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湾周边发展迅速。南方日报记者 朱洪波 摄
开栏语
足全局谋未来，跳出深圳看深圳。即日起，南方日报、南方 特别策划推出“深圳策”系列报道，紧紧围绕下一步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问道于专家，献策于深圳，谋划新未来。敬请垂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全球标杆城市、综合改革试点……近年来，土地面积仅约2000平方公里的深圳，迎来一次又一次定位升级。
经历四十余年的跨越式发展，深圳基于生态有限承载力的城市空间拓展已到“天花板”。城市人口密度高于新加坡、香港、东京，是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城市治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配套也面临巨大压力。
“小”深圳如何创造“大”未来？跳出深圳谋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的区域背景下，放宽放远“城市—区域”的视界，建设深圳都市圈成为破解发展挑战、再担先锋使命的关键词之一。
2021年被称为深圳都市圈元年。广东省“十四五”规划首次以政策形式提出建设深圳都市圈，意味着深圳正式迈入都市圈时代。
深圳、东莞、惠州全域和河源、汕尾两市的都市区，是深圳都市圈在空间维度上的定义。
究竟是深圳更需要都市圈，还是都市圈更需要深圳？从“建群”到“出圈”，深圳都市圈要真正实现从“5座城”到“1个圈”，可谓任重道远。
南方日报记者 陈熊海 张光岩
策划：甘雪明
统筹：曲广宁 张光岩
都市圈现状
深圳亟待破解空间过载等挑战，规模与质量如何平衡
“从城市走向区域，建设现代化都市圈，是深圳破解空间过载、创新挤压、外向发展不确定等挑战，从特区走向先行示范区，迈向全球标杆城市的必由之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院长方煜研究深圳都市圈话题多年。在他看来，当前，生态圈、通勤圈、产业圈、创新圈为深圳都市圈描绘出一个地缘相接、人文相亲、要素高度密集联系的生动图景。
方煜团队的调研结果显示，深圳都市圈内，每天60万人次跨城通勤，手机产量占全国总量近50%，每天诞生1000个以上的专利申请。
尽管边界两侧的行政区域各异，但对于每天往返深圳坂田和东莞松山湖的1.32万华为人来说，人们感受到的是十分“模糊”的城与城之间的界线体验。
“华为业务外迁东莞松山湖，中兴生产研发基地落户河源，比亚迪进军汕尾，部分总部在深圳的高科技企业逐步将其制造环节迁往周边。深圳的辐射带动作用早已突破行政界线，率先在产业经济、营商环境等方面显现。”方煜说。
深圳都市圈尤其是深莞惠已经形成了一个高度一体化的经济体。方煜提到，深圳都市圈形成了世界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总部在深圳、研发在东莞或惠州、组装制造在惠汕河的区域分工格局已经形成。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唐杰也认为，分工深化导致产业集群水平的提升，造成的滚雪球效应会溢出行政空间进入一个经济空间，其扩散过程构成了城市群的分工体系。
从行政空间到经济空间，深圳都市圈尤其是深莞惠三市，无论从面积、人口还是GDP来看，已经成为一个与北京、上海相当的城市集合。
经济学者金心异表示，深莞惠已经成为一个共同的产业体、经济体和城市体、社会体，是一个跨越行政区域的创新“热带雨林”。不过，他也认为，不同行政区域相当于一个个“农场”，“农场主”在努力规划自己区域内的种植，尽量把公司保留在“行政区经济”中，但现代企业不能只在有限的地理区域中运营。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副院长杨家文建议，作为内外循环相互支撑的战略节点，深圳需要不断突破行政边界局限，建设以深圳市为核心的都市圈，为承接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奠定地方基础。
在深圳都市圈建设上，应坚持质量提升，摒弃规模扩张。首先，积极优化中心城市主体功能，向外疏解非中心城市功能。
其次，发挥深圳超大城市的核心带动作用，推动相互补充、一体支撑、有机循环的都市圈发展格局。
再次，依托政策创新优势，建立成本共担、利益共享、权责分明的都市圈管理、财税和协调机制，推动城市间一体化、均衡化发展。
都市圈破题
“边界洼地”现象凸显，“5座城”到“1个圈”还要迈过哪些坎
早在2009年，深莞惠都市圈党政领导联席会议（2014年汕尾市和河源市加入）便首次召开，至今“3 2”党政联席会议已召开十余次。
然而，“建群”十余年，深圳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方煜提出，从经济社会发展看，深圳都市圈第一圈层经济人口高度集聚，第二圈层、第三圈层人口和经济集聚力明显下滑，呈现外圈层“塌陷”状态。
与东京都圈进行对比，深圳都市圈第一圈层经济总量是东京都圈的50%，第二圈层是东京都圈的25%，第三圈层是东京都圈的10%。
从交通联系上看，都市圈以传统公路运输为主，但主干道整合度不够，在惠州与深莞边界形成“断层”。
从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看，教育、医疗、文体等设施的布局存在较为严重的“边界洼地”。
一个广为关注的问题是，都市圈内地铁衔接不畅，深莞惠规划衔接的14条地铁中，无一建成开通。相比之下，广州都市圈的广州至佛山之间已经有3条地铁直连运营，已开通、即将开通或正在修建的城际铁路数量超过8条。
一方面是都市圈经济上的扩张趋势，另一方面是都市圈行政上的限制，让市场力量与行政力量产生内在张力。
杨家文建议，在既有都市圈党政领导联席会议和一体化行动方案基础上，探索成立深圳都市圈交通规划委员会，负责区域交通规划建设，赋予单列预算，实现跨行政区交通弹性协调向实体制度转变。
金心异认为，要推动深莞惠等城市一体化，应让协调主体具有人、财、物三方面的领导权力。“深圳都市圈能否成功，关键是看能否打破行政管理体制的限制，能否使深圳获得统筹莞惠临深地带空间政策、产业政策、社会政策的一定权力。”
方煜建议，其一，用“-”做“ ”，建设深圳破解空间资源约束和疏解非核心功能的突破口。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加速区域功能和产业统筹布局优化，推动深圳的非核心功能向周边区域疏解，对深圳核心功能向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迈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二，1 4＞5，构筑深圳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重要载体。在新冠肺炎疫情、“逆全球化”思潮、科技脱钩不断升级的当前，以深圳和东莞为核心的世界级电子信息产业发展面临多维度冲击。守住“保产业链供应链”经济生命线，确保主导产业健康平稳发展应是深圳都市圈的共同议题。
其三，从“5”到“1”，打造区域治理创新样板。都市圈建设是区域治理的重要抓手。但目前，行政壁垒仍是国内城市区域协同发展的普遍困境。深圳先行示范区有责任成为区域协同治理的先行者、探索者，以推进高质量发展和资源统筹为切入点，探索建立跨区域产业转移、园区合作、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分担和产值、税收共享机制，实现从5个城市向1个紧密协同的都市圈转变，打造区域治理试验田和创新地。
“都市圈是国家发展命题的又一次深圳实践，有可能将再次定义深圳作为创新城市的全球标杆意义，展现深圳敢为天下先的先锋性价值。”方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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