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征服》：〔英〕杰森·沙曼 / 黄浩 / 重庆出版社 / 2022-3-1 /
文丨云海
近代欧洲的历史，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当今国际关系格局的理解。三十年战争后（1648）近代主权国家的形成，逐步构建起今天以主权国家为国际法主体的世界体系。在国际体系形成的过程当中，欧洲的崛起无疑是一股强劲的主导力量。而对于欧洲的“发迹史”，主流的欧洲中心论将军事革命看作西方在近代早期称霸全球的驱动因素。
这种军事革命论认为，欧洲国家间军事竞争和火药武器的决定性作用，促进了早期欧洲的崛起。如军事历史学家迈克尔·罗伯茨（1955）指出，欧洲在1550年至1650年发生了快速的军事变革和政治变革，得益于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的联动过程，军事革命使得近代世界彻底从中世纪中脱离出来。这种军事变革表现为欧洲人对规模更大、更常备化、维护成本更为高昂的军事组织的追求。其后果是，更多的资源产生更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而又带来更多的资源。相反，那些在竞争中落后的就会遭到痛击甚至淘汰。
换言之，自16世纪开始，欧洲内部激烈的安全竞争，促进了军事技术的发展，而凭借更为先进的军事技术，欧洲人成功在美洲、非洲和亚洲实现扩张，建立起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体系。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似乎印证了这种达尔文式优胜劣汰的军事革命思想，似乎证实了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正确。
然而，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反驳。剑桥大学杰森·沙曼教授在《脆弱的征服 : 欧洲扩张与新世界秩序创建的真实故事》一书中，就批评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地域偏见，指出军事革新并没有让欧洲人在近代的战争中占据优势，军事革命论夸大了欧洲人的胜利，同时还掩盖了亚洲帝国的力量。
作者在考察了1500至1750年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海外战争行动后发现，军事革命论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首先，欧洲人在海外的作战方式与在欧洲本土部署大量军队的方式几乎完全不同，推进欧洲在世界扩张的小型的远征部队，其中大多数还是私人部队，如临时组建的探险队或者东印度公司等拥有特许权的“主权公司”。其次，这一时期欧洲人在与亚非政权（如波斯帝国、莫卧儿帝国、明清帝国、奥斯曼帝国等）的冲突中并不存在军事优势，西班牙征服者在美洲取得的最为著名的胜利，是疾病、当地盟友和冷兵器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是欧洲人带来的疾病，让美洲强大的帝国人口锐减，不断地削弱了原住民的抵抗力量。再次，欧洲军队的压倒性优势通常体现在海洋上，而大多数强大的亚非帝国都只关心对土地和人民的控制，对海洋漠不关心，所以，这一时期欧洲人致力于通过重要港口和海上航线对海上贸易进行军事化控制，而非对大陆国家的征服，这使得双方得以勉强共存。
基于上述史实，作者将1800年之前欧洲的成功扩张活动形象地称为“脆弱”的征服，认为西方的胜利并非历史的必然。
1800年以后，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形势发生了变化。相比于面对非西方军队时负多胜少的近代早期，在19世纪的“新帝国主义”时期，欧洲军队击败了几乎所有非西方的强大对手。此后，欧洲与其它文明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并对今天的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作者依然坚持认为，即使是在19世纪的帝国征服战争中，欧洲人的后勤与组织，动员当地盟友和调动资源的能力，以及利用对手的不团结，这些因素对于胜利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先进武器。比如，作者认为，鸦片战争时期清帝国军事衰败的深层次原因不是固步自封，而是国内的政治和财政出现了问题。
到了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后，一个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现代国际体系取代了先前的帝国殖民体系，帝国存在的合理性变弱了。在亚非拉国家一系列的去殖民化战争和起义中，欧洲帝国陷入了崩溃。作者尖锐地指出，这一时期，欧洲大国打赢了大部分的战役，却输掉了大部分战争。即使是美国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伊拉克、阿富汗等海外军事行动中，也不断地重演这一戏码。
因此，作者主张，在欧洲帝国的建立和崩溃过程中，我们应该进一步审视思想和文化的重要性，而不是过分夸大军事技术的作用。军事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隐蔽的制度、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通常都很难受到影响，无法刻意去改变。
在全书的结尾，作者甚至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西方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是相对短暂的，因而，如果这种主导地位现在受到西方以外的大国崛起的挑战，也就没有那么令人惊讶了。假设某一天中国或印度成为21世纪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过是1700年左右历史的重演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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