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闻一多与西南联大师生同游云南路南县石林。资料图片
闻一多（左二）与家人在一起。资料图片
1946年7月11日，“抗战七君子”之一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昆明街头。4天后，闻一多在云南大学致公堂举行的李公朴追思会上，发表了痛斥国民党特务、呼唤新中国的气壮山河的“最后一次讲演”；会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西南联大教师宿舍门前。
闻一多以生命诠释了何为不畏强暴、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何为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士人风骨。
在我多年来对众多当年的西南联大学子的采访中，闻一多是他们最常忆及的师长之一。
师长以他们的敬业尽职和高标人品，给予青年一种精神的哺乳，其影响穿透学子们的一生，天涯海角终难忘。
闻一多是一名文学教授，在西南联大时期曾接替朱自清担任清华中文系主任，但他的影响力却超越了文科；在其就义后，更成为一代学人挺拔不屈的“标杆性人物”。
步行团中的青年导师
在北京时遇到西南联大校友陆迪利，他对我说起闻一多：“闻先生人高高大大的，眼睛很有神，远远地走过来，带着一股热量，扑面而来。”他回忆起当年长途跋涉西迁昆明的“步行团”时光：
闻先生唱歌非常好听。有一次，我们走进一个山洞，要穿出来，里面阴冷，很黑，大家疲劳，心情不好。突然山洞里响起了激情的歌声，就像是车轮子滚动那样，轰隆隆的。一下子精神就振奋了，听着歌声，走出了山洞，眼前又是一片光亮。歌声停了。大家反而有点觉得山洞太短了，还想听那歌声。
这让我想起高尔基的《丹柯》，当人们在黑暗中绝望的时候，丹柯掏出自己燃烧的心，照亮人们的道路。这也是闻一多在《红烛》里歌颂的精神：为黑暗的世界发出光明和热量。
西南联大校友吴征镒与闻一多最初的接触是从步行团开始的：
这个湘黔滇步行团有200多学生，其中有13个老师，我记得是这样的。这老师里面有著名的闻一多教授、李继侗教授、曾昭抡教授、袁复礼教授，还有黄子坚教授，大概有五六个吧。其他的都是助教、讲师什么的。我们一路上，特别看到闻一多先生一路走一路写生——画风景。
震动师生们心魄的，是一路上看到底层人民的贫困与落后：
这一路看到中国的西南，特别是贵州，当时很穷困，少数民族受压迫，文化程度很低。有很多县里面基本上连小学都没有，最好的也只有小学。生活条件很差，有的地方还有麻风病，由于生活困难，卫生条件很差，所以一路看到的，真是使我们从“象牙之塔”，第一次看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我们以后的思想进步有很大影响。
闻先生是在这一次旅行中，才开始真正接触到民间的痛苦、疾苦。
他曾经在路上说过，我们这次走，就是真正地认识了，祖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938年4月11日，步行团渡过盘江后，在安南这个小县城没能解决二百人的食宿，于是学生吵闹。而晚上县长却请步行团里的先生们吃饭。这种安排几乎造成步行团的分裂。
闻先生这时也在，看见学生们像饥民一样地要“暴动”，就在人丛里说：“我今年已是四十岁的人，我跟你们一样……谁要是有意弄得这样……谁还要活吗？”学生立刻安静下来。一个啧着说：“文学的……”但是没有说下去，底下也就没有谁再开口了。这一夜先生等都没有吃没有睡，陪着学生们在县府大堂上冷坐。十二日旅行团在安南休息，晚上举行庆祝台儿庄胜利游行大会。（季镇淮编《闻一多全集》附录）
从这样的细节中，可知这趟旅行的不易，二百人的食宿能否解决每天都是未知数。
闻一多挺身而出，不止解了黄子坚作为步行团“总务”的围，并采取了与学生同甘共苦的行为来化解矛盾。他出面说话，立即感动了学生。在关键时刻，能克己，有领导风范。
学生也是跟“孩子”一样，怕被“大人”抛弃。闻一多彰显出“师道”的呵护与担当，具有人格的真诚力量，故瞬间感动学子。一夜的无眠无食，反而铸就了师生间血脉相连的情谊，为战时大学的相依坚守奠定下一块宝贵的基石。
