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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赣东北党和红军纠正立三左倾错误，进行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之际，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派万永诚、倪宝树(后叛变)于1931年4月下旬到达赣东北。
1、“王明路线”的深刻影响5月2日，在葛源召开县以上干部参加的特委扩大会议，由万永诚传达四中全会精神。他认为，“赣东北党还有立三路线，必须实行彻底转变”，还批评赣东北党存在着“右倾保守”、“封建地方观念”、“富农路线”、“调和路线”。会后，根据中央指示，特委进行部分改组。
1931年6月下旬，又派曾洪易以中央代表身份和聂洪钧、杜石公、吕振球、关英等来赣东北，加紧贯彻执行四中全会路线。他们7月20日到达赣东北中心苏区后，在特委会议上，曾洪易首先宣布他是特委组织之上决定一切的中央代表，接着改组特委，将原来的特委委员吴先民、黄道、邹秀峰、洪坤元等排挤在特委之外，仍以万永诚为书记，聂洪钩为组织部长，涂振农为宣传部长。
在特委常委内组织了一个以万永诚、聂洪钧、唐在刚为成员的3人主席团，这样，整个特委的领导就完全改变。曾洪易还声称红军是中央的，应直属中央代表指挥。
为了在政治上全面推行王明路线，继续在赣东北党内反对所谓“立三路线”、富农路线”和“保守主义”等。曾洪易在检查赣东北党政有关文件时，断章取义，把同村大姓支部叫做“封建党”；把富农分到些好田，地主分到田叫“富农路线”；把解决难民生活的实验农场(当时称作苏维埃集体农场)叫“立三路线过左”的办法。
“在军事上把过去游击战争的‘扎口子，打埋伏，打小仗，吃补药`等的战法叫做保守主义。”
曾洪易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全盘否定和歪曲了赣东北的工作，把反“围剿”战争的一些胜利归结为“深入反立三路线反富农路线斗争，坚决执行国际路线的初步胜利的结果。”
在曾洪易的决定下，9月1日至5日，赣东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葛源召开。到会代表共47人。方志敏、邵式平等名义上是参加大会的领导，但实际上是曾洪易决定一切。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在检查工作中加紧反对立三路线、富农路线，特别反对右倾的保守。”
大会通过了经曾洪易修改的6个决议：
《政治问题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苏维埃工作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宣传鼓动工作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
在这些决议中：
“不顾事实地指责赣东北党不但是立三路线的执行者，而且是立三路线的发挥者；说赣东北党的组织大多数不是从斗争中发展的，而是征服、拉夫、亲族和感情关系的相互介绍建立起来的；说党的支部根本不能领导群众，党的组织生活充满着富农意识、官僚主义、悲观、消极、畏缩、动摇等表现和倾向；说赣东北的雇农工会是富农工会；说赤卫队、少先队没有成为群众武装斗争的组织，更谈不上是群众的武装组织力量，等等。把赣东北的各条战线、各项工作说得一团黑。"
大会提出要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及四中全会路线的彻底转变，提出要消灭富农，消灭大小商业资本家。甚至认为，中农是最危险的，应该打击，贫农也只能团结。
大会后，又调换了红十军的领导人，红十军的政委和参谋长，分别由聂洪钧、杜石公担任。这样，就使省委和红十军在组织上都置于曾洪易的控制之下。
为清除阻力坚决贯彻四中全会的国际路线，仅9月份，就开除了党员400余人。省委还认为3月召开的赣东北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于11月7一14日，又召开了一次赣东北工农兵代表大会，贯彻四中全会国际路线。
所以，赣东北党的“一大”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而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赣东北全面推行的开始。
曾洪易等用“国际路线”的旗帜和“反立三路线”的口号，吓唬和迷惑了一部分同志，方志敏、邵式平等当时也对“国际路线”认识不清，表示了满心欢悦的支持和拥护；但是对曾洪易等人在赣东北党的“一大”上那种“怀疑一切”，全盘否定赣东北党的一切工作的极左思想，从开始就有不同看法。
方志敏在狱中所写的遗著中说：
“这次会议，最大的缺点，是：(一)没有十分抓紧最中心的红军问题，如扩大红军，加强红军，改善红军中的政治工作，领导红军争取战争的胜利等问题，都没有特别有利的决议。
(二)对于已表现出来的右倾保守主义，没有尽情的揭发，给以打击。
