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总统文在寅于本月13日开启了首次访华行程，与此同时，其个人自传 《命运》中文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12月）也将于本月首发。据悉，《命运》中文版约35万字，内附60余张史料图片，是文在寅目前唯一自传，也是文在寅首个官方授权的外文译本。
从寒门之子、囚徒到特种兵、人权律师再到卢武铉幕僚，最终走向韩国政治的最中心，文在寅的个人生活和政治命运跌宕起伏，其自传是一部个人史，也是一部韩国现代史。
《命运》对韩国第16届总统卢武铉着墨较多。当年文在寅在庆熙大学以司法研修院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后，甘当维护弱势阶层权益的人权律师，与卢武铉缔结友谊，后来帮助卢成功当选总统，助力卢武铉进行了极具开创性的政治、司法改革，被韩国民众称为“卢武铉之影”。书中介绍了文在寅与卢武铉的相识相助过程，披露了韩国电影《辩护人》中的原型故事情节，以及他做卢武铉幕僚时期的政治感悟，并揭秘了卢武铉当选之后改革、去世的经过及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卢武铉之后，文在寅在书中还多次提及李明博政府抹杀卢武铉政府的政绩。
文在寅在自传中回忆了获悉卢武铉自杀前后的细节。”他曾担任卢武铉任期内的青瓦台秘书室室长，也是卢武铉坠崖身亡时的第一知情人。文在寅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为痛苦，最为煎熬的一天，2009年5月23日（卢武铉逝世当天）。”以下是书中这一段内容的摘录，原标题《路祭：50万人的海洋》，澎湃新闻（thepaper）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文在寅在军队（本文图片均来自《命运》）
刺耳的电话铃突然响了，清晨的睡意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时间点，会是谁呢？”这么早打来的电话总是让人感到莫名的不安。
“室长，我是庆洙。”
“嗯，什么事？”
“请您现在就过来一趟吧。总统（时任总统卢武铉，1946—2009）出门散步，从山上摔下来了，好像是从猫头鹰岩上。原因我们还不清楚，现在警卫员正护送总统去医院，据说情况很严重。”
“什么，情况严重？你的意思是有生命危险？”
“准确情况我也不清楚。这是警卫员说的。到了医院应该就能清楚了。”
金庆洙是总统在峰下村（卢武铉的家乡，他总统任期结束后选择回到家乡）期间的秘书，他这么早给我打电话，直觉告诉我这一定是与总统有关的紧急事件，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竟然是这么严重的事……
“你说总统清晨出去散步？他最近经常散步吗？”
“不是的，调查开始后，总统根本不可能出门散步，这次是隔了好久才出门的。”
这个情况我清楚。调查开始以后，总统就一直闭门不出，取消了一切外出活动，他很在意记者的照相机。总统为什么今天突然去烽火山散步了，竟然还从猫头鹰岩上摔了下来，情况还很严重？！
我努力压制着心中不祥的预感。
金庆洙说他先把总统送到就近的世英医院，确认要不要转到大医院之后再和我联系。我撂下电话马上做好了出门的准备，可金秘书一直没来电话，这回轮到我给金秘书打电话了。他说自己也一直没接到后续情况的电话，另一位秘书文龙旭已经赶到现场了，他只要一接到文秘书的消息就马上联系我。
我心急如焚，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都是煎熬。
过了许久，文秘书终于打来了电话。
“总统病危，伤势很严重。世英医院说他们没办法了，最好立刻转到大医院。我们正在去梁山釜山大学医院的路上。请您直接去那里吧。还有，我听警卫说总统好像是从猫头鹰岩上跳下来的。金庆洙和朴恩河两位秘书在总统的电脑里找到了遗书。”
“从猫头鹰岩上跳下来？怎么会……？”这个疑问在我的脑海盘旋，不祥之感再也压制不住了。
接电话时，妻子在旁边一脸紧张，不知所措，我什么都没说就出了家门。坐在车里，握着方向盘的手一直在颤抖，我不停地深呼吸，强挺着开车。
这是我一生中最为痛苦，煎熬的一天，2009年5月23日，那一天就是这样开始的。
釜山大学医院位于梁山，我从没去过，本来就心慌意乱还要看路标指示，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地方。我都记不清自己是怎么到那里的。到了医院，文秘书出来接我，他表情惨淡，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总统被送到了特别病房，这里禁止闲杂人员出入，我必须亲眼看见他的情况，不知糟糕到什么地步！