这是师生们流亡生活的开始，一样的失去了家园，可学生们还在稚嫩期，父母家庭都留在沦陷区了，他们视学校为家，将师长当作家长。后来这种关系成为联大最牢固的纽带。
闻一多1940年致信赵俪生：
早年本习绘画，十余年来此调久不弹，专攻考据，于故纸堆中寻生活，自料性灵已濒枯绝矣。抗战后，尤其是步行途中二月，日夕与同学少年相处，遂致童心复萌，沿途曾作风景写生百余帧，到昆后又两度参与戏剧工作，不知者以与曩日之教书匠判若两人，实则仍系回复故我耳。
步行路上的朝夕相处，与学子们以情相交，闻一多也从青年的身上汲取朝气。他本有一颗赤子之心，他的话与感情，对青年的影响震动也最大，可以说，闻一多与年轻人是互为知音的。
在步行路上已经形成约定，学生们将成立诗社，他作导师。
诗化生活，诗化家庭
闻一多在给妻子的信中曾说起这段步行团的经历：
教授五人中有二人中途退出，黄子坚因职务关系先到昆明，途中并时时坐车，袁希渊因走不动，也坐了很多次车，始终步行者只李继侗曾昭抡和我三人而已。我们到昆明后，自然人人惊讶并表示钦佩。杨今甫在长沙曾对人说，“一多加入旅行团，应该带一具棺材走”，这次我到昆明，见到今甫，就对他说，“假如这次我真带了棺材，现在就可以送给你了”，于是彼此大笑一场。
坚持步行，他内心很自豪，在长沙时的玩笑话，尽显教授间的幽默和闻一多的豁达。
途中许多人因些小毛病常常找医生吃药，我一次也没有。现在我可以很高兴地告诉你，我的身体实在不坏，经过了这次锻炼以后，自然是更好了。现在是满面红光，能吃能睡，走起路来，健步如飞，更不必说了。
一个如此热爱生命和健康的人，可叹，在年富力强的盛年就被子弹中止人生，看到这里不禁感慨：先生真是为真理不惜生命。
打地铺睡觉，走累了以后也一样睡着。臭虫、虼蚤、虱实在不少，但我不很怕。一天走六十里路不算什么事，若过了六十里，有时八九十里，有时甚至多到一百里，那就不免叫苦了，但是也居然走到了。
无论于“家”于学校，他总是一个呵护者，扛住外界的风吹雨打。
至于沿途所看到的风景之美丽、奇险，各种的花木鸟兽，各种样式的房屋器具，和各种装束的人，真是叫我从何说起！途中做日记的人甚多，我却一个字还没有写。十几年没画图画，这回却又打动了兴趣，画了五十几张写生画。打算将来作篇序，叙述全程的印象，一起印出来作一纪念。
给妻子的信无话不谈，可见夫妇感情如胶似漆。
还有一件东西，不久你就会看到，那就是我旅行时的相片。你将来不要笑，因为我已经长了一部极漂亮的胡须。这次临大搬到昆明，搬出好几个胡子，但大家都说我与冯芝生的最美。
“蓄须明志”的话就不在这里说了，对妻子只讲美与得意，这是闻一多作为一个“伟丈夫”的情怀。
闻一多是用诗人气质在构建他的家庭理想。次子闻立雕说：
他也很喜欢在月夜里教我们背唐诗。我们在晋宁，是住在楼上，窗户很大，可以打开，挺亮的。到了晚上，月亮升起来的时候，窗户打开，月光整个能够散到屋里，一片月光。在这个时候，月光底下，他也教我们背唐诗，或者是让我们背给我们讲。我记得《春江花月夜》就在这个时候学的，印象特别深。
（他）给朋友的信就写过，他要诗化生活，诗化家庭。他年轻时候，从清华回家之后，就是给我们的叔伯、哥哥这些人讲诗、背诗。到后来，甚至新婚之后，还给我母亲讲诗。他作为诗人，希望诗化生活、诗化家庭，所以这样做。
抗战带来的流亡，安逸校园生活丧失，贫困生活来临，但这一切并没有扰乱闻一多的内心个性，“随着战争的开始，环境是很恶劣的，可是他还是和平常一样，这跟他的整个风格和思想是一致的”。
三子闻立鹏回忆起当父亲休假时，带着全家人到呈贡乡下去，在绿草地上的悠然时光：
刚好这一年轮到我父亲休假。在休假的时候，我们就搬走了，搬到晋宁去了。在晋宁住了一年的时间，我父亲利用他的假期，给我们教诗。唐诗长的有《长恨歌》《琵琶行》，我们小时候背了好多诗，就在那个时候学的。
在晋宁郊外，有一个草地，他带着我们去。带一块毯子，草地上一铺，他还泡了一壶茶。他跟我母亲就坐在我旁边，一边喝着茶。然后我们在那里翻跟头，抓蝴蝶，在草地上玩。他和我母亲就坐在那里，看着我们，笑眯眯的。
当时闻一多头部负伤，因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昆明时，他出去寻找长子，被炮弹炸倒的墙砖击中头部，血流满面，惊吓了一家人。
然而这并不影响他“诗化生活”的理想。