(三)对于赣东北过去工作的优点，如团结群众工作，艰苦奋斗的精神，从前好几次反不良倾向的斗争等，都没有特地提出来，以作今后工作的教训，这未免有一概抹杀之处。此外还有其他错误。”
这段话说明，在当时的条件下，方志敏在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性，但对曾洪易等的极左思想，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的。以后在肃反、军事、土地等问题上，与之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斗争。
2、“王明路线”的直接后果——第三次反“围剿”的失败1931年7月，国民党在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的同时，调集第五十五师、第十八师、第四师和江西保安团、浙江保安团各一部，会同各县靖卫团、挨户团，共约16个团的兵力，开始对赣东北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
敌人兵分两路：
一路是第五十五师，自德兴、乐平至万年为一条包围线；一路是第四师、第十八师各一部及江西保安团第四团，自玉山、铅山至余江为另一条包围线；并在苏区周围建筑碉堡炮楼，联成一大包围圈，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向苏区中心区推进，寻求同红十军主力决战。
但敌人在部署上有一个弱点，怕红十军与中央苏区打通，故置重兵于信江沿岸，而在皖浙方面兵力薄弱，都是地方反动武装，也无堡垒炮楼。
在这种形势下，对于如何粉碎敌人“围剿”，省委领导人在军事发展方向与战略方针上发生了争议。曾洪易、万永诚等“在打通中央苏区的口号下，提出向西南(贵溪、余江、信江以南)发展的方向和持久围攻堡垒的战略方针。认为中央苏区在西南面，必须向西南发展，敌人的堡垒政策必须粉碎，不能粉碎，就不能战胜敌人。”
方志敏、邵式平等持不同意见，认为持久围攻堡垒是拼消耗的冒险主义的错误方针。他们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皖浙边界方向发展，采取游击战争，主动打击敌人，以巩固扩大根据地来打通中央苏区，以取得反“围剿”的彻底胜利。
可是，曾洪易等却认为，方志敏、邵式平等的主张是反对打通中央苏区，是在敌人堡垒政策面前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因而将邵式平军委主席的职务撤掉，以唐在刚接任。
从此，曾洪易等便指挥红十军实行持久围攻堡垒的战略方针。
敌人在哪里筑堡垒，红军就开到那里去进攻，使红军处处陷于被动，消耗实力。仅贵溪七区夏家岭敌人1个碉堡，红军受命攻打4次，均未攻克，部队伤亡过千人，红八十三团团长龙志光，弋横起义农民领袖、贵溪县委书记花春山，都在这次战斗中牺牲。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作战方针，不但没有打通与中央苏区的联系，敌人第三次“围剿”也未能粉碎，红十军伤亡惨重，被迫于1932年3月退到葛源进行整顿。赣东北苏区除横峰县城和各县的一些乡村外，大部被敌占领。
3、“王明路线”的直接后果——苏区肃反运动由于军事上的失利，苏区环境日益恶化。地主、富农蠢蠢欲动，并出现部分群众恐慌动摇、干部消极的现象。这时，适逢中共中央有指示要开展肃反运动。
曾洪易等把上述苏区发生的现象，都看成是反革命破坏的缘故。
1932年3月，鄂豫皖苏区肃反文件传到赣东北，他们认为鄂豫皖是进行肃反后才打了胜仗，于是提出“以肃反胜利争取红军胜利”的口号。
3月27日发出《肃反宣言》，号召“肃清一切反动派别，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9月8日，发出《赣东北省委为肃反问题致各县指示信》，强调“苏区的一切工作要以肃反为中心”。
22日，又以赣东北省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名义，发布《反革命改组派AB团取消派等自首条例》。
不久，省委收到中共中央9月25日的指示信批评在肃反问题上开展迟缓。这时，恰好有由上海派来做文化工作的潘务行、做工会工作的何东桥、做互济会工作的罗子华，对曾洪易及省委领导不满，曾洪易便对他们怀疑；他们在闲谈中提倡健康，要洗脚、爬山等，曾洪易认为是以“健康会”的名义进行“改组派”活动。
在红军中，一些领导干部亦因对曾洪易的领导不满而有议论，曾洪易也认为是反革命派别活动，首先逮捕了吴先民，实行逼、供、信。于是，赣东北慘痛的肃反就这样从地方和红军中开始了。
肃反一开始，方志敏、邵式平等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反革命虽有，但不致有这样多。吴先民等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忠诚党员，不会是反革命，并在省委常委会上同曾洪易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曾洪易即给方志敏、邵式平扣上对肃反动摇的帽子，加以打击、隔离反省，强制他俩写声明书，并在群众中公布。
