快速起飞。在这内外两个原因的推动下，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与美国的差距开始逐渐缩小。
1965年日本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收支发生逆转，美国的对日收支出现赤字。而伴随着日本国力的上升，日美争端开始逐渐出现。最先出现争端的是纺织产品。
以1955年美国降低纺织品关税为契机，日本向美出口急剧增加，纺织品贸易摩擦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接下来从70年代后半期开始，钢铁贸易逐渐接棒成为政治问题。
再然后是80年代的彩色电视机、录像机，以及半导体、机电产品和汽车行业，贸易争端不断向高层次产业转移。
与日本经济的腾飞相反，美国经济的衰退十分显著，于是日美贸易争端不断加剧。
不过矛盾虽然存在，但此时美国面对的主要矛盾是美苏争霸，在这个大矛盾前，其他问题都不是核心问题，所以日美争端暂时被压制起来。
金融兴起时间到了1979年。
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沃尔克上台，美国利率开始迅速走高。
1979年夏，保罗·沃尔克（Paul Adolph Volcker）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为了治理通货膨胀，他连续三次提高官方利率，实施了严格的紧缩银根政策，联邦基金利率几度到达19.1%的高位。
在沃尔克的严厉治理下，肆虐美国十余年的高通胀终于被驯服。
然而美国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1980年2月和1981年8月连续两次出现经济危机。
尤其是1981年经济危机持续了16个月，成为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危机。
经济的窘迫使得卡特政府败选第二任期，而里根政府则由此胜出。
不得不说，里根还是很有一套的。
里根上台后以供给学派为理论指导核心，设计了一整套打法。
他主张小政府，力推自由市场主义，以释放市场活力。
里根充分吸收了卡特政府的教训，通过减税为企业解绑，以刺激经济。
为了重塑美国形象，同时也是为了治理通胀，里根政府实施了强势美元战略，甚至喊出了“强大的美国，强势的美元”的口号。
可是为了刺激经济而实施的减税和美苏军备竞赛所需要的支出是冲突的。
收不抵支之下，美国不得已加大了对财政赤字和国债的依赖。
于是1983-1984年间，在通胀好转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作用下，美国经济开始明显好转，但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却在日益扩大。
如果按照以往的经济规律的话，照理美国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趋势，美国早晚会像英国一样，因为债务的积累而失去霸权和领导地位。
不过现在不同以往。
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了。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第一次摆脱了黄金的束缚，拿到了货币权力。
从这个时候起，经济发展的规律出现了本质性的变化，从此强国的标志不再是海外净资产的多少，而变成对外负债的多少。
对于这个经济规律的变化，我拿英美对比阐述，大家更好理解。
为什么同样都是霸权国家，英国是海外净资产的最大国家，而美国就是世界最大债务国呢？
这是因为英镑时代，英镑并不掌握货币的权力，英镑只是代言黄金；而在美元时代，美元掌握货币的最终权力。
那么，为什么掌握了货币权力后，强国特征就会从资产大国变成债务大国呢？
因为英镑的本质是黄金代币，而美元的本质是负债凭证。
英镑的价值来自于黄金，有权力的不是英镑，而是黄金。
这意味着，英镑想强大自己，就必须要多贮藏黄金。
黄金越多，英镑得到的肯定和背书就越多，英国和英镑就越强势。
所以英国强大与否的标准是海外净资产，净资产越多，英国和英镑就越强大。
而美元的价值来自于美国暴力的背书，与黄金无关。
美元不需要净资产，他需要的是别人的资产——这就是它负债的过程。
因此，因为拥有了货币权力，现在的美国既可以、也需要滥用美元去剥削其他国家，去收取其他国家的铸币税。
于是，美国站在货币的基础上开发新产品，调动资源对其他国家实施降维打击。
恰逢这个时候信息技术长足发展，金融市场开始呈现多层次、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各种金融产品围绕美元被相继开发出来，美国的金融市场得到蓬勃发展。
而美国飞速发展的金融市场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向美国的回流和集中，这其中就包括日本顺差通过金融市场的回流。
这些资金客观上弥补了美国贸易的逆差。
美国享受到了金融市场发展的成果，这是美元霸权带给美国的初步权益，更大的好处还在后面，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日德换位1979年的另一件是欧洲货币体系成立，德国与欧洲深度绑定，欧洲开始抱团对抗美元。
失去了欧洲助力的美国，把目光也不得不放在日本身上——柿子要捡软的捏么，更何况日本的资金量巨大，用起来解渴。
日本也没有辜负美国的信任。
日本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76年日本购买的美国国债才仅仅1.97亿美元，但到了1986年就已经达到了138亿美元。
80年代的前五年，日本对外投资的一多半都是美国国债。
