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国景“外省”一词的来源，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文学的异质性?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文学的异质性
□杜国景
“外省”一词的来源
王富仁2001年的一篇论文，将当代中国文化界区分为五大亚结构体，其中一个是不同于“京海文化界”（北京、上海）的“外省文化界”。很快就有研究者在地域文学研究中引入了这个概念，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地域文学研究的理论视野”，并以此为基础考察20世纪河南文学及其它地域文学，有许多富于启发性的发现。
中国学者对“外省”的指认，有的比较客观，有的则存在套用、误用、乱用。如所周知，“外省”主要是西方文学概念，尤其要归功于法国文学的贡献。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9世纪那些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在那个时代的欧洲，繁华大都会以外，都是小地方、穷乡僻壤，意味着远离上流社会和主流社会，难免受到轻视、鄙视、歧视。自然也就会引起相应的抵制、反思和批判。从小地方出身的作家，如巴尔扎克，罗曼·罗兰，司汤达，福楼拜，狄更斯，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等，都有着明显的“外省”意识，甚至一生都未能摆脱。在他们很多作品中，主角都是一些出身贫寒，但觊觎贵族的奢华生活，一心想凭个人奋斗改变命运跻身大都会的乡下人、穷人。这些人物由于不择手段、野心勃勃，往往不得善终，因此又被上流社会和主流社会视为异类，他们的人生因此也就特别令人唏嘘。
美国文学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在评论亨利·詹姆斯的长篇小说《卡萨玛西玛公主》时，就曾拿它与《高老头》、《幻灭》、《红与黑》、《远大前程》、《情感教育》、《了不起的盖茨比》相提并论，认为这些作品中的“外省年轻人”，在性格、心理，以及个人奋斗的方式上极其相似，小说对社会的批判，对人性的鞭挞，对金钱世界的揭露，与“外省年轻人”追名逐利的命运沉浮紧密交织在一起。特里林想做的，就是为他们建立某种文学形象的血统关系。鉴于“外省年轻人”的英文“the youngman from the provinces”中的“man”原指男子，而事实上千方百计要由底层爬入上层社会的“外省年轻人”也包括女性，所以美国学者A.K.羌达后来又对这类形象作了扩充。他把巴尔扎克的《交际花盛衰记》、萨克雷的《名利场》、德莱塞的《嘉莉妹妹》等，也囊括在“外省”视角之内。所不同者，是艾丝苔、利蓓加·夏泼、嘉莉等女性人物比男子更富于冒险精神，更擅长利用自己的姿色。她们与《高老头》、《钮沁根银行》、《不自知的喜剧演员》中的拉斯蒂涅，与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索黑尔一样，都有相同的家庭和身世，都渴望从底层进入上流社会，在大都会出人头地，都是那种野心勃勃，禁不住金钱、名利、爱情的诱惑，最终导致人生悲剧的青年，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来路：“外省”。
中西“外省”概念的同与异
显然，欧美文学中的“外省”并非仅具有地理空间的意义，也并不只是边缘化或低一级文化形态的代名词。“外省”并不只是在文明程度、文化品味方面与大都会存在差距。它更重要的价值，是在资本、权势和由此而来的等级秩序的紧张对峙中，彰显社会肌体的创伤与人性的缺失。巴黎、伦敦、彼得堡等大都市所表征的政治、文化中心，在繁华、时尚、富足、奢侈外表之下，虽然开始发霉、腐败、溃烂，但金钱的光泽足以掩盖一切，使它有足够的诱惑力和腐蚀性，摧毁“外省年轻人”的精神支柱与道德理想，让他迷失、沉沦、堕落，走向深渊。
中国文学也有“外省”视角，甚至也可用来代指文化的边缘化。但在中国，“外省”却并不包含社会等级、经济地位的对峙，并非上流社会与底层贫民的分野。在法国和英国，巴黎、伦敦以外的所有地方都是“外省”，那是小地方与大都会的对举。而在中国，省与省之间统统可以互为“外省”。北京、上海、广州这类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商业中心虽然可以凭借其优势，居高临下地赋予其他行政区“外省”的意义，但那种优越感，主要也是来自文化，并不代表贵族血统、教养、时尚、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的炫耀。欧美文学的“外省”，意味着落后、封闭、世俗、粗俗、僵化、平庸，而中国文学的“外省”，则主要是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耕、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的差距，并且这种差距还往往掺杂了现代性启蒙与反思。城市文明病对人性的污染，是中国作家如老舍、沈从文等最为关切的内容，这一点，与西方作家形成鲜明对比。
把“外省”普泛化是生搬硬套
东西方的差别，乃是由“行省”内涵、历史文化背景等所决定的。行省在中国主要是行政区域管理制度。英文“provinces”所指的行政区域，包括乡间、乡下、小地方，尤其是首都以外的地区，包括它的殖民地。拉丁语“provineia在公元前2世纪初即有“省、行省”、“地区”的意思，另外也指“职责区域”，意思是拥有最高权力的罗马官员（一般是执政官、大法官）实行统治的任何地区，不分在本土还是在海外。
正因为着与西方完全不同的背景和内涵，所以中国人所说的“外省”，主要代表客观的地理位置，犹如说外地、外乡，并没有远/近、大/小、高/低、贵/贱的刻意对举，以及随之而来的鄙视或不屑。大都会来到小地方也可以被当成“外省人”。鲁迅给“乡土文学”命名，虽有从乡间到北京的“侨寓”之说，但他没有将外地、乡间说成“外省”。跟中国古代文献古籍一样，《在酒楼上》、《的成因》等篇提到“外省”，并不带任何贬意。中国有些作家和批评家后来在“文化边缘”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虽然已经带入了现代性语境。但即便如此，客观的用法也仍然存在。比如张炜的《外省书》有现代性语境，王富仁在“京海文化界”以外所指认的“外省文化界”等，都是客观的。鲁迅文学院第五届中青年批评家高级研讨班的50多名学员，因为都来自京都之外，有感于话语权的缺失，曾就“外省批评家”展开热议。但微妙的是，对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而言，“外省批评家”或“外省作家”并不能完全与籍贯相联系，道理很简单：中心城市并不是所有作家、批评家的出生之地，他们当中有不少就来自“外省”。北京、上海之所以与“外省”有所谓中心与边缘的区别，主要其实还在它有足够的吸纳能力，能够吸引“外省”人才。也只有具备这种功能，才称得上政治文化中心。
大体而言，王富仁对“外省文化界”的指认是比较客观的。虽然他说“外省”知识分子联系松散，很难称得起有一个文化界尚可推敲。但有些分析是有根据的，比如他说抗战时期是外省文化界得到最初发展的时期，那时的桂林文化界、重庆文化界、延安文化界，严格说来还不属于外省文化界，而是京海文化界的流亡地等，是让人信服的。但把“外省”普泛化，尤其将它等同于中国传统的地域文学研究，就属于生搬硬套了。如果用带有某种地域文化优越感的语言，讥诮、调侃“外省”的边缘、愚钝，那就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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