从此，肃反越演越烈。从军队到地方，从上级到下级，从机关到农村，从赣东北到闽北，全面展开。在肃反过程中，既不相信同志，又不进行调查研究，只是滥加罪名，严刑拷打，指名逼供，乱捕乱杀。
红十军政治部主任吴先民、参谋长舒翼，地方起义领袖黄镇中、余杰、洪坤元、蓝广平，团省委宣传部长汪明、组织部长张天松，闽北苏维埃的创建人陈耿、徐福元，都被扣上“AB团”、“改组派”、“罗章龙派”、“第三党”等反革命罪名，加以杀害。
这次，反扩大化的错误，一直延续到1935年尚未完全停止，当时的省委还认为这是肃反的胜利。
肃反扩大化，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1)由于乱捕乱杀大伤了党的元气，造成干部动摇逃跑，人人自危，使党内产生一种严重的恐怖现象；(2)许多军事骨干被杀，影响了红军作战的情绪，减弱了战斗力，使军事遭受不断失利；(3)形成农村恐慌，群众对党怀疑，隔离了苏维埃与人民，党与群众的联系；(4)造成赤白对立，失去了苏区周围群众工作的桥梁，影响党的白区工作，在社会上种下了极坏的影响；(5)杀投降官兵，杀俘虏，破坏了党对投降兵、俘虏兵的政策”。
方志敏在遗著中对肃反斗争这一段历史，明确地指出，这次肃反有严重的错误，明显的表现在“肃反中心论”、“肃反工作的扩大化”和“肃反工作的简单化”三个方面，并列举事实进行了分析批判。
为了吸取教训，他沉痛地指出：
“我现在肯定的说，赣东北和闽北的肃反工作，是有错误的，无形中使革命受了不少的损失!应该用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来揭发过去肃反工作的错误，以作今后的教训。”
4、第四次反“围剿”何以胜利？1932年6月，蒋介石又调集4个师零1个旅的兵力，准备对赣东北发动第四次“围剿”。
曾洪易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以根本击破敌人的‘围剿'计划”的方针要求赣东北红军在敌人进攻苏区以前，不断向敌人进攻，打破敌人的“围剿”计划，配合中央苏区红军，以争取中国革命在湘鄂赣等省的首先胜利。
开始红十军奉命在信江北岸向敌出击，战果不佳；赤色警卫师于6月20日南渡信江进入余江、东乡地区作战，22日，在东乡境内遭敌袭击，师长祝荫龙壮烈牺牲，24日，被迫撤回北岸苏区。
随后，又向乐平、余干等地出击。红军从6月下旬至9月上旬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四出应战，结果，既没有打破敌人的“围剿”计划，也没有阻止敌人的进攻，而是疲惫和消耗了自己。
虽经方志敏号召苏区军民普遍组织“地雷队”，开展群众性的地雷战，但敌军仍步步进逼。赣东北又一次面临倾覆的危机。
在危急的情况下，曾洪易一筹莫展，这时，方志敏提出红军应避实就虚，声东击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闽北出击，以求打通与闽北的联系，并扩大闽北苏区，来打破敌人“围剿”的建议。9月上旬，在省委会议上，由于方志敏、邵式平等的坚持和多数人的赞同，决定红十军主力出击闽北，由方志敏负责领导这次行动。
9月10日，红十军由横峰县境渡过信江，12日到达武夷山北麓铅山县的紫溪，方志敏立即与会合的闽北分区委书记黄道闽北红军独立团团长黄立贵、政委薛子正等召开军事会议，制定进军闽北的作战计划。
15日，红军分两路分别攻占闽北重镇赤石街、星村街，均获全胜。20日，又攻占浦城。这几仗共歼敌约3个团，缴获长短枪480余支，机关枪2挺，筹款10万元，第一次缴获了2部完整的无线电台。
红十军在浦城休整了3天，成立了浦城县革命委员会，红军战士全部换上了新军装。这时，传来敌人集中5个师的兵力，开始对赣东北发动第四次“围剿”的消息，其中敌王锦文第七十九师正集结在铅山的紫溪、车盘一带，企图进攻闽北苏区首府大安，并阻挡红十军回师赣东北。
方志敏、周建屏等经过研究，决定迅速返回铅山，突袭来犯之敌。23日，红十军返回赣东北，在铅山车盘北五里峰，歼敌1个团。10月1日，在铅山建林洲渡河时，又击溃由黄沙港来犯之敌1个团，随即渡信江进入弋横中心苏区，4日回得葛源。
红十军出师闽北共22天，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在军事上，共歼敌4个团，缴获大批枪支，使闽北苏区发展到浦城、建阳、建瓯、松溪、政和、邵武、光泽一带，成为赣东北苏区联结中央苏区的桥梁；红军共筹款银元50万元，黄金千余两，并采办到一大批苏区缺乏的食盐、医药、布匹等物资，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这次胜利还大大鼓舞了士气，稳定了人心，为胜利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奠定了基础。
红十军回师赣东北后，省委采纳了方志敏等的建议，根据敌军分路进攻的情况，决定集中红十军和赤色警卫师打击敌第五师；以地方武装采取游击战对付其他各路敌军；同时，动员苏区广大人民群众支援作战，在敌军驻地周围和交通要道，安置竹签、虎箭、地雷、石炮、丝炮、陷坑等，特别是各地组织的地雷队，带领群众自制各种土地雷，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地雷战，弄得敌军寸步难移。