当时的普林斯顿大学罗伯特·吉尔平教授对此评价是：没有从日本向美国的资金流动，就绝不会有里根政府一边刺激国内消费、一边进行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备扩充……行为。
到了1985年，美国终于迎来了一个拐点——美国从债权国变成了债务国。
同时这一年里根第二次当选总统。
这时摆在里根面前的是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坏消息是长期以来强势美元带来的产业压力正在通过国会施加过来；好消息是冷战格局出现了有利于自己的变化，苏联内部矛盾重重，解体趋势已现。
斟酌之后，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调整了财政部长，将白宫幕僚长与财政部长对调，任命詹姆斯·贝克为新一任财政部长。
和前任财政部长里甘（Donald Thomas Regan，也有译为里根的。由于和总统里根过于相似，这里用里甘以示区别）不同，贝克主张对汇率市场进行干预。
这意味着里根政府奉行的自由市场主义变天，未来美国政府要下场了。
于是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几乎是一夜之间，日本从美国可信赖的盟友，变成了美国的经济威胁。
广场协议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简称G5）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发表了被称为“广场协议”的声明。
五国开始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汇率向日元和德国马克升值，美元贬值的方向发展，以解决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
如上所述，此时的日本已经取代德国成为美国对外沟通的主要对象。
但不同于大家印象的是，广场协议并不是日本的城下之盟，而是日本主动为之的结果。
时任大藏大臣竹下登甚至表示“贬值20%OK”，以表达日本愿意协助美国采取入市干预的手段压低美元汇率的姿态。
这不是竹下登的自作主张，实际上让日元升值也是时任首相中曾根的政治诉求。
中曾根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他把“强大的日元”看作是日本强大的象征，渴望借此缔造一个强大的日本。他同时还怀疑市场主义那套理论，厌恶汇率的自由浮动。
这两点使得中曾根非常支持日美协作推动日元升值。而对美国来说，广场协议更是求之不得。
美元贬值既有助于政府缓解来自国会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又有助于降低美国的债务压力，所以美国政府积极筹划广场会议。
实际上，美国解决逆差的方案是一揽子的，包括要求日本自主限制其对美国的出口（即自愿出口限制VER）、开放国内市场扩大内需（如自愿进口扩大措施VIE）、资本进出自由化，等等。
只不过在落实的时候，由于汇率具有指向明确方便监督的特点，所以成为解决日美贸易不平衡的重点。
于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广场协议就此出炉。
“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开始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在国际外汇市场大量抛售美元，美元开始持续大幅度贬值。
1985年9月，美元兑日元还在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元就迅速下跌到200日元左右，跌幅20%。
此后，美国财政部长贝克再接再厉，不断表态进行口头干预，推动美元最低跌到120日元。
不到三年的时间，美元对日元贬值了50%！跌幅远超日美当初的预期。
那么日元升值解决了日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吗？
显然没有。
1985-1986年，美国贸易逆差分别为1484亿美元和1550亿美元，1987年更是创下1700亿美元的最高记录。
二战后美国贸易差额走势。红箭头处为1985年。
虽然在接下来的1988-1990年，美国贸易逆差出现一定下滑，但从90年代起又开始再次扩大。
但日本产业界却是损失惨重。
美元贬值使得日本的海外美元资产直接腰斩，损失金额高达3.5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对美贸易顺差的一半直接作废。
当时日本企业为抵御美元贬值带来的经营风险，采用15%记账法——即记账的时候直接提取15%的汇率损失拨备，但仍然远不能覆盖实际的汇率损失。
显然，广场协议成为日本送给美国的大礼包。
那么，为什么汇率不能解决日美贸易的不平衡问题呢？
因为外部失衡其实是内部失衡的表现。
里根政府为了跟苏联搞军备竞赛，大肆举债扩张。
这些国债卖给国外，就是对外债务。而国外购买美债的资金来源正是靠自己辛辛苦苦挣出来的对美顺差，或者说是靠美国的贸易逆差输送过去的。
所以，日美贸易不平衡是美国过度扩张滥用美元的结果，这不是调整日本内需和经济结构能够解决的，更不是单单调增一个汇率能够解决的。
但是在美国霸权的压力之下，广场协议成为美国把内部失衡甩锅给日欧的行动方案。
而对日欧来说，则是用汇率调整来换取免于贸易制裁。
于是汇率成为美日欧协调的焦点。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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