我走进了病房，总统已经闭上了眼睛，那凄凉的情景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
总统身上插着各种人工延长生命的装置，机器上还有信号。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还有希望！还不至于……”
医生们向我陈述了实情，信号只是因为心脏起搏器在起作用，只要机器一撤，信号马上就会消失。也许，医生从我的表情中看出我还存有“万一还有希望……”的幻想，于是，又做了更明确的解释：总统在到达医院之前就已经是医学上的死亡状态了，这与此前世英医院的结论一致。他们判断总统在事发现场就已当场身亡了。安装心脏起搏器只不过是为了安抚不想放弃的家属的情绪，也是为了给家人们留出时间，好做最后的决定……听到这些，我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文秘书把从警卫员那里听来的事情经过向我做了转述，不久，金庆洙秘书带来了从总统电脑里打印出来的遗书。显然，这不是场意外，而是总统自己选择的有计划行动。我一言不发，头昏脑沉。
这时，主治医生和我说：
“夫人来了，请您转告她，总统已经没有生还希望了，我们需要她的同意，才能撤除人工延长生命装置。我们说这话不太方便，还是请室长您转述吧。”
听了这番话我回过神来：“是啊，我不能这么失魂落魄的，得考虑该干什么，接下来怎么办，我必须马上做出判断和决定。振作起来！冷静点！”
想到这里，我又犯了难：夫人马上就到，应该让她看到什么样的总统呢？我把我的顾虑告诉了医生，他们也有同感。医生们最终决定让夫人先等一会，他们立即为总统皮肤撕裂的地方进行缝合处理，把血迹擦拭干净。
夫人当时已经站不住了，得到医生的许可后，在别人的搀扶下与总统见了面。此时的总统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干干净净的，脸上没有任何伤痕，表情也很温和。夫人看见了这情景完全缓不过神来，丈夫两三个小时前还跟自己在一起，现在却成了这样，她当然无法接受。
更让人痛苦的是向夫人说明情况。夫人来之前，只听说“总统从山上摔了下来，情况不太好”，后来又听说世英医院无能为力，转院去了梁山的釜山大学医院。她猜到了情况相当不好，仅此而已。
秘书们实在是难以如实汇报，我道出了实情——总统是自己从猫头鹰岩上跳下的。夫人对此难以置信，我给她看了遗书，夫人当时就瘫倒在地了。
下面的话要说出口就更艰难了：“现在，总统只是依靠人工生命起搏装置而已，在医学上，总统已经去世了，医生也认为没有生还希望了。现在我们除了撤掉人工装置，没有其他选择，夫人您拿个主意，就让总统安心走吧。”医生也表示了同意。
看到夫人失声痛哭，我也坚持不住了，实在太痛心了。夫人一直在哭，刚好一点儿，又接着哭，过了许久才勉强打起精神，表示了同意，于是心脏起搏器被撤除了。
2009年5月23日，上午9时30分，他走了。
文在寅和卢武铉
得让国民知道实情。和医生商量后，决定由我宣布总统去世的消息，以及去世的原因，然后再由医生团队进行医学说明。我只准备了短短几句演讲稿，就站在了众多媒体的面前。发布会现场挤满了记者，几百个闪光灯不停闪烁，现场气氛就像马上要爆炸一样，可我对此毫无知觉，即使环境如此嘈杂，我感到的只有可怕的寂静，一切的一切就像静止的画面。
“这是一件让人备受冲击又无比痛心的事，前任总统卢武铉于今日上午9时30分，在梁山市釜山大学医院逝世。各种情况表明，总统于今天上午5时45分左右外出，前往烽火山登山，于上午6时40分左右从烽火山岩石跳崖。当时总统身边有一名警卫员，事发后，警卫员立即将总统送往最近的医院，因病情危急又转至釜山大学医院，但最终总统于不久前，也就是9时30分不治身亡。总统为家人留下了简短的遗书。”
宣布如此严重和复杂的情况，我也就用了一分钟的时间。当时，我已经无话可说，记者们也没再追问什么问题。
现在我们得集中精力处理后事了，接下来该把总统安置在哪儿？我告诉峰下村那边迅速准备灵堂及香堂。
医院被挤得水泄不通，看着这些布满泪水的熟悉面孔，想必他们也和我一样，要花多久才能接受这个事实啊！蜂拥而至的还有执政党、在野党的政界人士，李明博总统的秘书室室长虽然上任后连招呼都没打过，此时也到了。悲伤的人们恨不得抱在一起痛哭，吊唁和问候混杂在一起。
而我只想一个人待着，哪怕几分钟也好。有人递了一杯茶过来，我盯着茶杯出神，突然想起与总统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我第一次见他，与他聊天时面前也放着一杯茶。那一天的我们是那么年轻，那么耀眼……
文在寅悼念卢武铉
2009年5月23日，前总统卢武铉去世的消息给全体国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参与政府的人士听到新闻后，陆续赶到了釜山大学医院。