10月29日，敌第五师深入苏区中心占领葛源，但在红军、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袭扰和打击下，饥疲交困，疲于奔命，伤亡近千，被迫于11月上旬退出葛源和横峰县城。随后，其他各路敌军也先后退出苏区。
1932年12月11日，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决定，赣东北省改为闽浙赣省，赣东北军委改为闽浙赣军区总指挥部，唐在刚任总指挥，省委书记曾洪易兼政委。
1933年1月上旬，红十军改编为红十一军，军长周建屏，政委由方志敏兼任，政治部主任邵式平；与此同时，赤色警卫师扩编为新的红十军，军长由匡龙海代理。
红十一军建立后，根据中革军委命令，于1月25日渡信江与中央红军第三军团会师于贵溪上清宫，接着红十一军进入闽北，攻占光泽后又转向赣东，配合中央红军在宜黄的黄陂、登仙桥一带打了一个大胜仗。
随后，红十一军归入中央红军序列。10月，红十一军在中央苏区扩编为红七军团。
红十一军离开赣东北后，赣东北苏区处境极为困难。2月中旬，敌第五师、第六师调离赣东北，但很快又调来了第四师、第二十一师继续“围剿”赣东北苏区。
新红十军刚建立，战斗力较弱，难以应敌。开始在弋阳、贵溪对小股敌军打了几次伏击战，战果不大。随后，决定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浙西，才打开了局面，新红十军攻克开化后，大刀阔斧地开展群众工作，开辟了化(开化)、婺(源)、德(兴)苏区。
这3县县委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在德(兴)玉(山)边界的羊塘建立了羊塘特区；在婺源坑头一带建立婺源中心特区；在德(兴)玉(山)开(开化)3县交界的龙头山建立了化玉特区。这几个特区的建立，对牵制敌人保卫赣东北中心苏区起了很大作用。
不久，新红十军挥戈西向，返回周坊，会同贵溪县独立营、区游击队，歼灭了敌第四师、第二十一师各一部，至此，基本上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5、闽浙赣根据地的被葬送1933年10月，国民党纠集5个师加4个保安团的兵力，向闽浙赣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新红十军与敌作战2个月，消灭敌军一部。
11月下旬，福建事变发生，新红十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转到闽浙赣苏区东部执行扰乱敌人后方的任务，先后取得上饶罗桥、枫岭头和横峰姚盘山等战斗的胜利，歼敌2个多团，缴获了大批冬衣。
12月，中共中央调曾洪易赴中央苏区参加六届五中全会，方志敏接任闽浙赣省委书记。方志敏停止了极左的土地政策和错误的肃反政策。在军事战略上，注意向敌人力量薄弱的皖南、浙西发展，提出“保卫基本苏区，创造新的苏区”的方针，以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
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到1934年初，在浙赣边开辟新游击区百余里；在皖赣边8个县开辟新游击区300余里，并成立了皖赣边特委，在皖南5个县成立了江边特委，并建立了游击大队。
1934年2月，六届五中全会的决议传达到闽浙赣苏区，方志敏领导下的工作转变又被彻底否定。创造新苏区被指责为“分散红军”的分散主义；群众性的地雷战，是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
开始全面贯彻五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实行“以红色堡垒反对白色堡垒”，“不失苏区一寸土地”的错误方针。尽管苏区广大军民进行了英勇的奋战，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但在反“围剿”战争中，处处失利，节节败退，红军力量不断削弱，苏区日益缩小。
1934年11月初，由红七军团组成的抗日先遣队，从中央苏区转战3个月来到闽浙赣苏区，在皖南太平县境与新红十军会合。
根据中革军委电令，由方志敏主持，将两部合编为红十军团，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委，粟裕任参谋长，并成立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11月中、下旬，方志敏率领红十军团分两路先后出发，继续北上抗日。
12月，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在作战中壮烈牺牲；1935年1月，红十军团在敌军围攻下失败，方志敏被俘，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义。与此同时，坚持闽浙赣苏区斗争的红军，也被迫分散转移至外线进行游击活动。
至此，闽浙赣苏区最终被左倾冒险主义所断送。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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