等我们玩得差不多了，他就把我们叫回来。有时候他给我们讲讲远古的神话，有的时候他就教我们背唐诗……云南的天特别蓝，又高又蓝，白云在上面飘，远处都是一片绿，我们在那里背唐诗。那时候虽然小，可是真觉得自己好像走到诗境里去了，所以对我们的心灵是一种陶冶。
闻一多有种不易被打垮、不易灰心的坚强个性，穿透雾霾与阴云，他总是在呼唤春天和明月。
女儿闻铭说，家里住的民舍，院子里和屋子里都可以看见月光，于是父亲教她们朗诵起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我们摄制组到龙院村去拍摄过闻一多的这个故居，那是昆明典型的“一颗印”民居，从高空俯瞰，整个院落就像是一个典雅的印盒，中间的天井则像准备放置印章的空处。
住在如此规则甚至闭合的宅院里，却能够从仰望天上的月亮，而想象海上风光、春江上的离妇和望月思归的游子，这是深厚的诗情和人间博爱所致。
闻一多的诸多肖像照中，以在石林叼着烟斗的那一幅最具个性和美。先生面含微笑，笑容却因用牙咬住烟斗而没有展开，但一股内在的得意怡悦油然于姿态中。
石林是联大先生们爱去的地方，石笋壮观，当地彝族人时常会在民间节日举办歌舞会。
先生一面听着联大学生们的诗歌朗诵，一面欣赏歌舞，将这现代的和远古的青春弥合起来，在这里他获得了一种社会学的多维思考空间。
他似乎有了新的发现，于是笑而不答。
拍案而起，舍生取义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宣布解散，当日第一批学生北上。1946年7月11日，西南联大最后一批学生，早晨7点离开昆明北上；晚上9点钟，“抗战七君子”之一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昆明街头。
在闻一多长女闻铭的回忆中，闻一多听到消息后脸都没洗，起来就走了。到医院的时候，李公朴已经牺牲了。
在最后的那段白色恐怖中，闻一多受到“警告”威胁，家人几乎每天都在胆战心惊中度过。
当时我们在家里都是特别紧张。我母亲也在家等。他回来的时候，我母亲知道李公朴伯伯被暗杀了，已经牺牲了。我父亲回来以后也没说话，一句话没说，就靠在那儿。我母亲给他端过一杯热茶去，我母亲也说不出话来。当时那个形势下的话，大家都很清楚。而且早上也是不断地有人来告诉我父亲，传说黑名单上第二号就是你，说闻先生你要特别小心，最好别出去了。
有的人还送来一套西装，说闻先生你化装走吧。从篱笆那边可以跑出去。你不出去国民党肯定就得暗杀你。我听妈说的，后来西装还搁在椅子上。
可是我父亲一点没有畏惧，还照常的出去。敌人那方面不断地来恐吓威胁。白色恐怖那么严重，空气中布满了血腥味。
闻一多在最后时日，是知道自己正在接近死亡的。周围的人们都意识到了，想阻止他，想让他回头，离开这险地与逼仄的环境。
在最危险的时候，李公朴先生被害之后，我母亲心情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很气愤，对国民党很愤慨。另一方面，又担心父亲下一个就要被害。所以，有时候她也劝他说，你是不是不要出去了，你是不是少活动一点。我父亲就跟我母亲讲，现在就好像是一条船，在海里面遇到了大风浪，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在船上的人，需要把这个舵掌握好，那么船才有可能不翻，到达彼岸。如果我们也撒手不管了，任凭着风浪去吹这个船只，那么这个船可能就要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不坚持不行”。
闻一多说，这好比是一条大船。他是诗人，诗人是善于想象与比喻的。“这条大船”是什么意思？而他一定要自己留在船上，又是什么意思？
闻一多当时的行为有一个内驱动，谁也拦不了，这就是他要对大局负责，对被害者负责。当学校已撤离，凡事没有了支持，他是把自己作为一个收拾局面的人，留下来的。
闻一多最后几乎是自己选择了殉道之路，是他忠于自己一贯的信念，在艰难时刻显现的理想的“士”之品格。
可是这个时候，我父亲怎么能不出去？李公朴伯伯的尸首还停在医院里。所以，他还是冒着这种生命危险，还是往外走。就那几天，他天天不在家，天天早上就出去，中午才回来，在家吃一顿饭。吃饭时候的他很少说话。我们在吃顿饭时候才见到他，也都感觉到气氛特别恐怖、紧张。