人们不相信这个消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发问。很多人怀疑，他真的是自己跳下去的吗？每次向人们解释的时候，我脑子里就会再一次浮现第一眼目睹的总统的惨状。考虑到夫人可能承受不了打击，医生对尸体做了一定程度的美化。在此之前，看见过惨状的只有警卫员、秘书文龙旭，还有我三个人。发表总统去世的消息，向人们解释事件的经过，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极为残忍的。但这些事情只能由我来做，我真是痛恨自己这样的处境。
接到总统噩耗的同时，无数自责涌上了心头。总统去世前一周，我没有去峰下村。虽然也没什么特别的日程安排，但也没有非去不可的要紧事。当时总统已经接受了检方的调查，而检方也没做出什么决定。
最开始，我想着得做好准备，万一检方申请逮捕令怎么办？为此我经常去峰下。即使后来确认不可能申请逮捕令了，我觉得检方很可能马上就会提起不拘留起诉，也一直去峰下商量对策。可后来检方没有做任何决定，时间一长我觉得让总统对这件事别太在意，休息休息似乎更好。更何况总统见到我也觉得有些惭愧，我想还是尽量让他一个人休息比较好。
而且那段时间，无论是总统还是律师们，都坚信即使检方起诉结果也肯定是无罪的。任何人都想不到总统已经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一切全都抛弃掉。
后来我才听说，总统去世前最后一个周末是自己过的。他连写书都放弃了，《进步的未来》这本书是他始终不肯罢休的。19日上午，他还和与自己一起写书的尹太瀛、杨正哲两位秘书官说“辛苦你们了”，然后就把所有事情都放下了。见了几个人是他最后做的事情。21日傍晚，除了同村的朋友工会主席李载雨来待过一会儿，从19日下午到23日清晨，他谁也没见。前一天，他亲自到家中秘书官待的地方拿烟。就像做最后的告别似的，他出神地看了他们很久，但是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然后就是23日清晨离开家，踏上了那条不归路。
他自己一个人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度过了无比孤独的时光，一直到最后下定决心，包括我在内没有任何人在他的身边。当刚看到遗书的巨大冲击渐渐消退后，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头脑中酝酿这封遗书的？
这样的文章不可能是打开电脑后才开始思考的，总统一定是在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在自己的心中酝酿许久了。
第一句“我欠了太多人的情”，是在下面的文字全部录入电脑后又打进去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是把自己的遗书读了一遍又进行了修改，这很符合他的性格。总统最后到底酝酿了多久？这个想法至今还在折磨着我。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他在主页上写下“大家应该抛弃我”这句话时，我都没能完全猜透他的心。他该有多么孤独啊！
连我都无法相信的事，别人怎么能够相信呢？无论是国民还是记者，没人能相信这是总统自己的决定。我让金秘书公开遗书全文，分发给记者。最早打印出来的那份，我给夫人过目后就放在了自己的怀里。直到现在我都把这份遗书放在我的记事本里带在身上。没有特别的理由，就是不能扔，仅此而已。
我和人们一起讨论应该把灵堂设在哪里。最后我们决定不在医院设置临时灵堂，马上回到峰下村，让峰下村那边立刻准备临时灵堂。当时正在峰下村的秘书官金正浩在村里人的帮助下急忙开始动手了。
妻子带着我的黑色西装、黑色领带，哭着赶到了医院。我现在成了办理总统丧事的丧主。
峰下村来消息说临时灵堂准备好了，天黑时分我们护送总统回到了那里。从早上出门散步到现在，不到12个小时他又回来了，但这一次，回来的是冰冷的尸体！
峰下村聚集了很多听闻噩耗赶过来的人们。我没有时间跟大家一起悲伤，因为我还要去村里开会准备葬礼的事。我主持了这个会议，大家一起讨论了很多具体工作，一直到清晨。
如此漫长的5月23日终于过去了。这是我生命中最漫长的一天。没有哪一天比那一天更让我后悔自己做了最后一任秘书室室长——从确认尸体到发布噩耗，再到主持治丧会议，我不能一个人独处，也不能哭……
遗体告别仪式简直就是眼泪的汪洋。仔细想来，过去的几天里我都没有机会放声大哭，只是在峰下接受人们吊唁，见到哭泣的市民跟着流过泪而已，而且都是马上就得整理好情绪。
前任总理韩明淑悲痛欲绝的悼词又触发了我的眼泪，“总统！总统您现在在哪里？”听到这，我也泪流不止。
李明博总统敬献花圈时，发生了件小事。满腔怒火的白元宇议员突然起身，冲着总统高喊：“政治报复，谢罪！”我能理解他的心情，但是作为丧主，我得道歉。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我以国民葬礼委员会运营委员长的身份向李明博总统道了歉，我低着头说：“是我们失礼了。我们对前来吊唁的客人礼数不周。”治丧委员长前任总理韩明淑也是同样的想法，跟着我一起道了歉。李总统回答道：“没关系，我能理解。你们不用放在心上。”后来检方还是对白元宇议员以妨碍葬礼罪提起了诉讼，最后又宣布无罪。
金大中总统献花后，来到了卢总统遗孀权良淑女士的身边，当时我就坐在后面，所以看得很真切。金大中总统可以说是这个国家最有威望的长者了，当时他已经控制不了伤心和悲痛，哭得整个脸都扭曲了。我还拜托老人家发表悼词，结果招致政府人员的反对，想起这个我就更加痛心。不仅是那一天，卢武铉总统去世后，金大中总统作为国家的长者和最高领导人所表现出的风度确实让人发自肺腑地钦佩。不久之后，金总统也撒手人寰，让我又经历了一次撕心裂肺的伤痛。他老人家本来身体状况就不好，再加上卢总统的事情，身心都遭受了巨大打击。他亲自前往首尔站香堂，接下来还参加了那么长时间的遗体告别仪式，这些都对他的身体造成了关键性的伤害。我一想起这些就愧疚不已。
遗体告别仪式上，四大宗教团体负责人分别主持了宗教仪式。佛教是当时奉恩寺方丈明进大师，基督教是韩国基督教教会协会总务权五成牧师，天主教是宋基寅神父，圆佛教是首尔总教区长李善宗。我对他们几位都深表谢意，特别对不起的就是明进大师。当时大师正在奉恩寺进行千日闭关修行，距离一千天就剩下几天了，但他还是出了山门接受了我们的请求，这让我们不是一般地内疚。后来他还遭到了政治迫害，让我们更是深感不安。
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灵车队伍朝着首尔广场的方向前进，当时的场面真是人山人海。无数的市民从四面八方涌到了市中心，将这里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当时跟在灵车后面，人们不断地鼓励我们“加油”。巨大的人潮和灵车一起朝着首尔广场徐徐移动，普通老百姓特别多，其中年轻女性相对较多，残疾人也有不少。我能感受到这些普通民众内心深处是多么地爱戴总统。很多人都恨不得亲手触碰一下灵车，这让我们的队伍行进得非常缓慢。
超过50万人一起参加了路祭。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一起唱歌，一起呐喊，一起哭泣。我哭得昏天黑地，根本不知道舞台上都发生了什么，只能感受到现场的氛围。
路祭时人们在天上看到了神秘的五彩云。我们都吃了一惊。这是我人生中第三次见到这样的神秘现象。
第一次是很久以前，具体时间记不太清了。当时数十万名天主教信徒聚集在汝矣岛广场召开信仰大会，好像是教皇若望·保禄二世访问韩国或者什么事情。母亲说要去参加，我就带着她去了，当时正对着广场的天空上十分鲜明地显现出了硕大的十字架。这件事在天主教内部也被奉为奇迹。
第二次是2005年，曹溪宗总务院长法长大师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曹溪寺举行。我以青瓦台代表的身份参加了。我做民政首席和市民社会首席时，是佛教与青瓦台联系的窗口，因此有缘拜会过大师几次。当年赐牌山隧道和千圣山隧道问题让参与政府很为难，大师曾经在中间做了很多工作。大师圆寂后，没有选择一般的佛教仪式——火化，而是参与了“分享生命运动”，将身体捐赠出来，令国民深受感动。他圆寂之前不是唱着《涅槃颂》，而是留下了一段名偈：“我有一个小行囊，没有口来没有底，装啊装啊装不满，倒啊倒啊倒不空。”这段话朗朗上口，深得人心。那天的仪式中途，人们明显地看到了平时难以见到的日晕——以太阳为中心，外围环绕着非常完美的圆环。所有人都觉得太神奇了，有人说只有汇聚了人们的精诚之气和虔诚之心，才会形成一股气，出现这种现象。
路祭结束后，当灵车再次启动时，市民一而再、再而三地抓住灵车不放，车到哪里人们就跟到哪里，路边被源源不绝的人潮挤得像铁桶一般。他们悲痛欲绝的样子看着都让人揪心，车也无法加速，过了首尔站才总算是与人潮作别了。临别之际，我作为代表对市民们说：“真是太感谢大家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
水原火葬场。在无数国民的伤心与哀悼中，总统化成了一撮灰尘。我们让夫人与女儿静妍在外面等着，建昊与我将火葬后的遗骨收起来，仔细碾碎后放入骨灰盒中，完成了最后的程序。
直到第二天凌晨2点，我们才将总统的骨灰送到了峰下村净土院。本来按照习俗是不应该过12点的，我们原本也是这样计划的，但灵车在首尔市中心试图驶离追悼人群时花费了太多时间，我们也没办法。当我们把骨灰安置到净土院的仪式结束时，已经是凌晨3点钟了。国民葬就此结束。
文在寅 著，王萌 译，《命运——文在寅自传》，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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