最后关头，闻一多践行“士可杀，不可辱”的行为信条，达成伟大的人格。7月15日上午，闻一多在云南大学致公堂举行的李公朴先生遇刺经过报告追思会上，发表了气壮山河，痛斥国民党特务、呼唤新中国的“最后一次讲演”。
当时那么多同事都劝我父亲，他也就答应了。他说好，我不说话。但是当在会场上，他看到李伯母讲不下去了，李伯母悲愤交加，哭泣得说不下去的时候，特务却一点人性没有，还在会场上捣乱吹口哨。我父亲实在气愤不过，拍案子起来就上讲台，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最后一次讲演。
这一次讲演以后，学生不放心，就把他送回来了。他也知道这已经是面对面的冲突了，他知道死亡离得更近了。
因为要开一个《民主周刊》记者招待会，由他来主持。他下午休息了一会，还照常出去。出去就开那个记者招待会，会上跟记者控诉法西斯的暴行，宣传民主的运动。就是下午这个会回来，回来的时候遇难的。
听到门外响起枪声，家人就知道闻一多被暗杀了：
跑到门口一看，我父亲和大哥，一个横一个竖倒在血泊里面。西仓坡上一个人没有。当时我们一下就扑到我父亲那身上去。我跟我妹妹叫，爸！爸！我们叫他的时候，他的眼睛已经闭上了，但是他嘴唇微微动了一下。我母亲一下抱着他，把他头放到身上，血流得我母亲一身。我们也跪在他旁边。眼看着我父亲嘴唇由红慢慢变成紫，就发乌，我们的心里面也基本明白，父亲恐怕已经不行了。
这个时候，长子闻立鹤躺在一边还睁着眼睛。
闻铭说：“大哥那个眼睛一辈子都忘不了。当时他真是充满了仇恨的那种眼神。”
我问闻铭她那时候多大？她回答：“我那时候十四岁，我妹妹九岁多一点。”
闻一多的次子与三子已经随北回的师生登程离开昆明，长子立鹤陪伴父亲左右，家中唯余幼女弱妻。
大多数师生已经离开昆明，去庆祝久盼的抗战胜利。闻一多是有资格享受这个凯旋的。然而他似乎已经忘记了在北方清华园中等待着他的宁静书斋。
一个魅力四射的喜爱接近青年、指导青年的先生，他的遇害也引起了来自各方的震惊与愤怒。
吴征镒在回顾自己的政治抉择时，谈到吴韫珍先生，贫病交加，才四十几岁就过世了：“过去我们一直认为读书救国，在西南联大后方昆明这个地方，还可以继续工作下去，经过他这样一死，让我深深感觉到这条路啊看样子走不下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是我思想转变很重要的一个契机。”而直接将他推向前去的，是闻一多遇难：“第二个大的刺激就是闻一多先生，因为敢说话，敢反抗，结果国民党对他下了毒手，可以说是乱枪打死的，身中十几枪，当场就没有办法挽救的。也是四十几岁就英年早逝了。所以这两个刺激，使得我后面坚定跟着共产党走。”
2009年秋我在台北采访当年的清华学子姚秀彦时，她指责国民党的特务政治，很气愤地说：“他们杀害闻一多，就失掉了人心，怎么会不失败呢？”
士子风骨，乃是一种历经千秋世代，鼓发正义、催动世人、抗击暴虐、呵护弱者的铮铮品质。
虽千万人，吾往矣！
自“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仁人志士舍生取义时，多带有一股个人的英烈之气，如谭嗣同、如秋瑾，这二人都是可以“一走了之”，而却执意留下，以牺牲自我昭示信仰的。
对于闻一多，那个时代还不远。
闻一多的牺牲，与谭嗣同、秋瑾具有同等分量的“殉节”气质。
而当我面对闻一多的众多子女，众多怀念情愫时，不禁喟然。
闻一多与那些早已经决心牺牲的斗士还不一样，他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一直生活在家庭天伦中。彼时一群儿女皆未成年，相依膝下，妻子被恐怖熬煎，而先生却凛然，一去不归，与平日判若两人。
倘若闻一多也踏上北归火车，不日即回到清华家园，重回战前教授的优裕生活，一家人亦团圆幸福。这个抗战胜利的成果，闻一多是最有资格享有的。而他却被眼前学生与朋友的鲜血激怒，拍案而起，面对横暴，毅然舍生，表达了一种“不自由毋宁死”的抗争意志。
十一，合起来就是“士”
2016年9月，我到成都拜见马识途先生。马老是作家，曾在西南联大读文科，他思维恣肆，记忆点也与别人不一样。
马老说：“闻一多当年想办一份报纸，叫《十一》，合起来就是‘士’。闻一多办这份报纸的目的就是想提醒和完善当时作为‘士人’的人格品行。”
我以为，这可能是研究闻一多生平的一个点睛之笔。
如果说，抗战时期是闻一多对自身人格重新设计和塑造的过程，那么，他的理想就是构建一个时代的“士”的内涵与价值观。
士，最早是习“六艺”，服务于诸侯朝廷与王族的一个阶层。他们受到特殊训练，具有特殊的精神修养。在过去先民奋斗的历史中，这群人——“士”临难不屈，见危授命，牺牲小我以保全邦国的事迹，可歌可泣，是中华历史的重要部分。
自五四以来，“士”的身份受到质疑，然而，中国文化的深远传统，依然会令新的知识分子不断地回顾“士”的品行，以此自律。
作为新潮的学贯中西的文人代表，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时期重新打上“士”的人格标志，是一种回归。他意识到有这些品行者在抗战时代依然是中流砥柱。
罗庸与闻一多同时在西南联大开《楚辞》课，二人都怀抱有重振“士与君子”的情操理想。在罗庸作词的“西南联大校歌”里，直抒了“君子”与“士”的使命担当：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罗庸在《鸭池》讲稿中说：原来士之所以为士，在其能以全人格负荷文化的重任而有所作为。
这便是中国民族的自信力，而这自信力的培成，却全靠“士”以他整个的人格来负担。
正是这种“士”使命担当，使闻一多的思想和行为明显有了很大的转变。
周围人能感觉到的是，他的内在增加了一股动力和开放性，他把自己的心和才华、言语行为都一下子打开，豁然开朗了。他和这个世界有了更广大的主动的联系，随时准备投入他燃烧的心与博大之爱。
这个改变的起点是“国难”。
从七七事变，他弃家登舟的那一刻，他对臧克家讲的那番话，就可以看出，他对时局的思想准备，以及一种“大舍弃”的气节。
随父亲在码头上等待的三子闻立鹏回忆，当臧克家问闻一多：“你的那些古书怎么办？”闻一多回答：“国家大片大片的领土都丢失了，我那点书算什么？”
他的谈吐，磊落胸怀，身系国难，并非一般只是忧己的仓皇难民。
这时的闻一多已经在准备为国难承当更多的责任，更大的牺牲，并且视为己任。
到昆明后，为了躲避轰炸，当教授们搬迁到乡下去，房舍不够时，就发生了“隔帘分读”的故事，显示出闻一多相比一般教员的气度不凡。
他慨然邀请找不到房子的华罗庚一家人同住，我认为，这与他对华的身体残疾具有更深的体悯有关。闻一多是有深切悲悯意识的人。他能够“动情”，这是大情。
有老乡曾经回忆起“那个跛子”在村口因踩到牛粪滑倒，半天没有起来的事。闻一多能够体贴，以华罗庚的身体，在战争时期遇到的困难更大。
闻家与华家的子女至今相处甚好，可见当年同居一室的真诚情谊。
“君子固穷”，这也是士的品格。闻一多的太太种菜，他治印。
闻一多在他的人生中追求一种信念与信仰的清晰透明。他的信仰尽管有所变化，但令人感觉到的是，有一种东西没有变。这种不变的东西，我以为，就是闻一多对自己的定位。因为士，必须具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君子闻过则喜”“从善如流”的坦诚。
当年我的父亲去过闻一多家，专程是去看门楣上那闻名全城的题词的：“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父亲非常赞赏这爱憎分明的决绝气概，把这句话告诉了童年的我。
对于“士”的人格构想，闻一多选择了屈原作为“原点”，回到天地间的大我、大仁、大义。
他喜爱的诗句是：“哀民生之多艰”“吾将上下而求索”。他心目中的“士”是接近屈原那样的形象的，芳草峨冠，特立独行，视高洁重于生命。
《论语十则》记：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闻一多是走到了“松柏”这一步的，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践行了“威武不能屈”“士可杀，不可侮”的信条。
（作者：张曼菱，系作家、制片人，著有《西南联大行思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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